创建特科的周恩来，临终前仍对一位党外情报人员念念不忘，他是谁

1975年的寒冬，周恩来总理躺在病榻上。他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和中央调查部负责人叫到身边，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些往事。在这些往事中，有一个名字让在场的人格外关注。这个人，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正式的特科成员，但在中国共产党最危难的时期，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巧妙地游走于国共两党之间，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在生死边缘拯救了无数革命同志。为什么周总理在生命最后时刻还念念不忘这位特殊的情报人员？他究竟为党做出了怎样惊人的贡献？他又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完成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让我们跟随历史的脚步，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一、中央特科的创立背景

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广州等地掀起了大规模＂清党＂运动。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情报保卫机构。同年5月，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军事部下，一个秘密的特务工作科应运而生。

这个特务工作科初期规模很小，只有十几个人。但正是这个小小的机构，为后来中央特科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经验。当时的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党的工作人员经常需要在深夜里转移办公地点，有时甚至要在露天完成重要文件的交接。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将党中央机关迁往上海。选择上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里不仅有租界的特殊环境，还有复杂的社会结构可以作为掩护。更重要的是，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在这里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地下工作网络。

1928年初，周恩来在上海组建了一个秘密的军事情报组。这个组织的成员大多由退伍军人和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组成。他们通过在码头、工厂等地方潜伏，收集各类军事情报。这些情报为后来特科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基础。

同年夏天，周恩来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一个特别训练班。这个训练班表面上是一个普通的补习学校，实际上是为特科培养专业人才的基地。在这里，学员们不仅要学习如何识别可疑人物、如何进行秘密联络，还要掌握密码编写、情报传递等专业技能。

训练班的课程十分严格。每位学员都要经过反跟踪、暗号使用、秘密接头等实战演练。有一次演练中，一名学员在执行任务时发现被跟踪，他立即采取了连续转弯、突然加速等方式，最终在一个小巷子里甩掉了跟踪者。这次经历后来被编入了训练教材。

到1928年秋天，特科的组织框架基本成型。周恩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将特科划分为不同的业务科室。每个科室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这种科学的组织结构为特科后来的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组建特科的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注重建立严格的纪律制度。他要求每个特科成员都必须严守组织纪律，任何时候都不能暴露身份。为了确保安全，特科成员之间采用单线联系，互不交叉。这种严密的组织方式，使得特科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二、特科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模式

随着中央特科的正式成立，一个严密的地下情报保卫系统逐步形成。特科下设四个主要科室，各司其职，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地下工作网络。

一科作为总务科，承担着特科的基础保障工作。科长洪扬生曾在上海滩经营一家商号，这为特科提供了良好的掩护。一科在上海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分别设立了多处秘密联络点，这些联络点往往伪装成普通的商铺或者民宅。一科还专门建立了一个营救网络，在党的同志被捕后第一时间展开营救行动。

二科即情报科，由陈赓担任科长。这个科室培养了大量的情报人员，他们中有的在报社做记者，有的在商行当职员，甚至还有人在敌人的机关里任职。二科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情报传递系统，采用＂迂回递进＂的方式传递情报。情报员将收集到的信息先交给联络员，再由联络员转交给负责人，最后才送到特科。这种方式虽然看似耗时，但极大地保护了情报人员的安全。

三科是特科的行动部门，主要负责打击叛徒和保护重要同志。三科成员都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他们在行动时采用＂前三后三＂的战术配置：前方三人负责警戒和打击，后方三人负责掩护和撤退。这种战术在多次行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科即交通科，由李强负责。这个科室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地下交通网络，为党的文件传递和人员转移提供保障。交通科的工作人员要熟记几十个秘密联络点的位置和暗号，并且要随时准备改变路线。他们甚至在火车站和码头都安排了秘密接应人员。

特科在选拔人员时有着严格的标准。首先要考察对方的政治立场和革命意志，其次是专业能力和社会关系。每位新成员都要经过至少三个月的考察期，期间要完成多项实战训练。有一次，一名新成员在考察期内发现自己被跟踪，他立即采取了连续转车的方式，最终在一家茶馆里甩掉了跟踪者，并及时向组织报告了这一情况。

特科的日常工作遵循着严格的保密制度。所有成员都使用代号，彼此之间互不知道真实身份。重要的情报会用密码加密，并通过多个渠道传递。即使是在同一个科室工作的同志，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特科规定，任何两个成员见面时间不得超过五分钟，地点必须经常更换。

为了应对敌人的破坏，特科还建立了一套应急机制。一旦发现有成员被捕或者叛变，就立即启动紧急预案，转移相关人员，销毁文件，切断联系。这套机制在1931年的一次大搜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功保护了大批地下工作人员。

三、关键人物的引入与培养

特科的发展离不开一批特殊人才的加入。这些人中，有的出身名门，有的是商界精英，还有的是普通工人。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被发掘，最终成为了特科的重要力量。

1929年春，特科在上海一家丝绸店发现了一位特殊人才。这位年轻人表面上是丝绸店的学徒，实际上精通密码技术。他曾在电报局工作过，对各类密码系统了如指掌。特科经过三个月的考察，最终将他吸收进密码组。这名同志后来成功破译了多份国民党的军事电报，为党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情报支持。

特科在发展党外人士时，创造性地采用了＂双线联系＂制度。每位党外人士都由两名特科成员分别负责联系，一人负责工作联系，一人负责生活照顾。这种方式既确保了工作的连续性，又加强了对党外人士的思想引导。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就有一位职员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特科的秘密协助者，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地下党转移大量经费提供了便利。

为了培养更多的情报人才，特科在法租界设立了多个秘密培训点。这些培训点表面上是各类补习学校或者职业培训班，实际上是特科的人才培养基地。培训内容包括情报收集、密码使用、秘密联络等专业技能。一次培训中，学员们要在24小时内完成一次完整的情报传递演练，从收集情报到编写密码，再到安全转移，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执行。

特科对情报员的思想教育特别重视。每位新加入的成员都要经过系统的革命理论学习。在一次秘密会议上，特科将一份重要文件分成多个部分，由不同的情报员分别携带，最后在指定地点重新组合。这种方式不仅确保了文件的安全，也锻炼了情报员的组织纪律性。

秘密联络网络的构建是特科工作中最复杂的环节之一。在上海的法租界，特科建立了一个由商铺、茶馆、理发店组成的联络网。这些地点看似普通，实际上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每个联络点都有特定的接头暗号，有的是一句普通的问候语，有的是一个简单的手势。

1930年夏天，特科在一家照相馆设立了新的联络点。这家照相馆的位置十分关键，既靠近租界主要街道，又便于观察周围情况。照相馆的老板是一位技术精湛的摄影师，他将重要情报藏在照片的夹层中传递。这个联络点一直安全运转到1931年。

为了应对敌人的渗透，特科还在各个联络点之间建立了预警机制。一旦发现可疑情况，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书店，就曾经通过这种机制成功避开了敌人的突然搜查。

特科的工作人员经常要面临各种突发情况。在一次接头行动中，一名情报员发现身后有人跟踪，他立即改变路线，进入一家当铺，通过后门离开，成功甩掉了跟踪者。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正是特科反复训练的结果。

四、这位特殊情报员的贡献

在特科的众多合作者中，这位党外情报人员的工作方式极为独特。他以国民党要员家庭成员的身份为掩护，在上海滩的社交圈中来去自如，为党的地下工作提供了无数关键情报。

1929年春，这位情报员首次与特科建立联系。当时，他在一次社交活动中获知国民党即将在上海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的消息。他立即通过预先约定的渠道，将这一情报传递给特科。特科随即展开紧急转移，成功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这次行动奠定了双方合作的基础。

在随后的工作中，他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他利用自己在银行界的人脉，帮助特科建立了多个秘密账户，为党的地下工作提供资金周转。在南京路的一家老字号银行，他安排了可靠的职员协助办理这些秘密业务。这些账户采用特殊的编码系统，即使被查获也无法追查到实际用途。

1930年夏天，他通过家族关系获得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策划一次针对共产党领导人的暗杀行动。这份情报包含了具体的行动时间和地点。他冒着巨大风险，在一次歌舞会上通过预先约定的暗号，将这一情报传递给了特科的联络员。特科随即采取行动，成功挫败了这次暗杀企图。

在情报传递过程中，他创造了多种独特的方式。有时是在报纸上做特殊标记，有时是通过古董交易暗藏信息，有时则是利用音乐会的节目单传递密码。在外滩的一家西餐厅，他经常用点菜的方式向特科的联络员传递信息。每道菜品都代表着不同的含义，这种方式一直没有被敌人识破。

1931年初，上海局势愈发紧张。他发现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扩大情报网络，很多社交场所都安插了暗探。面对这种情况，他立即调整了联络方式。他开始利用自己的画廊举办艺术展览，在一幅幅画作中隐藏着重要情报。这种方式既自然又安全，成功维持到了当年年底。

在一次关键时刻，他更是直接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掩护了一批被追捕的地下党员。他将这些同志安排在自己的别墅中，对外声称是来自外地的艺术家。通过他的周密安排，这些同志最终安全转移。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敌人的搜查队甚至来到了别墅门口，但因为他的身份显赫，竟然没有人敢仔细盘查。

这位情报员还积极参与了特科的营救行动。当得知某些同志被捕后，他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打探消息，了解关押地点和审讯情况。有时，他还能通过各种关系疏通关节，为被捕同志争取更好的待遇，为后续营救创造条件。

五、特科的成功经验与重要案例

1928年至1931年间，特科在上海开展了一系列成功的情报行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江饭店事件＂。1929年初，特科获悉一批重要文件将在春江饭店进行交接。特科立即派出精干人员，分别扮作服务员、住客infiltrate进饭店。通过三天的秘密观察，成功确定了文件交接的具体房间和时间。

特科在行动中采用了＂多层保护＂战术。外围由四名便衣成员负责警戒，中层设置两个紧急撤离通道，内层则由专业人员负责获取文件。整个行动精确到分钟，最终在电光火石之间完成了文件调包，而对方直到离开饭店才发现文件内容被替换。

1930年的＂码头行动＂展现了特科的临机应变能力。当时，一批军火正准备秘密运往国民党军队。特科通过港口工人的情报，得知具体装运时间。特科随即利用水文站的掩护，在码头设立了临时观察点。通过对水文站的日常工作进行实地考察，特科人员完美地融入了码头的日常工作环境。

在装运当天，特科采取了＂以乱制乱＂的策略。他们先是在码头制造了一起小规模的工人纠纷，趁着警卫注意力被分散之际，秘密记录下了军火箱的编号和数量。这些情报后来为党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1931年初的＂广场截获＂是特科情报工作的又一经典案例。特科通过长期布置的眼线，发现敌人将在一次公开活动中秘密传递一份重要名单。特科立即组织了一次＂偶遇式＂接触。行动人员假扮成推销员，在广场上制造了一起＂意外＂碰撞，在混乱中顺利获取了名单复本。

特科在执行任务时特别重视＂反跟踪＂技术的运用。在南京路的一次行动中，特科人员发现身后有跟踪者，立即启动了＂梅花间隔＂战术。这种战术要求行动人员每隔一段距离就改变一次方向，同时由接应人员观察跟踪者的反应。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成功甩掉了跟踪，还摸清了对方的跟踪手法。

特科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商业掩护＂手段。在法租界，特科以一家古董店为据点，开展情报工作。这家店铺专门经营文房四宝，顾客来往频繁。特科将情报藏在某些特定的古董中，通过正常的商业交易传递信息。这个联络点一直安全运转到1931年末。

在人员培训方面，特科逐步形成了＂实战演练＂制度。新加入的成员必须通过一系列实地考验。比如在闹市区跟踪指定目标、在指定时间内穿越多个监视点而不被发现等。这些训练确保了特科成员在实际工作中的高度专业性。

特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严密的安全防范体系。每个行动成员都配备了多重身份证明，联络地点定期更换，重要文件必须经过多人核实才能传递。在一次文件传递过程中，特科甚至动员了多达十二个联络点，采用＂接力传递＂的方式，最终将文件安全送达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