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之父朱德积极投身革命,保存红军力量并有独到的战略眼光

史海撷英 2024-12-01 11:14:14

1966年5月30日,林彪在高层会议上发言,目标直指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朱德(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并且火药味很浓,在秋石客《让林彪魂归故里》一书中,记录了林彪的原话:“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是彭指挥。解放战争是由主席指挥的。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虽然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但林彪的讲话仍然引起了不小的动静,只因此种全盘否定朱老总军事才能的评价,居然出自于林彪这个老部下之口,说明一下,发言中所提到“脱离指挥”的典故,是指红28团离开井冈山在湘南遭遇失败的一段历史。那么,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朱德元帅的军事才能究竟如何呢?显然,60年代风头正劲的林彪有点忘本了。

朱德元帅出生于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六(1886年12月1日)的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家,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然而,他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早年,他在当地私塾就读,后来转入南充中学堂。因清政府取消科举,朱德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的体育学堂。毕业后,他成为了老家仪陇县的体育老师。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朱德与几个朋友回到家乡开办学堂,准备通过教育救国。然而,他们遭到了当地乡绅的抵制,朱德意识到教育救国行不通。

然而,朱德的命运开始在云南昆明的讲武堂发生改变。这所军校不仅培养了中国的伟大军事领袖,还影响了越南和朝鲜的军事领导人。朱德于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了陆军讲武堂。

云南陆军讲武堂

云南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名气很大的军事院校,类似后来的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校长是蔡锷。教官包括唐继尧、李烈钧、顾品珍、赵又新等人,西南地区的军事将领都是这所学校毕业,朱德同期的同学包括:朱培德、金汉鼎、唐淮源、范石生等人。越南人民军首任总司令武元甲、朝鲜人民军首任总司令崔庸健、新中国叶剑英元帅都是朱德的学弟。

同时,他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他也在这时改名为朱德,成为中国革命的一员。宣统三年(1911年),朱德毕业后,他参加了“重九起义”,很快晋升为滇军的营长和团长。在那个时期,朱德参加了辛亥革命等各类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战斗意义和目标。对于自己身处战争中的动机和为何进行战斗的疑问,让他感到困惑和迷茫。

在民国六年(1917年),朱德亲历袁世凯称帝,蔡锷发动护国战争。滇军分成三部分,其中朱德在蔡锷的第一军中担任第三支队支队长。然而,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启发,他开始认识到“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行不通”,并决定寻找一条新的救国道路。

为了找到答案,朱德决定继续深造,通过学习来寻找自己内心所追求的东西。于是,他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前往德国,这也让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朱德找到了自己一直苦苦追求的目标。在德国期间,他与正在留学的周恩来相遇,并迅速成为了好朋友。民国十四年(1925年)回国后,朱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道路。

蔡锷去世后,滇军分为三个军,其中朱德在第一军担任第一旅旅长。最终,滇军成功击败云南都督唐继尧,朱德成为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兼省会警察厅长。然而,由于唐继尧的威胁,朱德不得不离开四川,前往上海见孙中山。孙中山请朱德组织桂军和滇军攻打军阀陈炯明,但朱德认为革命不能依赖军阀,他婉拒了这一提议。随后,朱德前往德国留学,学习社会科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随后前往苏联深造军事知识。

朱代珍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中国共产党组织朱德回国参加北伐革命。他成功说服川军杨森的部队加入北伐大军,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

本来朱老总本本分分地在党里干着自己的事情,并没有表现出来自己的能力,五年后的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终于暴露了他的爪牙,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意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

而在这次暴动的早期,朱老总虽然没有像贺龙和周恩来那样大动干戈,但那也是相对而言。

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伐军取得胜利,国民党将滇军第三军扩编为第五路军,朱德担任第五路军总参议。尽管他并未掌握实际军权,朱德因早年在滇军的威望得以保留。

朱德在南昌起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暴动前的数个小时里,朱老总借着请客吃饭的名义,把南昌所有团以上的干部都集中到了这里。让敌人无法赶上暴动,减少了敌人的力量。但他没有料到,自己的党里竟然会有间谍,而且还把暴动的事情事先告诉了敌人,于是朱德果断地改变了自己的被动态度,把这件事情事先告诉了周总理。

周恩来的决定,让南昌起义的时机更早了一点,如此一来,起义军依然占据了先机,好在朱老总的情报来的快,尽管中间出现了一些变故,但是经过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激战,终于结束了这场战斗,并取得了胜利。

南昌暴动的短暂胜利之后,国民党再也按捺不住,集结兵力向起义军发动了反击,起义军决定暂时放弃抵抗,向广东进军。

那时候,起义军只有万余人,对方分成三个方向不断追赶,双方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等到反抗军抵达三河大坝的时候,贺龙等人已经决定分开行动了。

革命的火种必须保存下来,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至少要保证百分之六十的火种不灭,至于这三千多人的军队到底是谁来统帅,来阻挡国民党的进攻,那就是一个问题了。

朱老总的部队面临失败危险,局势险象环生,联系中断,损兵过半,混乱蔓延。然而,在最困难的时刻,朱德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使他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被尊称为“红军之父”。

这个时候,朱老总自告奋勇,请求留守,挡住敌人的进攻,然后,朱老总率领三千余名革命武装分子,在三河大坝周围,修建了一座拦截阵地。

靠着这三千余人,硬是把国民党的两万多人拖了三天三夜,等到朱老总带着部队从三河坝撤退的时候,部队只剩下二千余人,缩水到只有原来的一小部分了。这个时候,士气低落,很多人都打起了退堂鼓,然而朱老总召集全军,开始整编,他说:“愿意干的,就跟我干,不愿意干的,就回去,别让别人说,也不会笑话你们!”

经过这一次的整编,队伍从两千余人减少到八百人左右,但却变得更有凝聚力、更团结,到达茂芝村后,与粟裕等潮汕起义军相遇,此时粟裕的部队只剩下二百多人,这场潮汕暴动的成功与失败,已经显而易见了。

这时,得知潮汕暴动也经历了挫败后,大军的气势再次低落下来,朱老总召集了一次重要的“茂芝会议”,以凝聚军心。

朱老总在会上说:“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和一九零五年俄国的起义一样,俄国也是一九零五年革命失败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阴暗期,最后才在一九一七年取得胜利。而中国,虽然到目前为止,还处于一种失败的状态,但黑暗毕竟是短暂的,革命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相信,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我们中国,一定会迎来属于我们的1917的!”

这次大会之后,军队士气高涨,朱德撤掉了繁琐的编制,把一千人的大部队整编成一个团,扬眉吐气地向井冈山进军。

朱代珍

朱老总在会师的路上,选择的是走山路,走乡村,而且这条路也吸引了很多的有志之士,湘南暴动之后,在朱老总离开湘南的时候,这条路上的队伍就已经凝聚了一万多人。

所有的人都打算去往毛泽东的身边,朝着井冈山奔去,最终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4月28日,他们和秋收起义成功的毛泽东成功会师。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也是朱毛的首次联合,朱老总率领的一万多人、毛泽东率领的两千多人,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早的红军,也就是工农革命军。

虽然不是每场战役都有朱老总坐镇,但每次以少胜多的战役都有朱德的影子,足见毛泽东对朱老总的信赖。

朱老总在部队里的威望越来越大,红军的士兵也很乐意叫朱司令“父亲”,可以说,南昌暴动后,要不是朱司令的坚决要求,他们是不会与井冈山的将士会合。

在这次会合之后没多久,朱老总就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当上了红一军的军长,再过了两个月,朱老总就当上了红一军的总司令,在接下来的漫长而艰苦的战斗中,他数次扭转了局势,指挥军队有如神人一般。如果没有剩下的八百名革命火种,就没有最初的革命部队,因此,朱德元帅被称为“红军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朱代珍

如果论军事养成教育,朱老总宣统元年(1909年)入云南讲武堂学习,这是与保定军校、黄埔军校齐名的民国三大军校,并且办学时间远早于黄埔,不少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来还成为了黄埔教官,比如叶帅就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授部副主任,毫不客气地说,朱老总其实是黄埔四期林彪(1926年入学)的师执辈。在云南讲武堂的当期学员中,成绩最为优异和表现最是良好的两个,其一便是朱德,其二是朱培德(曾任北伐军第三军军长)。

朱德元帅是为中国开辟新天地的元老级人物,很多元帅胚子都是朱老总一手培养的,而且朱老总平日里也非常的随和。他没有“军头”的架子,和所有士兵一起吃,一起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行为,所以许多红军对朱老总亲切地叫“父亲”,足见战士们对朱老总是多么的爱戴。

陈毅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道:“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

他还爱兵如子,时常与战士们打成一片,在部队里面具有极强的亲和力。据杨得志回忆:“朱德军长平时对人很好,有说有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骂过人,什么也难不着他,我们都把他当父母看待。”可见,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这些年轻战士都把宽厚的朱德视为自己的慈父。长征途中,他身为红军总司令,更是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把仅有的口粮让给伤病员吃。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27日,他在给亲人的家书中说:“我为了革命保持革命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当得知老家的生母和养母都已80多岁,生活非常艰难,只好给同学戴与龄写信求援: “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请求速寄家中,并申明“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

朱代珍

朱德自始至终都把人民安危冷暖放在心头,生活上克勤克俭、清正廉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强调:“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所以,毛泽东评价朱德是“人民的光荣”。朱德是十大元帅之首,他为人宽厚真诚,被称为“红军之父”,德高望重。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曾说:“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的气魄。”

而林彪即便在四期生中也并非出类拔萃之辈,所以到南昌起义时也不过是个上尉连长,而朱德已经是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长,步入将级军官行列。早在朱德率滇军一旅驻防滇南的时候,就首创了对付土匪流窜活动的战术原则:“流动群集作战”,以分散对分散,以集中对集中,打得云南边境线上的土匪魂飞魄散。朱德民国十四年(1925年)还被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军事,在课堂上就提出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等游击战理论,当场把苏联教官气得变了脸色。

所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游击战法当中的一些理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朱老总在红军早期的军事实践。在苏联学习期间,朱德将自己的军事指挥经历和欧洲的军事思想相结合,已经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新战法体系,堪称战术大师。新战法关于进攻作战的核心,就是部队的“梯次配备”和“弧形散兵群”,也就是冲锋时不能一窝蜂上去跟敌人死打硬拼(其实北伐时期基本就是硬拼),减小敌方火力对我方的杀伤,并且要求抵近射击,不到100米之内不许开枪,这些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的军事理论,在当时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南昌起义部队在离开南昌南下广东的过程中,由于仍然采用跟敌人正面硬打和拼消耗的战法,最终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失利,而朱德则深刻地吸取了这个教训。他能够率领800人的余部生存和坚持下来,最终保存了人民军队的火种,除了革命立场坚定之外,会带兵和知进退是非常重要的长处,反观林彪,却一度因为失去信心而离队,只因反动民团封锁严密,才不得不重回朱、陈、王的部队。

在起义军余部蛰伏于滇军范石生部期间,朱德亲自对部队进行新战法训练,光“梯次配备”和“弧形散兵群”这两项,“王楷团”就整整学习了半个月时间才掌握要领,从军事学的角度看,在当时这属于重大变革,而朱德的前瞻性举措,让这支部队在战术上彻底领先。知道井冈山会师之前的“湘南起义”否?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12日,朱德率全团智取宜章,随即领导和发动了湘南农民暴动。

敌人闻讯,立即派来了“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前来进剿,许部的番号是独立第3师,下辖兵力多达六个团,而湘南起义部队整编后虽然也号称一个师,其实只有两个团不足3000人,并且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是由“王楷团”改编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全团1260人。正是在如此悬殊的敌我兵力对比下,朱德率一个团大破许克祥六个团,取得了著名的坪石大捷,光迫击炮就缴获了20多门。

坪石大捷的重要原因,不仅因为起义军士气高涨,也是战术先进和指挥得当所致,第一团原本就是正规军出身,再加之经过朱德的严格训练,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和“弧形散兵群”迅速接敌,并且接近射击既准又狠,敌人根本不是对手,许克祥仅以身免。同样,以这支部队为主力的红四军,也在红28团(一团改编)的影响下逐渐深谙新式战法,战斗力大大增强,“红军之父”可不是白叫的。

这种战术思想后来也逐渐被朱老总运用得炉火纯青,因为“流动群集作战”蕴含的其实就是游击战的指导思想,只不过当时没有正式命名罢了。湘南起义后朱毛完成会师,在井冈山斗争的前期,他也是游击战的首倡者和实践者,红四军能够多次粉碎敌人的“会剿”,朱老总功莫大焉。至于林彪所说红28团后来单独前往湘南作战失利,其实是一批湘南籍干部战士思乡心切,在当时湖南省委的煽动和插手下集体盲动,这个责任不能由朱老总来承担。

而当时的林彪、粟裕等未来的名将,都还是工农革命军以及红军的小干部,所以结论很显然,他们成为了新式战法的首批受益者,其实是朱老总一手训练和磨砺出来的将才,他们逐渐学会了如何将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如何躲避敌人火力和实施近战歼敌。甚至他们日后得以名扬天下的战略思想和战术运用,其实也是对新式战法的继承、发扬和创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林彪对朱老总的指责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甚至连毛泽东闻知后,也表现得非常不以为然,“批朱”的会议遂草草收场。

同时就战略层面而言,朱老总更是眼光独到,他对抗日战争、苏德战争进程的战略预判被事实证明完全正确,他首倡了对日持久战的理念,甚至连淞沪会战中日军的进攻方式也被朱老总完全料中。在长期的军事生涯特别是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朱老总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逐步形成一整套适合人民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的理性认识,包括带兵、练兵、养兵、用兵等等重大军事问题。

朱代珍

解放战争期间,已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志也曾经亲临华北战场指导作战,指挥晋察冀野战军取得了清风店战役的胜利,而攻克石家庄更是开创了攻克坚固设防大城市的先例。在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中,毛泽东只抓大的战略方针,在战役命令的专业发布、战役的实施细节、战役过程中的临机处置等许多层面,都是由朱老总和周公(代总参谋长)具体落实的,那都是军事专业相关。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生涯中,朱老总也曾经写过许多军事论文,详细论述了运动战、山地战、隘路战、遭遇战、追击战、袭击战、攻坚战、歼灭战等战术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从战略、战术和军事理论等几方面来评价,朱老总堪称名符其实的“大军事家”,位列开国十大元帅之首更是实至名归。

许多军事爱好者的认知偏差,一方面是过度解读了各野战军的功绩,眼里只有名将而忽视了指挥中枢的统率作用,另一方面,是朱老总自从全面抗战后就不再亲身指挥,这位“善战者”自然“无赫赫之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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