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周作人日本妻子挑拨，周家兄弟三人分道扬镳，鲁迅：启明颇昏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氏三兄弟堪称一段佳话。长兄鲁迅是文学巨匠，二弟周作人是散文大家，三弟周建人是著名社会活动家。他们本该携手共进，为中国文化发展贡献力量。然而，命运弄人，这个本该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却因种种原因走向分裂。1919年，他们共同居住在北京八道湾的宅院里时，谁能想到短短几年后，这个家庭就会支离破碎？兄弟反目，分道扬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为什么鲁迅会说出＂启明颇昏＂这样伤感的话？让我们走进这段历史，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一、周氏三兄弟的荣光岁月（1919-1921）

1919年春天，周家三兄弟终于在北京八道湾的宅院里重聚。这座坐落在北京城内的四进院落，是鲁迅用变卖绍兴老宅的三千元购置的。院内古树参天，庭院幽深，颇具文人雅致。

这座宅院见证了周氏三兄弟最后的和睦时光。鲁迅任北京教育部编审，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两人都有稳定的收入。母亲在老家含辛茹苦将三兄弟抚养成人，如今终于能在北京享清福。三弟周建人从绍兴北上，携妻子羽太芳子与两位兄长同住。

在八道湾的日子里，三兄弟各有建树。鲁迅白天在教育部任职，晚上在家创作。这一时期，他创作了《狂人日记》《孔乙己》等经典作品，同时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周作人则在北京大学讲授希腊文学和日本文学，他的翻译与文学研究在学界颇受推崇。

一家人的生活井然有序。清晨，鲁迅和周作人各自出门工作。院子里，周建人照料着几畦蔬菜，这是他的一大爱好。午后，老太太常坐在院中的葡萄架下，看着孙儿们嬉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晚饭时分，一家人围坐在大厅的餐桌旁。羽太信子操持着家务，将一桌南北合璧的饭菜端上桌来。饭后，兄弟三人常在书房促膝长谈，或是讨论文学，或是畅聊时局。

这座院子里不仅居住着周氏三兄弟的家人，还常有各路文人雅士造访。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时常前来，与兄弟俩谈文论道。院子里常常传出爽朗的笑声，那时的八道湾，俨然成了北京文化界的一处重要据点。

1920年底，周氏三兄弟共同参与创办了＂未名社＂，这是他们合作的巅峰之作。他们在这里发表文章，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为新文化运动贡献力量。当时的《新青年》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三兄弟的文章。

然而，这样的美好时光并未持续太久。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生活开支日益增大。羽太信子掌管家中财政大权后，开支逐渐失控。周建人和妻子羽太芳子的生活日渐拮据，这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表面的和睦下，暗流已经涌动。到了1921年秋天，周建人离家赴上海，这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开始出现裂痕。

二、羽太信子的＂主妇之道＂与家庭矛盾（1921-1923）

1921年深秋，八道湾的院落里已经感受不到往日的温馨。羽太信子作为周作人的妻子，逐渐掌控了整个家庭的财政大权。她精打细算的＂主妇之道＂，在表面上维持着家庭的运转，实则暗藏诸多矛盾。

这位来自日本的主妇，对家中开支实行严格管控。每月工资发放后，鲁迅和周作人的收入都要上交给她统一支配。在她的管理下，家中的开支被分成几个部分：日常用度、房租水电、仆人工钱等。这种精细的管理方式，在最初确实为家庭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羽太信子的做法却引发了诸多不满。首当其冲的是三弟周建人一家。作为家中最年轻的一对夫妻，周建人和妻子羽太芳子的收入本就不高，但每月仍需缴纳相当一部分家用。在羽太信子的分配制度下，他们的生活变得异常拮据。

1922年初，一场关于家用分配的争执在八道湾爆发。周建人提出希望能够保留更多的收入用于自己一家的开销，但这个提议遭到了羽太信子的拒绝。在她看来，家庭收支应当统一管理，不能有所偏差。这场争执最终导致周建人携妻子搬离八道湾，在北京城内另觅住处。

家庭矛盾并未随着周建人的搬离而平息。羽太信子开始对鲁迅的开支进行更为严格的管控。即便是购买书籍这样的文人雅事，也需要经过她的同意。这种做法让向来豁达的鲁迅感到不适。在一次购买《古今图书集成》的事件中，羽太信子以价格过高为由，否决了鲁迅的购书计划。

不仅如此，羽太信子还逐渐干预起家中的待客之道。她认为过多的访客会增加家庭开支，因此对鲁迅的朋友来访持消极态度。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来访的频率明显降低，这让鲁迅感到十分困扰。

1923年春，一个看似平常的事件成为了导火索。羽太信子在未经商议的情况下，将原本属于鲁迅使用的书房改作他用。这个决定引发了鲁迅的强烈不满。在一次家庭会议上，鲁迅提出了分家的想法。

这一年的夏天，北京的气温异常闷热，八道湾的院落里却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寒意。羽太信子的＂主妇之道＂，最终成为了压垮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鲁迅开始在外寻找新居，为即将到来的分家做准备。这个曾经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分裂。

三、兄弟分道扬镳的转折点（1923-1924）

1923年深秋，北京城内的八道湾已经不复往日的热闹。这一年的十月，鲁迅终于下定决心，搬离了这个生活了近五年的院落。他在西四羊肉胡同租了一处两进的院子，带着母亲和弟媳许广平离开了。这次搬迁，成为了周氏三兄弟关系彻底决裂的转折点。

搬家那天，鲁迅只带走了自己的书籍和一些生活必需品。当年购置八道湾时花费的三千元，他分毫未提。这笔钱源自变卖绍兴老宅，按理说他应该分得一部分。然而，为了避免纷争，鲁迅选择了沉默。他将这处宅院完全留给了周作人一家。

搬家之后，鲁迅开始了新的生活。在羊肉胡同的院子里，他重新布置了书房，摆放了心爱的书籍。没有了羽太信子的管束，他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收入，购买心仪的古籍。许寿裳、钱玄同等故友也重新开始频繁造访。

1924年初，一场意外的遭遇加剧了兄弟间的隔阂。在北京某报刊上，出现了一篇匿名文章，含沙射影地批评鲁迅的为人处世。文章的行文风格与周作人极为相似，这让原本就心存芥蒂的鲁迅更加失望。虽然周作人后来否认与此文有关，但这件事还是在兄弟间划出了更深的鸿沟。

同年春天，周建人从上海回到北京，试图调解两位兄长之间的矛盾。他先后拜访了鲁迅和周作人，希望能够让这个分裂的家庭重归于好。然而，事与愿违。在与周作人的谈话中，周建人发现二哥已经完全站在了羽太信子一边。而鲁迅则表示，事已至此，一切都难以挽回。

这一年的五月，八道湾发生了一件令人唏嘘的事。鲁迅的一位故友来访，却被羽太信子拒之门外。这位故友特意找到鲁迅，告知了此事。这个消息传到鲁迅耳中，让他彻底死了修复关系的心。从此，他再也没有踏入过八道湾一步。

夏天，北京的文化界开始流传一些关于周氏兄弟的闲言碎语。有人说是为了财产，有人说是因为政见不合。面对这些传言，三兄弟都选择了缄默。在当年的《语丝》杂志上，鲁迅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启明颇昏＂四个字，道尽了他对这段关系的无奈。

到了1924年末，周氏三兄弟的分裂已成定局。他们各自在北京城内过着自己的生活，却再也找不回当初在八道湾的和睦。在文坛上，他们依然各自发光发热，但私下里却形同陌路。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北京城内的雪下了整整三天，仿佛要将过往的种种都掩埋在这白茫茫的世界之中。

四、羽太信子的文化隔阂与家庭矛盾深化（1924-1926）

1924年末，羽太信子在八道湾的生活方式引发了更多争议。作为一个地道的日本主妇，她将日本的生活习惯完全搬进了这个中国家庭。在饮食起居上，她坚持使用日式餐具，要求家中的佣人按照日本方式准备饭菜。这种改变不仅影响了日常生活，更在文化层面制造了新的隔阂。

1925年初，羽太信子开始在八道湾举办＂和式茶会＂。每周都有一些日本友人来访，他们在庭院中举行传统的日本茶道仪式。这些活动逐渐改变了八道湾的氛围，原本充满中国文人气息的院落，渐渐染上了浓厚的异国风情。周作人对妻子的这些举动不置可否，甚至逐渐参与其中。

这一年的春天，一件小事引发了周边邻居的非议。羽太信子在院子里种植了大片的樱花树，还在门前悬挂了日式灯笼。这种明显的日本文化标识，在当时的北京城内显得格格不入。特别是在＂五卅运动＂爆发后，反日情绪高涨的背景下，这种做法更显敏感。

夏季，羽太信子开始干预周作人的社交圈子。她明确表示更倾向于接待日本友人，而对周作人的中国同事和朋友却总是显得兴致缺缺。在她的影响下，周作人与中国文化界的往来逐渐减少，转而与日本在华知识分子圈子交往频繁。

1925年秋，一场意外的拜访让局势更加复杂。鲁迅的一位故交带着重要的学术资料来访，却被羽太信子以＂主人休息＂为由婉拒。这位学者不得不将资料转交给其他人，此事很快在文化界传开，引发了不少议论。周作人对此事只是简单地解释是＂家庭事务＂，却未做任何补救。

到了1926年初，羽太信子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她开始参与周作人的文章翻译工作，在一些日本文学作品的选择和翻译上提出建议。这种干预让周作人的学术研究逐渐偏离了原有的方向，更多地转向了日本文学领域。

这一年的春天，八道湾举办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日本文化交流会。羽太信子邀请了多位在京的日本学者和文化人，讨论东亚文化交流议题。这场活动的举办，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八道湾已经成为了一个日本文化据点。周作人在会上发表了关于中日文化融合的演说，这番言论很快传到了鲁迅耳中。

1926年夏，羽太信子更进一步改造八道湾的居住环境。她将主屋的陈设全部改成了日式风格，铺设榻榻米，悬挂浮世绘，就连庭院的布局也按照日本园林的方式重新设计。这种彻底的改造，让这座充满历史记忆的北京四合院失去了原有的风貌。

五、八道湾的衰落与周作人的转变（1926-1929）

1926年深秋，八道湾的变化已经达到了顶峰。这座曾经是北京文化名人聚集地的院落，在羽太信子的改造下，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面貌。周作人的生活重心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

这一年的冬天，周作人开始在家中举办日本文学研究会。每周固定时间，都有一群日本留学生来此讨论文学问题。这些活动渐渐取代了过去与中国文人的交往。在羽太信子的安排下，这些聚会都遵循着严格的日本礼仪，从待客方式到谈话内容，都带着浓厚的日本色彩。

1927年春，一场意外的火灾烧毁了八道湾的一间厢房。这间厢房里存放着周作人早年收集的一些中国古籍和手稿。失火的原因是羽太信子在房内使用日式炭火取暖，不慎引发火情。这次事故不仅造成了物质损失，更象征性地烧毁了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联系。

同年夏天，周作人开始减少在北京各大报刊上的投稿。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日文著作的翻译工作中。在羽太信子的协助下，他翻译了大量日本近代文学作品。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使他与北京文坛的联系进一步疏远。

1928年初，八道湾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日本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这次拜访表面上是因为周作人的翻译工作，实则暗含政治意味。从这时起，八道湾开始频繁接待日本官方人士，这个院落逐渐成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非官方渠道。

那年春天，周作人在日本使馆的支持下，开始筹办一个日本文化研究所。这个计划得到了羽太信子的全力支持。她负责联络日方人士，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八道湾因此成为了这个研究所的临时办公地点，每天都有不少日本人出入。

1928年秋，周作人应邀赴日本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这次访问期间，他几乎完全沉浸在日本文化氛围中。回国后，他在八道湾的生活方式更加日本化。就连日常起居都完全按照日本方式安排，以至于来访的中国友人常常感到不适应。

1929年初，北京政府更迭，社会局势动荡。八道湾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继续举办各种日本文化活动。周作人此时的言论和文章中，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日本文化的推崇。这种倾向引起了一些老友的不满，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这一年的夏天，一场特大暴雨侵袭北京城。八道湾的日式庭园被淹，精心布置的景观遭到破坏。这场水患仿佛预示着什么，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很快就按照原样修复了庭园。暴雨过后的八道湾，在北京城里显得更加格格不入，就像一座漂浮的孤岛。

到了1929年末，八道湾的来访者几乎清一色是日本人。周作人的书房里，中文书籍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整架整架的日文书籍。院落里的对话也多用日语进行，就连仆人们也学会了简单的日语应对。这个曾经充满生机的文化据点，最终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日式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