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十六辑(1983年12月出版），作者史慕山，原标题《皖西大刀会始末记》

正文

一九二三年，马联甲以安徽督理兼署安徽省长后，对人民大肆搜刮，除征收“二五亩捐”、募集“八厘公债”、发行“救灾公债”和加征茶厘烟税外，慾壑难填，又异想天开，借口省库短绌，限期清完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三年十一个年头的全省吊欠田赋。一九二四年春初，马到合肥，设行辕于刘公祠内。他这次有计划地亲自出马，是因为合肥是北洋军阀的老窝之一，也是封建大地主的渊薮，推动了合肥的田赋清理，其他各县，即易于为力。马到合肥后稍事部署，就简邀周芷香、李筱岩、刘亮章、刘伯受、唐伯平、张公延（以上是合肥豪绅），丁石泉、李子雅、史野琴、涂茂儒（以上是六安豪绅；史野琴是我堂叔）以及当时所谓合肥耆绅如童挹芳、周箓郂、周昂千等。马还亲自先往拜谒，执礼极恭，各绅亦叩辕答拜（当时李芸非主编《合肥新报》专润“辕门钞”一栏记载拜会情事）。酬应旬日，马便召集会议。在会议开幕时，马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清理田赋，乃当务之急，省库充实，百废斯举，贤达诸公，当早虑及。飘摇风雨，共济危舟，不惟邦家之光，抑亦人民之福。”他报告终了，由周箓郂简答了几句，马的提案就这样通过了。

马联甲离肥不久，合肥县知事袁励宸，六安县知事丁景炎，舒城县知事李某把署有马联甲头衔催征吊欠田赋的布告，张贴各乡镇。地主们看见布告措词严厉，吊欠的田赋,势非完纳不可，就紧紧抱定“杀不得穷人起不得家”的毒辣主意，趁此机会，有的对佃农增加了租额，有的增加押板金的数目。佃农们迫于权势，只得借高利贷和借暂稻（均是百分之百的利率）送交地主。穷苦的佃农们经过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二一年的自然灾害，生活早已牛马一般了，这时在颈脖上又突如其来地套上了沉重的枷锁，真是求死不得，求生无路了。

旧社会里，官僚同地主总是一个鼻孔出气的。马联甲这次催征历年吊欠的田赋，各县知事不先催地主，一开头就乱抓佃农，即所谓“捉佃交东”。在很短的时期，各县牢狱里关押的“欠粮犯”竟占犯人总数的50%以上。佃农中受害人数越来越多，愤怒的火焰燃烧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大刀会于是就在苛捐杂税压得贫苦农民喘不过气的时候，在肥、六、寿、霍交壤地区自发地举起了反抗的旗帜。

先是河南固始的梅广恩（农民出身），平日吃素，自称得了异人传授，练成钢铁身躯，并拥有灵符神咒，可以护体，可以驱役鬼神，他在当地建立了大刀会的组织。一九二三年秋季，梅广恩来到六安苏家埠，结识了当地的夏云峰。夏又辗转介绍梅同韩摆渡镇（属六安）的朱达斋（先天道首领）、白秋店（属六安）的庐品三结为好友。夏、朱等一面向梅学习技艺，一面将学来的技术随即传授邻里，一般人称梅为“老师”，朱为“二先生”，夏为“三先生”，庐为“四先生”。为了发展组织和扩大影响，一九二四年农历正月,朱达斋到六安马家集、陆家冲、桥头集，寿县保义集等地开设“道堂”。夏则往六安先生店、枣树店、大椿树岗，肥西金桥，江夏店等地创办大刀会。六安城关和郊区发展组织则由梅广恩、庐品三两人负责。谢应龙、鲍少安（后来均成为反动道会门头子）住在六安县城里，暗为照应。

当时要加入大刀会，要经过会友二人以上的介绍，并将姓氏年龄填表报送“堂主”（即道堂主管人）审查，再经“老师”最后决定，然后由“老师”率领在“道堂”案前烧香点烛。壁上张挂神像，上悬红布，先烧黄表于地，称为“升表”，少顷再把请求入会人填好的表同黄表纸一起焚烧，称为“求名”。求下名来，方准入会。有的求过两三次名，还不能获得“老师”批准。“老师”不是说其来意不诚，便说其身体不净。经过“求名”的仪式后，还要本人面对神像宣誓，誓词内容是不反道，不吃荤。最后还要在神像前叩头，称为“谢神”。向传道者印头，称为“谢师”。老会友这时也在神前叩头，称为“贺喜”。新老会友互相作揖，称为“同山”。经过这一系列的繁文缛节，才能算是正式会友。以后每晚或隔一晚就要到“道堂”练习武功。在练习前半小时，传道者给一碗“符水”喝下，约一刻钟，传道者在肃静的气氛中大喊“请大神附体”，随便喊“孙大圣”、“黄三泰”、“杨二郎”、“关老爷”、“温大元帅”等的名字，叫做“请神”。之后便开始“覆场”（即实习），即用厚有寸许的墙砖一块，频以手捶不息，一直练到砖能被手劈开，就算学成第一级的武功。接着再习“排刀”。事前照例是喝“符水”，再做几次深呼吸，接着做几次伸张两臂和踢腿的动作，然后传道人手执一柄明晃晃的刀，用刀背在练习武功的人背上连续斫几下，等到皮肤没有红肿的现象以后，传道人再用刀口在背上直斫下去，直到皮肤不至伤破为止。这算是学成第二级的武功。第三级的武功是传道人先把利刀摆在案上，刀尖对外，遥指练功人的前胸，刀上压着沉重的大石，防止刀尖摆动，然后练功人露出胸膛，倒退几步，挺着肚皮向刀尖猛扑，直到刀尖戳不破肚皮为止。这是最为精透的“覆场”，这种功夫并不是尽人皆学，须经传道者视会友的体格是否强健，指名学习。会友能完成第三级的功夫，才算是做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大家称他为“铁孩子”。当时传说如此，当然有夸张附会之辞。还有一种传说，大刀会的老师扇子都能够扇掉快枪的子弹，带上“黄布符”护住身体，子弹也打不进去。因此，很多淳朴的农民信以为真，便纷纷加入大刀会的组织。

贫苦农民的入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反抗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大刀会是一种自发性的组织，虽然是乌合之众而且带有迷信的色彩，但在当时还有进步的一面。

六安太平集的董事周子安（绰号周小刁）是段祺瑞四婶娘的干儿子，有钱有势，胡作非为，群众恨之入骨。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平集逢集，早晨有舒城农民老王赶集卖大蒜，周子安压他价钱，老王不服，同周辩论，周恼羞成怒，把老王秤杆折断，老王有理难伸，放声大哭。赶集人数虽多，都怕招惹是非，熟视而过。大刀会堂主李家训、李家诰（农民）心怀不平，当场斥责周的不是。周子安失了面子，当天坐轿溜进六安城，向县知事衙门指控李家训兄弟“纠党”扰乱地方。当时县知事丁景炎对于大刀会在乡下活动，早有所闻，正拟访查禁止。接到周的状子，有了题目可做，四月二十九日火速派捕差十名，带着拘票到太平集捉拿李氏兄弟和大刀会的首领夏云峰及其他“堂主”。夏云峰是时正住在李家训家里，得到捕差到集的确信，知道于己不利，初更时分，便同李家训等商议应付方策。三更时分召集大刀会友二百多人，一阵风跑到夏老四饭店，踢开铺门，涌进后屋。这时，捕差和粮差正在熟睡，未及起身穿衣，便一个个地被大刀会友们用钢锥大刀戮腹断头而死。

捕差粮差一共被搞死十三人，只有一个粮差在集上“小白菜”（土娼）家里过夜，得以保全性命，趁天未亮，逃回城里报信。

夏云峰等见事态已经扩大，只得一不做二不休，一面派会友急邀梅广恩和朱达斋速到太平集共商大事，一面进行紧急总动员。到了五月初二日，太平集街上聚合会友数千人。梅广恩、朱达斋、夏云峰带领会友在街上召开誓师大会，会上高呼“攻破六安过节（端阳节），杀尽贪官污吏！”李家训、李家诰、金步亭（小地主）、吴修俊（农民）均自告奋勇，愿打先锋。一时士气十分激昂，并得到当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初三早晨，大刀会由太平集向六安进军。

六安城里原驻有安徽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王尚林，因事往蚌埠，城防属该团第二营。二营营长何健勋得到太平集暴动消息即亲率所部前来，企图镇压。到了三女墩附近，便同大刀会遭遇。会友们奋不顾身，迎头冲上，何营官兵闻大刀会的会友们有符咒，刀枪不入，早已气馁，丧失斗志，又看见会友们如排山倒海而来，遂不敢应战，且战且退，以谋固守六安。大刀会友脱下衣衫打着赤膊，喊声不绝，从四面八方向前冲去。夏云峰另带一部份会友由小路抄到东七里站。何营不能东转，由北门外三官庙涉水而逃。县知事丁景炎得悉何营节节败退，不能入城，也溜出南门，弃城而走。

谢应龙、鲍少安、倪刚（青帮头子）等拔开东门，夏云峰遂进城，稍后梅广恩、朱达斋带领的大部份会友继由北门进城。

大刀会进城后，首先放出大牢里的案犯，随又到王团团部搜查，搜出湖北造新枪两箱。大刀会得到了许多新武器，声威益振。市民见大刀会友都是本方人氏，来自田间，进城之后又秋毫无犯，各家门首都烧香放鞭炮表示欢迎。会友们向市民很客气地说：“赶走王狗仔（指王尚林），我们在一起过端午节吃粽子。”地方上推王筱村（六安商会会长）招待会友，逐日供应油盐柴米，市民与会友相处甚为融洽。

大刀会攻进六安县城以后，当即设立救国军总司令部（设在县府内），公推谢应龙为正司令，鲍少安为副司令，吴献之（六安东四十铺人，江淮大学肄业）为秘书长，王紫廷（六安东桥头集人，地主出身）为第一支队司令（以上诸人均先后被史俊玉等杀害），李家训副之（李后死于家中），万蓬山为第二支队司令（后被武廷麟拿办），金步亭副之（金为东五十铺人，后死于舒城）。以下还设大队、中队的组织。梅广恩仍称为“老师”，朱达斋、夏云峰、庐品三均不授职，军中仍以“二先生”“三先生”“四先生”呼之。

五月初九，总司令部命令第二路万蓬山部，由夏云峰指挥，经太平集、江夏店、官亭星夜东进，攻打合肥。十一日拂晓，到达合肥西、南两门外，沿途农民参加响应者又有数千人。夏、万以为合肥可以垂手可得。可是合肥自得到大刀会攻破六安消息后，官兵就防其东窥，早已作了准备，把四个城门用砂袋堆得又厚又紧。大刀会涌到西、南两门外无法进攻，搭梯上城墙，又遭炮火轰击，争斗两小时，大刀会略有伤亡。夏云峰恐初次出阵，伤亡过重，会丧失会友们的信心和斗志，因而传令立即撤退。临走时，万蓬山气恼万分，把南门一条长街烧光，并将西门外商民抢劫一空。

五月十五日，据报王尚林由蚌回来，前队已过寿州。梅广恩得信后同谢应龙筹划，急令第一路王紫廷部全体出发向陆家冲集中，再调万蓬山带两个大队埋伏在六、寿桥头集附近公路两侧，作为策应。十六日下午，王团部队正在行进中，王紫廷亲自指挥持步枪的会友迎头痛击，梅广恩又亲督万蓬山两大队的伏兵从两翼包抄，王团官兵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不敢恋战，一直退到寿州石家集。大刀会打了胜仗，又缴获了许多枪支子弹，士气大振。会友有伤亡的，梅广恩便说他们犯了“诫条”，招了“天罚”，带了“护身符”的,绝不会受伤。梅还夸口说：“我们的扇子，都能扇下狗兵的子弹。”所以当时传说大刀会有“神仙扇”，大刀会友是“铁孩子”。官兵只要听到“铁孩子”三个字，便有点胆怯了。

大刀会攻进六安半个多月，自王尚林惨败后，省方又无来兵，一部份会友思想松懈，行为也渐渐地不够好了。尤其是第二路万蓬山部作风最坏，群众对大刀会的信心也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六安县城里的地主豪绅也尽力拉拢腐蚀大刀会首领。大刀会里的阶级成分更加复杂，领导者也逐渐蜕变。马联甲深知大刀会对自己统治的威胁，遂于六月九日调驻在安庆的第五混成旅旅长史俊玉率全旅前去六安，限令尅期收复。史到六安东南五十里铺，即停止不进，反攻为守，做好防御工事。同时，他把前队伪装成不堪一击的懦弱样子，缓缓向前推进，到达东南三十里铺；又令后队在深夜轻装前进，到达离城二十里的小华山南。六月初六，前队与大刀会前哨接火。城里的会友，一时都蜂拥出城，以为史旅与王团一样都不堪一击。史旅前队诈败，向后退却。大刀会友勇往直前，追至东南四十里铺。隐蔽在几十个暗堡里的敌兵看见大刀会友已入火力射击范围，突然扫射，机枪更是凶狠。大刀会友接连几次冲锋，都被强烈的炮火压了下来，遂整个溃退。据当地人说，大刀会这一次败仗，死亡足有五百多人。

大刀会经这一次的失败，士气就一蹶不能复振，有的偷偷的回家去干庄稼活了，有的带枪逃亡异乡了。大刀会在六安城仅住了四十天左右就退了出来。史俊玉亦知收复虽易,但划绝大刀会的根株，断非短短的时间所能做到。驻六安不久，史电请马联甲速派干员来六安办理善后。马遂派安庆道尹谢作霖任六安县善后督办，童挹芳（合肥人）任六安县善后会办。七月底史俊玉离六，六安地方治安归新成立的地方警备营（营长为寿县人杨松山）负责。谢、童二人关于善后唯一的措施，是专重安抚，不主张清剿。不管是“首恶”，还是“从犯”，只要交出武器，一律给以证明，准其回家安业。

于是一般会友纷纷把武器交出。八月底善后结束，谢作霖仍回本任。其有零星继续交出武器者，可就近送到童棋杆郢（童挹芳住处，在肥西南分路口东五里）办理。

一九二四年九月底，皖中革命志士余亚农、郑绍成、孙品骏、柏文蔚等发起逐曹（锟）驱马（联甲）运动。北洋军阀走狗刘亮章伪装革命，乘机成立革命军第五军，自任军长，以李润启为副军长（李、刘二人是连襟），在官亭成立军部。刘亮章委李枫轩（六安人，解放后镇压）为第一支队司令；刘星槎为第二支队司令。刘亮章在六安广招大刀会余党，一时间如夏云峰、倪刚、吴修俊、万蓬山等都携械归附。刘亮章始意欲占取一两个县城，即可发出通电，拥护段祺瑞出山。因驻合肥的夏叙堂与刘亮章有宿怨，不许刘亮章独占合肥，刘遂转向舒城发展，图谋和平进城。到达井子冈时，请唐养吾与舒人疏解。唐与舒人士以刘亮章生性诡诈，又以他的部队复杂，坚不许可。双方舒城郊外相持不下。万蓬山、倪刚、吴修俊等不待命令，即攻打东北两门，刘亮章也不加制止。城门坚闭攻打不开，大刀会众将城外先抢后烧，洗劫一空。群众财产损失很大。

刘亮章回到官亭，九月二十七日假说到合肥开会，竟一去不返，直往北京。十月初五段祺瑞当上执政，他也当上汉阳兵工厂厂长的要职。关于第五军的部队（大部份是大刀会众），刘责成李枫轩、刘星槎即日遣散。大刀会经历了这一度的波折，强悍者多流为匪盗，活动于舒、六、合边区百洋铺、双河、界河、大烟墩、龙穴山、草山洼等地。追原祸始，不能不是刘亮章一手造成的。

一九三七年，桂系军阀李宗仁借抗日为名，阴谋扩大内战，认为过去大刀会在皖西一带有相当的潜力，竟不择手段，明文出示，准许大刀会众“投效立功”。当时访求到背年大刀会首领庐品三。三月初委庐为第二路游击司令，促其招集旧部，尅日就职。是时日寇已逼近合肥，六安亦常有敌机骚扰。庐设司令部于枣树店，仍以当年烧符念咒为整军经武的主要策略。由于群众觉悟较高，报名加入者了了无几。庐品三此时已是五十开外的老人，饱经忧患，也不复有当年的雄心壮志。四月间，合肥沦陷，日寇西犯，庐品三在肥西马家河湾及官亭等地，同日寇两经接触，即溃不成军。李宗仁的总部，早由六安迁到大别山，不遑顾及后方。庐品三所部遂无声无闻的纷纷星散。庐于一九四八年病死于家中。

原文附注：此稿系就我的所闻、所知、所见写成。事隔四十年之久，回忆恐难完全、准确，祈留心“大刀会”的史实者加以订正和补充，感盼之至。

（一九六五年九月六安县政协供稿）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第十六辑(198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