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四年兵的我，婉拒指导员提干好意，毅然选择退伍回家

素材/赵乾丰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0年12月，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我们全市3000名应届毕业生，都背着大背包，披红戴花地坐上老解放卡车奔向农村，开始了知青生活。

说实话，刚来到李庄，刚开始下地务农时，我们八名知青（平均年龄十七岁），都显得十分生疏，干活也比较慢。但好在，村里的乡亲们，都非常照顾我们（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孩子看待），慢慢地，我们干活越来越熟练，工分也拿到了9.6分（满分10分）。

就这样，在每天充实的劳作中，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来到了1972年11月。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们知青照常下地劳动时，大队民兵连长（姓江），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记得当时，江连长找到我们知青，激动地说，“孩子们，刚刚得到公社武装部的通知，你们下乡满两年的知青，也可以报名当兵了（大队也有知青的名额）。”听了江连长的话，我心里非常高兴。要知道，在七十年代，当兵可是所有青年的梦想。没有任何一位青年，不想穿上那身让人魂牵梦绕的绿军装。因此，我当即就报了名。

报完名后，照例就是征兵体检（在公社卫生院），虽说当时已满十九岁的我，看着比较瘦弱（身高一米七五，体重110斤），但好在没有什么问题（血压等等都正常），还是顺利通过了征兵体检的所有科目。记得当时，看着体检医生在我的体检表上，写上大大的“合格”两个字时，我的心里真是非常激动。要知道，如果那次我不能去当兵，那真是很有可能要跟这片相处了两年、让我又爱又恨的黄土地，打一辈子的交道了。

1972年12月26日，踩着1972年的尾巴，我们县的两百多名新兵（其中只有三十多名知青），都身穿新军装、胸戴大红花，在接兵首长的带领下，踏上了前往部队的路程。到部队后，照例就是新兵训练。我们这批1973年兵，新兵训练时间跟往年不同，是六十五天。六十五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足以让我们完成，由一名懵懂青年到合格战士的初步转变。

1973年3月初，我们开始分专业、下连队。当时的我，被分到了一营二连一排二班，成了一名战士。1973年7月，我下连队已有一段时间（四个月），连队情况也基本熟悉。这时，团里突然宣布，下个月要举行综合科目大比武。比武内容包括日常执勤常识、基础训练动作、条令条例内容等等，同时以考核新兵为主。

我们二连接到通知后，两位连首长（连长和指导员），立刻根据新兵的实际情况，迅速做出了安排。因为距离大比武只有一个月，时间比较紧张，两位连首长就决定拿出二十天时间，进行室外科目演练，然后用剩下的十天时间，进行室内科目准备。方案确定后，我们迅速就展开了训练。

在刚开始训练的一周时间里，我们每天都是“早起晚归一身泥（汗，再加上尘土），人人都像黑煤炭（太阳晒的）”。一周过后，为了方便训练，连队领导决定：所有参训人员，全部“剃光头”。得知这个决定后，当时的我，心里十分不解，因为我从来没有剃过光头，也不愿意剃光头（当时还年轻的我，主要是怕影响形象）。于是我便向领导申请，说可不可以不剃，没想到领导直接说不行，必须一视同仁。

我又坚持说，“剃了光头，帽子戴不住，肯定影响成绩。”领导又说，“一个月时间肯定能长出来，放心吧，全都要剃。”我无奈，那天晚上训练结束后，连长亲自“掌刀”。当时，看着一个一个战友，剃完头发从连部出来，有的高兴、有的皱眉时，我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只能尽量往后躲。

马上就到就寝时间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没剃，连长让通讯员来叫我，我告诉通讯员跟连长说没找到我，然后就跑回宿舍睡觉了。回到宿舍后，我发现并没有人来找我，以为自己躲过了一劫，就安心睡觉了。

但没想到，刚刚睡熟没一会儿，我还在庆幸自己真的躲过，正当梦里的我露出甜蜜的微笑时，我好像忽然感觉到，有人正在碰我的头发，我还以为是有人跟我开玩笑，便说睡觉呢，别闹。等我发现事情不对劲，睁开眼睛时，头发已经被连长剃了一半。

连长看我醒了，就笑着说，“这下你跑不了了吧，乖乖起来。”我没办法，只好迷迷糊糊爬起来，然后下床坐在板凳上。连长自豪地摆弄着我的头发，像是打了一场胜仗，他笑着说，“小赵，何苦呢，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理完了发，连长拍了拍我的肩膀，就走了。而我，简单地洗了一下头，也上床睡觉了。当时躺在床上时，自己也感觉很不知趣，真是何苦呢。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摸着自己“光秃秃”的脑袋，心里确实有点不舒服，但没表现出来，只是和大家一样有说有笑。

岁月荏苒，白驹过隙，在每天充实的训练中，一个月的时间是转瞬即逝，转眼大比武结束了，我们连队也取得了总成绩全团第二名的好成绩。到了这时，我也才恍然大悟，终于理解了连长的用心良苦，理解了“剃光头”的好处。同时，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深深地被部队吸引了。而得益于我高中毕业，再加上字写的比较好，于是在当兵第二年（1974年3月），我们连队老文书退伍后，连里一纸调令下来，我就被任命为了二连的新文书。

在文书的岗位上，我认真踏实、一丝不苟、坚持努力，把文书的工作，完成的非常出色。就这样，到1976年7月，已经当了两年多文书的我，已然成为了连里的首要提干苗子（可以说，当时的我，只要连里排级干部职位有空缺，就能直接提干）。

也就是在这时（1976年9月底），因为连里工作不忙，当了四年兵的我，踏上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路程（指导员坚持让我回家探亲，他知道我当兵前是知青，算起来，已经快六年没回过家了）。回到家后，我一眼就看到了阔别六年的父母。此时，我的母亲已经退休，早已满头白发；父亲也正在病休中（身体非常不好）。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我快速地揉了揉眼睛，强忍着没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同时，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心里萌发了想退伍回家照顾父母的想法（当时我没有跟他们明说）。

几日过后，考虑再三，我还是把我的想法，跟大哥二姐说了。二姐听了我的话后，点了点头说：“三儿，咱爸妈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没有对你说。”只是大哥，当时委婉地劝我说，“三儿，家里有我跟你二姐，你还是留在部队好好干，这样有利于你的发展”。但当时的我，心意已决，于是就坦率地说，“大哥，就算我提干了，将来还是要转业回家，还不如早点回来，咱爸这病太严重了。”（因为我是城市兵，回家就可以工作安排；加之，还有成家后两地分居和照顾父母的问题，所以我才有退伍的考虑）。

同时，为了明年三月（1977年）能如愿退伍，我还让二姐以父母的口吻，给部队领导写了一封信，大意是“父母年迈身体不好，身边没人照顾，需要我回家照料”，信由二姐写后寄出。

都知道，在七十年代，当兵的人休假探亲，通常都是要解决个人婚姻问题，我也不例外。我的父母很是着急，说有几个介绍的姑娘，等着我去见面。我说，明年三月我就退伍回来了，等我回来再说吧。

探亲假满后（为期二十天），我按时回到了部队。照例，我先到连长那里销假，并进行汇报。在汇报时，我试探着问连长，是否收到了我父母寄来的家信。连长听了我的话后，点了点头，然后说，收到了。听连长说收到了，我马上又说，“连长，我想明年三月退伍，然后回家照顾父母。”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听了我的话，连长立刻摇了摇头，然后明确地告诉我说：“小赵，你就打消退伍的想法吧，谁走也不让你走。”

被连长封了口，不能硬顶，于是我就来了个“曲线软磨”。当天晚上，我找到了指导员，想从指导员这里打开缺口。但没想到，指导员的话也很硬，记得当时，听了我退伍的请求，我们指导员恨铁不成钢地说，“小赵，你是不是没睡好觉，睡蒙了。你是咱连里的首要提干苗子，我跟连长怎么可能放你走。别说了，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因为我跟指导员关系比较好（指导员跟我是老乡），我也给了他硬话，记得当时，我坚定地说，“指导员，我今天回去了，明天还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就和指导员杠上了，因为我想退伍，必须得过他或者连长这一关（老兵退伍名单，必须由连里上报）。于是，从第二天起，每天晚上熄灯前，我就到指导员房间，找他唠嗑。但唠也是白唠，我坚持我的，指导员坚持他的。记得当时，等我第六次找指导员，他已经进了被窝。见状，我笑着说，“指导员，起来吧，咱俩还得再聊一会儿。”听了我的话，指导员无奈地说，“小赵，我都躺下了，明天再聊行不。”

我没有回话，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见状，指导员无可奈何，他叹了一口气，然后起床穿衣。等指导员穿好衣服后，我俩就前后走出了房间。时值深秋的北方小城夜晚，已经很冷了。连部那条几十米长的小路，我俩来来回回走了好多遍，聊的就是“让走不让走”的问题。

最后，指导员看我依旧喋喋不休的说要走，他怎么劝就是不听，万般无奈之下，他看着我，认真地说，“小赵，咱俩是老乡，今天，我也跟你说句心里话，我文化浅，还来自农村，知道提干的不容易。你是城市兵，高中毕业，字写的还好，留在部队好好干，肯定比我有前途。”（时至今日，在想起指导员当时的话，我的心里，还是感慨万千）

于连部大院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得出指导员对我的期望和惋惜。但没办法，第一，我已六年没回家，父母年迈，父亲身体还特别不好；第二，城市兵的我，当时退伍回家后，可以直接安排工作。于是我还是坚定地说，“指导员，我不想提干，就想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