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周期,穿越的到底是什么?

文史宴说 2024-08-01 23:42:36
本文是三解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的新节目《重读清史》系列的发刊词。在这档节目中,会由三解来领读8本清史的专业著作,这8本书既有海外汉学家的成名作,也有国内研究者的最新成果,涵盖了法制史、思想史、制度史、社会史等多个细分领域,读完这8本书,基本上可以对清朝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轮廓。

或许有人会反问,我为什么要认识清史?重读清史有什么现实的用处?精读一个直接制造了近代屈辱史的王朝历史,对我们现代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个的答案很简单,重读历史,乃至于重读清史,最大的用处就是,让我们理解一个词汇——周期。

王朝兴亡有周期,经济发展有周期,人生的际遇自然也有周期,得益于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我们绝大多数人,从未经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所有的人生经验,都得自经济上升期的社会环境,仅仅在几年前,还会有一种幻觉,往后余生,将在一个持续繁荣的背景下,越来越好,越飞越高。

可历史的剧本却画出了一个大大的抛物线,让很多人在急速内卷的环境中,迷茫了。

因为在不知不觉中,选择少了,收获小了,经验不管用了,方向也没有了,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呢?

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

要找准方向,穿越周期,就必须标定当前的位置,再对照过往的周期,寻找规律。不幸的是对完整经济周期的已有研究,往往基于西方历史,到底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还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没有人可以下结论,因为制度环境、社会背景完全不一样。

更现实的选择,是回到中国历史的坐标系,从更宏观的视角,把握时代演进的方向。当我们把观察的尺度拉长到2000年,大的文明周期自然清晰可见。

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周秦之变。

第二个阶段是唐宋变革。

第三个阶段是西风东渐。

所谓周秦之变,自西周起始,至秦汉终结,整个历程接近1000年,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从商周时代的邑制国家,走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

简单解释一下,在商周时期,每个人都从属于一个氏族,氏族成员共同耕种,统一分配。正是《礼运·大同篇》所说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的景象。

不过,氏族内部也有高低贵贱,族长是贵族,其他成员则是子弟,子弟相当于族长的半奴隶,氏族的财产所有权归氏族,支配权则归族长。整个周王朝就是同构的“家天下”,分封的诸侯是周王氏族的子弟,诸侯又拥有自己氏族的子弟,这些氏族聚居的城市就叫“邑”,周王、诸侯居住的叫大邑,往下一级的叫族邑,再向下是属邑,人和土地对应,就构成了一个邑制国家。

这也是已知的中华文明原初的制度形态,简单提炼几条特点,就是:

1,家国一体,也就是家天下;

2,财产所有权与支配权分离;

3,政治权力源自氏族内关系;

4,贵贱有别的身份等级制度;

5,人与土地的对应关系。

周秦之变,最大的变化,就是秦汉时代,改变了第3项,用职业官僚群体,替换了层层效忠的贵族统治,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并相应改造了其他几个特质。

之后的唐宋变革,历程同样漫长,并不止于唐宋两朝,同样长达1000年。在西汉皇权无节制扩张的废墟之上,东汉建立起了皇室与世家共天下的制度体系,此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虽然“家天下”的统治没有变,官僚制度得以保留,其余传统特质,都在发生变化,一直到北宋,在制度层面,确认了良贱无别,财产权的确权,以及允许百姓离开土地,自由流动,堪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才有了史学大师陈寅恪的高度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然而,文明的发展并不总是直线向前的。北宋之后,政权屡屡更迭,经济变化万端,直至明太祖朱元璋定制,前述的变革,并没有延续而下,反而吸收了一系列草原王朝的制度,别开生面。

史学大家孟森在《明史讲义》中就说,“洪武开国,一切扫除更新,其创意所成之制度,奠大明二百七十七年国基。清承明制,又奠二百六十八年之国基。”

因此,西风东渐的大变革,是在明太祖确立的制度背景之下,闯入中国人视野的,清王朝灭亡之后的110多年,也是这个历史周期的延长线,包括家天下的终结,私有财产的确权,乃至于公民与公权力的关系,人人平等原则建立,土地对人身束缚的解除,一系列文明现代化的变革,都经历了反复的斗争和长期的争取。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自己所在的位置,是在明太祖开启的第三个历史周期之内,为什么要从清史讲起?也就是节目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要精读一个直接制造了近代屈辱史的王朝历史?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在很多人眼中,清王朝的形象是软弱无能,武力废弛,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曾经持续100多年的开疆拓土,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同样,在很多人眼中,由于清王朝的固步自封和颟顸愚昧,造成传统文化断档,又懒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可正如孟森先生所说,清承明制,清朝的制度根基就来自明朝,内敛性的社会控制体系,也沿袭自明朝。清朝固然有文字狱、圈地、投充、迁海令等恶政戕害社会,可在军事技术、对外贸易等方面,又比明太祖积极得多。

更重要的是,占总人口极少数的八旗统治集团,非常恐惧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以华夏讨伐蛮夷的名义,反抗清王朝,更何况在清朝之前,“胡无百年之运”的论断,几乎没有落空过,所以,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哪怕在康雍乾三代,这个后世称之为盛世的时代,也让皇帝耿耿于怀。

要缓解这种焦虑,消弭大规模反抗的可能,清朝皇帝对社会各阶层采取了软硬两手的管理手段:一方面对于汉人士大夫,采取强硬的手段,限制他们的政治活动和势力扩张;另一方面对于中下层百姓,则采取怀柔的方式,注重在司法公平、轻徭薄赋等生活相关政策的改善上,宣扬清王朝的“仁政”。

对汉人士大夫的强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文字狱,作为清王朝钳制读书人的独有手段,文字狱的主要作用并不在于惩戒,而是制造“涟漪效应”,恐吓汉人士大夫,主动进行自我压抑和自我审查,当然,从规模和影响来看,文字狱对清代学术和士风的影响被严重高估了,无论是心性之学的衰微,礼教之学的兴起,还是考据学的爆发,早在明代已有端倪,发展到清代,实则走入了梁启超等人赞誉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这一点,也是相当反常识的。

尽管清王朝对士大夫思想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大,可科举手段,作为士大夫入仕的主渠道,在清朝得到了极大的重视,科举制通过调整对官僚权益授予的分配方式,空前绝后地消除了足以与中央政权对抗的社会势力,更标志着非人格化体制的成熟。

对中下层百姓的怀柔,一样表现出类似的制度特征。比如清朝的司法体系,形成了一套基于文书程序的,极为繁琐的司法复核制度,最严重的、要判斩首、绞刑的大案,有所谓“上司未有不驳”之说,也就是发现问题,驳回案件重审,除县一级为初审之外,府有府驳,按察司有司驳,督抚有抚驳,刑部还有部驳,总共五级六审,整套程序,与现代司法的刑事审级制度极为相似。

在基于文书程序的非人格化体制之上,清朝的皇帝还有“法外施仁”的人格化操作,比如叫停秋决的死刑执行,或是响应督抚、刑部的请求,对囚犯开恩免死,尤其是在嘉庆之后,皇帝主动废止了一系列严酷法条的执行,都是“不肯伤民命”的具体表现,这也和一般人印象中的清朝为政苛酷,大不相同。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清王朝的“宽仁”,是在对社会严密控制基础上的“宽”,人们常说的“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统治,清王朝委托给本地士绅们负责的看法,就并不符合事实。真相是,县级政权不但依赖本地胥吏为爪牙行使权力,县丞、主簿、巡检司等统称为“佐杂官”的底层官僚,也被分散派驻县城之外,成为政权深入到基层社会中的重要权力触手,大权从未旁落。

正是诸如此类的制度创新,让清朝获得了远超明朝的社会控制力,而清朝皇帝对新鲜的政治垄断方式的兴趣,也远比明朝皇帝浓厚。在中央层面,清朝连续几代皇帝,通过个人的勤政,持续强化君主独裁,又热衷于改造明朝旧制,成果相当显著,比如军机处的设立,密折制度的施行,既把专制皇权推到了2000年来的顶峰,又维持了社会统治的长期稳定。

直白地说,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积极干预社会,控制社会的清王朝,远比中后期,对社会几乎放任自流的明王朝更有说服力。

更具借鉴意义的是,哪怕外敌还没有逼近国门,康乾盛世的末尾,清王朝曾经百试不爽的权力垄断手段,无论如何加码,都渐次失效,不可避免地走向持续多年的“道光萧条”。

正如前面提到的,中国历史上的大周期,长达上千年、数百年,潜移默化的是权力政治的要素,社会经济的基础元素,而清朝由盛转衰的小周期,就是我们常说的王朝历史周期律,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要走出历史周期律,就必须了解周期,尤其是搞清楚,周期之中,成功的控制和社会的失序,各自原因何在。

所以,本档节目选择了8本书,分为上下两个篇章。

上篇从控制手段入手,选取了《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科举史》《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等5本重磅作品,从文书律法到文化思想,从科举选才到基层统治,深入解读清王朝对社会无孔不入的控制手段。

下篇从失序的社会现场入手,选取了《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等3本名作,观察清王朝的秩序、伦理、权力,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涌现出的一系列乱象,以及问题的根源所在。

总而言之,这档节目不是简单地复述这8本书的内容,讨论清王朝的兴衰,而是以众多名家的研究为切口,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大周期尺度上,讨论清王朝的诸多控制举措,失序现象背后的文明密码,从历史到王朝,从王朝到社会,从社会到个体,为每个等待穿越周期的朋友,送上一张清晰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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