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初期，中央决策层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人称“三人团”。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退出苏区，西进长征。
父亲踏上长征征途不久，突然接到何妈妈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杀害的疆耗。父亲离开上海后，何妈妈化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担任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
1933年3月，她为了营救全国海员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廖承志，四处奔波，为他找律师，疏通社会关系。她的积极举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一天，何妈妈见住所四周有一群形迹可疑的人，马上意识到可能要出事了。她把年仅三岁的二哥允若机警地往邻居大妈怀里一塞：“请帮忙照顾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的。
接着，何妈妈转身回到住处，立即烧毁机密文件，从容应对敌人的搜捕
何妈妈被捕后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敌人用严刑拷打逼她供认自已的真实身份，她只是说自已是名教师。由于没有任何事实证据，敌人无奈地判了她十五年徒刑。
后来，由于叛徒的指认，敌人知道了何妈妈的真实身份，便将她移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何妈妈受尽大刑，仍坚决不吐一字。
在狱中，每逢夜深人静时，她便思念起不在身边的丈夫和三个儿女，担心他们的冷暖安危，忧心如焚，心如刀割，默默地流下了泪水。
1934年10月18日子夜，秋雨凄凄，如泣如诉。黔驴技穷的敌人趁着夜色，将何妈妈押往雨花台秘密枪杀。何妈妈为革命献出年仅三十二岁的生命。
父亲失去挚爱而坚贞的妻子，悲愤难抑，挥笔写下几个大字：“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失去亲人的痛苦，更坚定了父亲在长征路上迎接艰难困苦挑战的决心。
10月22日，父亲接到了一份博古周恩来的电报：刘少奇参加中央红军第八军团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
红八军团是同年9月21日在江西兴国县崇贤圩组建的，下辖红二十一师和中央警卫师（即工人师）。军团长周昆，政委黄魁，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红八军团共一万余人，枪支近三千支，绝大多数是新兵，连枪都没摸过。周恩来原意是想将他们补充到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以老带新，增强实际战斗力，但李德和博古主张建立新军团，以扩大西征的声势。
新战士思想波动很大，甚至有人还开了小差。父亲从红九军团来到红八军团后对部队的党组织进行充实，安排一些干部到连队当支部书记，从政治上巩固了这支部队，部队建设很快就有了起色。
国民党军队为阻拦中央红军西进，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行进时，红一红三军团冲锋在前，红八、红九军团作为护卫紧随其后。红八军团虽是新兵，但仗却打得有声有色，机智、顽强、悲壮。
战士曾昭和面对敌人的机枪火力压制，灵机一动用树枝支起帽子吸引敌人火力，迁回到侧面投掷手榴弹，为队友冲锋开辟了道路。
战士王华生从悬崖攀上山顶时，由于枪和手榴弹在攀爬中丢失，便毫不犹豫地同敌人肉搏，最后抱着敌方的机枪手跳下山崖，同归于尽。
战士朱勇为掩护战友，面对人群中味味冒烟的手榴弹，奋不顾身扑上前去·年轻、无畏的红军战士，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战歌。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中央红军连续突破了敌人三道防线，来到了湘江河畔。但此时，红军也从开始出发时的八万六于人，锐减到六万四千人。
红八军团同样减员严重。11月17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八军团压缩改编为一个师，为二十一师，命令父亲负责红八军团的改编工作。由于行军紧张，改编工作没有完成。
蒋介石见中央红军连续突破三道防线，向湘桂边境继续西行，立即下令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一起组建第四道防线，企图将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
11月27日深夜，湘江战役分别在新圩、界首和觉山（脚山）三个地方同时打响其中觉山（脚山）是双方投人兵力最多、战斗最残酷的地方，敌人仗着空中和地形的优势，对红军疯狂地进行炮轰和扫射
红八军团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中央机关转移。11月30日晚，军委纵队将近一半渡过了湘江，而他们却刚到达灌阳县，距离湘江还有四五十公里。
这时，红八军团接到军委的命令夫灌阳具水车地区，与红三军团第六师取得联络。其实，第六师早走在前面了。红八军团折身返回，不但浪费了大半天时间，而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夜色中，桂军的两个师从后面席卷而来，一个团又插人其中，将红八军团拦腰截断。顿时，枪声大作，飞机轰炸，炮火腾空。顷刻间，红八军团乱成一团。
罗荣柜好不容易组织成一支千余人的队伍突围：军团长周昆在黑暗中悲切地下令：“中央警卫师断后掩护，其余尽快向湘江方向冲击！
12月1日上午，被打散突围的红八军团赶到湘江边，这时凤凰嘴渡口的浮桥已被敌人炸毁了。红八军团官兵只能涉水过江，任凭空中敌机的轰炸，岸边追敌机枪的扫射。湘江之水一片鲜红。
当天晚上，红八军团整理队伍，战斗人员仅剩六百人，连挑夫、勤杂人员加起来不足千人。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总数仅余三万余人。
湘江战役惨重的代价，加上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看清了博古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和共产国际错误领导的危害性，他们迫切需要寻找一条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特别会议，父亲同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一起坚决支持毛泽东提议的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建立苏区的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黎平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是遵义会议之前的次重要会议。在会议召开前不久，中央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并人红五军团，父亲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
红五军团过湘江时，一些笨重的机器遗弃在江中，文件资料等仍由挑夫挑着。父亲到了红五军团，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组织部队清理烧毁了大量文件和资料。
父亲又要求所有人员清理所带物品。父亲除了保留在长沙时请人画的祖母像外，其他东西都丢弃了。部队一下减轻了负担，原来一天只能行军四五十里，现在日行百里不在话下。
1935年1月13日，父亲在行军途中，接到周恩来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来遵义城。”卓然，即李卓然，是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会上，父亲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对李德、博古等人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批驳。
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月，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不久，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会后，父亲同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一起，向三十七团排以上千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指出：遵义会议拨正了革命的航向，毛泽东又回到了中央，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有了希望。
红军占领遵义，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川黔滇桂地方军阀加上国民党中央军共四十万人，向遵义进逼包围。三万对四十万，双方兵力悬殊。中央决定北渡长江，与活动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1月19日，红军兵分三路向土城、赤水前进。24日，红一军团击溃黔军，占领土城，并往赤水疾进。26日，红一、红九军团遭遇川军阻击，占领赤水计划受挫。
28日进驻在十城的红三红五军团的军委纵队，对尾追的川军发起猛攻，予以重创；但川军后续有四个旅迅速增援，一时形成对峙局面。
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北上行军路线，主动撤退，避开强敌。凌晨，红军大部队分三路，从元厚镇、土城镇向西渡过赤水河，此为四渡赤水第渡。
这时，敌军大部分被红军吸引至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红军出其不意地回师东进，折回贵州。2月18日至20日，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
2月28日，红军再次进占遵义城。历时五天，红军研灭和击溃敌方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红军遵义大捷后，3月2日，蒋介石急忙飞到重庆，坐镇指挥，妄想用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合围红军。这时，蒋介石才知道红军的统帅已换成他的老对手毛泽东了。
红军将计就计，伪装成在遵义地区律寻敌，以诱敌迫近。这招果然调动了敌人，但当敌人靠近时，红军突然转兵向北，16日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挺进川南。
红军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态势，蒋介石也从重庆移至贵阳。然而，21日毛泽东命令红军秘密、迅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31日，红军主力突破乌江，成功把几十万追兵甩在北岸，兵锋直指贵阳。这时蒋介石吓得魂飞魄散，一面命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准备逃跑；一面手谕云南军阀火速“救驾”
就在滇军日夜兼程赶往贵阳时，红军却声势浩大地向昆明进发，吓得昆明守军不敢应战。红军主力机掉头向北，以日行百里的速度赶到金沙江边。
这时，父亲已调至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同战士们一起，从5月3日开始的七天七夜里，靠着七只小船大摇大摆地巧渡金沙江北上，将国民党四十万追兵全部用在金沙江南岸。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月，纵横驰骋川黔滇三个省，以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研红军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红一军团红一师一团在杨得志率领下，来到了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他们仅花了二十分钟战斗，击溃了川军的两个连，在渡口找到了一只小船。
安顺场渡口宽百米，恶浪滔天，高山立，对岸有川军的一个营在防守。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率数十万大军正是在此遭清军包围，全军覆没。
5月25日清晨，刘伯承、聂荣臻亲自指挥，第一营营长孙继先挑选十七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突击队分两批，分别由熊尚林、孙继先带领乘小船渡河。
十八名勇士在炮火掩护下，战胜了惊涛孩浪，冲过了敌人的重重火网，终于登上了对岸。
敌人见红军冲上岸滩，便往下甩手榴弹。红军利用又高又陡的台阶死角作掩护，沿台阶向上猛烈冲杀。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了川军一个营。
随后，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千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蒋介石妄想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梦想破灭了。
安顺场渡口仅有一只小船，水流瑞急，无法架桥。26日，军委决定大部队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口。
经过急行军，红一军团红二师四团在29日凌晨抢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赶到了泸定桥。泸定桥是座铁索桥，这时上面的木板已被敌人拆除，只留下光溜溜的铁索。桥下是汹涌咆哮的河水。
下午四时，在全团司号员激昂的军号声中，夺桥战斗打响了。各种轻重火器向对岸发出密集的弹雨，二十二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攀上铁索，匍前进，向对岸爬去。
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不时有人掉下桥去，刻被凶涌的恶浪吞没，但突击队员仍顽强地一步步逼近对岸，后续部队则一边铺木板一面跟进。
负隅顽抗的川军眼看红军要抵近桥头堡，在桥头燃起大火，妄想阻拦。突击队员毫无惧色，穿过熊熊烈火，迅速消灭了守桥之敌。
飞夺泸定桥，天堑变通途。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彻底甩掉了蒋介石十几万大军的追击。
父亲过了大渡河，6月中旬，来到了四川雅安的夹金山。夹金山终年积雪，连鸟儿都飞不过去，当地的老百姓都称它为“神仙山”。
爬雪山起初还顺利，当向上进人冰和雪的世界，风雪刮得人静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摔倒了，想站起来，却浑身无力，许多红军战士就这样在雪山倒下。
父亲同红三军团的于部、战士一起，咬紧牙关，相互扶持，终于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海拔四于米的雪山。
6月下旬，中央红军连续翻越了几座雪山，到达了四川懋功，终于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两大主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万余人，士气高昂。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两大主力会合后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方向。父亲发言支持红军主力北上在川陕甘创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结束后，父亲离开红三军团，回到了中央。
7月中旬，红军到达四川松潘地区。为筹集粮食过草地，中央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父亲为主任，杨尚昆、曾传六为副主任。他们组织指战员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下，开展筹粮活动。
妇女支队的同志为了节省粮食过草地，误食了有毒的野菜，幸而及时抢救，才得以脱险。父亲闻讯立即赶去看望和慰问，并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关切问候。
为了保护女同志安全过草地，父亲将她们分散到各军团。她们开始都不愿意，父亲耐心地劝说：“你们都是党的女干部苗子，男同志多些可以互相帮助、照顾。”后来，她们全部顺利地过了草地。
过草地时，父亲不时检查战士们的干粮袋，发现谁空了，就把自已的干粮分给谁。经过八个日夜的拼搏，红军终于走出了荒无人烟的泥潭沼泽，摆脱了死亡的威胁。
这时，红军已分成左、右两路军，中央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父亲在右路军；总司令部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在左路军。过了草地，两路军在行军路线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当时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张国泰自特兵多将众，个人野心急剧膨胀，口头上同意队伍北上，暗中却在酿南下四川成都。
9月9日，张国泰背着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用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毛泽东闻讯，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紧急商后，连夜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被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9月12日，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父亲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和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俄界会议后，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了氓山，占领了哈达铺。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初，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同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师。父亲历经千辛万苦，历时一年有余，终于走完了长征路，行程两万五于千里。
到达陕北后，父亲出席了一系列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讨论决定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和行动方针、中央组织分工等问题。父亲被确定分管工会工作，出任新组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