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帐篷里刚躺下不到一小时的王文澜又憋不住了，鞋都来不及穿，起身跑向离帐篷一百米远那个芦席围成的厕所。

在王文澜的记忆中，这已是当天第29次上厕所，他腹中已没有任何东西，有的只是一滩浑浊的水，带着血丝。

王文澜挣扎着躺到木板床上。

他实在难以理解，作为一位军人，具体说是38军114师的一名宣传干事，他的体质为什么这么不经折腾。

那些整天抬预制板、扒死尸的战友大部分都生龙活虎的忙着，而他，仅仅只是挖了两天的土坑，照了一天的相，怎么就倒下了呢？

想睡觉，又睡不着，他也不敢睡，他怕进入梦乡，一泡急吼吼的稀会拉在床上。

他盯着帐篷顶看。事实上，那里已经没有绿色，准确的说是成千上万只苍蝇把绿色盖了个严严实实。

王文澜所在的帐篷是临时搭建在唐山针织总厂废墟旁的一座野战医院，他在这里吃了两种专治痢疾的药，都不管用。

随着身体越来越弱，他想到了死。他不甘心，觉得这种死法太丢人，要死，也应该死在余震废墟下啊，那多光荣。

帐篷外抬进的一个病号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

那病号脸色惨白，小腿青紫。大夫说马上截肢，闻听此言，后面跟着的女人嚎啕 大哭。

这是一对刚结婚不到一个月的夫妻，丈夫被埋废墟下两天，小腿被一根房檩砸中，已经耽搁两天。

军医说：“再不手术，你丈夫的整个右腿都保不住。”

又是一阵哭声。

不一会，又进来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医生，说是山东医疗队的，已和领导说好，从这里协调一些消毒用的碘酒。

等人的间隙，女医生和王文澜攀谈起来。

“你要是不想死，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女医生说。

王文澜眼里冒出一点光。

“就用碘酒，你把碘酒稀释了，喝下去，保证管用。”

“碘酒是外用药啊。”

“别担心，不过，你要咬紧牙，喝的时候非常疼。”

“那好，我一会试试。”

“别一会了，等碘酒来了我给你兑好，你就捏着鼻子往下灌。”

三十分钟后，女医生给王文澜兑好碘酒。王文澜咬了咬牙，屏住呼吸，灌进去一大口，然后，又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这东西的刺激性太大了，刚到喉咙，就觉得里面像着了火。

“你还想活不？想活，就挺住，一个大男人，怕啥？”女医生的话语中既有警告，也有讽刺。

咕噜一声，第二口下去，还是喷了出来。

第三口、第四口，直到第五口的时，肠胃才慢慢适应。

喝完碘酒，王文澜两天没有吃饭。

第三天，王文澜去厕所的次数正常了。后来，他专程到山东医疗队驻地找那位女医生表示感谢，可惜，去了两次都没找到。

王文澜又可以拿起相机和钢笔了。

地震第七天，114师派来侦察兵，白天挖死尸，晚上，一人拿着仪器，其他战士手持木棒和铁棍，在废墟穿行。

他们在寻找生命气息，王文澜跟着在后面拍照。

8月9日，王文澜跟随341团四连战士来到唐山商业医院倒塌的内科病房。

在基建工程兵61大队两台吊车的配合下，被誉为“无坚不催博山英雄连”的指战员对该楼西侧展开重点突击，扒开50多块水泥板，清走了50立方米废墟。

然后，又挖开一个十公分见方的小洞，从倾斜的水泥板缝隙中，隐约看见里面的一张病床。

战士杨树海紧贴水泥板缝隙，朝里面高喊：“有人吗？”一会，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怕再使用工具作业不安全，连长张可钦带领12名战士徒手突击清走三块，每块一吨多重的水泥预制板。

五班班长李伟和战士杨树海、李宝堂、董长林扒掉病床西侧的断墙，离被救者又近了一步。

张可钦通过第二次扒开的小洞朝里望去：一位妇女被挤压在床下，弯着腿，蜷缩在只有一米多长的空间里，人基本不能活动。

班长李伟等人钻进洞里，继续徒手扒挖。

为避免伤员被灰尘呛到和被光线伤到眼睛，战士们递进去两件衣服，让伤者捂住嘴和眼睛。

从洞口往外抢救时，为避免擦伤，几位战士侧身趴在洞外，把堆在伤员周围的碎砖石，一点点捧到帽子里，然后一一传递出去。

洞口稍大一点时，副指导员张光喜钻进洞内，把一条床单垫在伤员身下。

又经过50多分钟的紧张战斗，伤员终于被安全救出，此时已是9日晚7点20分。

这位伤员就是卢桂兰，她创造了被埋303小时后生还的奇迹。

王文澜按动快门，把这些珍贵瞬间一一记录下来。

8月10日，王文澜搭乘飞机到北京买胶卷，在唐山机场偶遇哥哥王文波，王文波在112师。

兄弟二人见面，也只是匆匆打了个招呼便各奔东西。

2008年汶川大地震，王文澜又参加了抗震救灾。

当时，比他小很多的摄影记者不敢进旅馆，王文澜头也不回的就住进去。他说：“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后，我什么都不怕了。”

王文澜从1976年拍摄“四五事件”开始，到现在已经照了近50年的相。

他说：“我要一直拍到2025年，然后出一本书，这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在一个人眼中的视觉史料。”

我盼着王老这本书尽快面世，到时，我一定第一个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