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伦理学属于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伦理学是人生的第一哲学，它的存在是人与外界关系亲疏级别的划分，人类认识自然就从伦理观开始。“他是谁？他跟我什么关系？”这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开始。伦理学处理的是“第一”关系。比如，最早的伦理学存在于原始氏族社会、封建社会，是以血缘亲疏为“第一”关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说的就是这种关系。再比如，工商文明以物质为“第一”关系，后来又异化为资本、金融。简言之，这种理性“第一”是科学发展的源头。而信仰“第一”是各种宗教的源头。这种源于理性“第一”的伦理学是人类社会文明发生与发展的基石。

农业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以下简称自然系统）的认知和加工。以此为原点，必然延伸为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系统，从而发展为社会生态系统（以下简称社会系统）。任何社会系统必按照各自的游戏规则正常运行。游戏规则是以不含个人私利，“思无邪”（《论语·为政》）的公平、公正为原则的，保持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持久、共处不断繁荣之道。依据唯物辩证法，非公平、公正的，反游戏规则的丛林法则必然同时发生。两者纠缠过程中产生社会文明。所以说，农业伦理是人类文明最初的萌芽。农业系统从本质上说，就是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耦合。农业本身内涵不容忽视的农业伦理关联，表现为多种农业子系统之间彼此耦合和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即道德关怀。其中既包括对自然系统的道德关怀，也包括对社会系统的道德关怀。

根据前面讲到的“第一”关系，中国农耕文明伦理观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皇权社会和近现代的工商文明社会5个阶段。在农业文明的开始，是依据家族血缘的亲疏，来处理食物分配和互相关怀的程度。后来到了周朝，有了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和对社会系统贡献的大小，分享社会地位、工作和求生的物质权益。老子和孔子的思想是以自然观为原点的中国农业伦理学的开端，即史称的礼乐时代。

进入皇权社会以后，董仲舒的天命观取代了老子、孔子的自然观。天子受命于天统御天下，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伦理系统建立了皇权社会系统。皇帝是“圣人”，皇帝一言既出，就都是“真理”。中国农业伦理观在信仰“第一”的框架下，被严重扭曲。有一些人也搞一点理性的东西，那是个别的，总的来说，是信仰“第一”的“唯上”之风，绵延不绝，直至晚近。

（现在）“三农”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的“三农”问题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从未停止过支农，城乡差距却依然存在？成千万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和社会关怀，将给社会留下怎样的隐患？怎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诸多难题？数千年的中国农业社会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中国独有的农业特征，即二元结构，也给我们留下了农业伦理学的特殊难题。中国农民没有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益，处于农业伦理的失语状态。中国农业伦理观的缺失是我国农业的短板，导致中国农业出现跛脚状态，在发展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建设时代性的农业伦理观，可以从源头上破解“三农”问题，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需要。

中国农业伦理学这一学科的建立，是我国从经验农业科学到理性农业科学迈出的重大步骤。中国农业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有两个基本动力，一是智能化生态文明的新远景，二是面向海洋不断加强的开放之风。目前面对实现生态文明的农业新任务，回归自然已为全球属望。中国现代农业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挣脱城乡二元结构和与之俱来的耕地农业系统的束缚，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完成现代农业构建和与之相应的伦理观。农业生态系统科学回答农业行为的是与非，农业伦理学回答农业行为的对与错、善与恶。而农业行为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农业伦理维度。

摘编自“何谓农业伦理学——对话中国农业伦理学开创者任继周”，原载《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