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佛教活动，重要者计有九类：研习佛理、讲经宣法、译纂佛经、布施奉养、营建寺庙塔像、剃度僧尼、整理刊刻佛典、受戒持戒参禅悟禅以及举办各类佛教集会、与僧人交游往来。了解并掌握佛理的途径通常有诵读佛典、聆听僧人或居士讲经、与僧人研讨佛教教义、向高僧或精通教义的居士求教。文人研习佛理以两晋南北朝时期最为普遍，宋明理学家以及宋明清的居士亦深度涉猎释典。
晋代殷浩因率军北伐接连惨遭败绩而被黜为庶人之后，方始勤勉攻读佛经，且极为认真，但凡有不解之处必定夹签而后请教他人。他研读《小品般若经》时，“夹下二百签，皆为精妙深邃、世间难解之惑”。并且迎请名僧支遁以便请教；支遁意欲前往，王羲之劝阻支遁道：殷浩“思维深邃丰富，既不易与之匹敌，况且他自己所不解的，上人（指支遁）未必能够通晓。”还言支遁倘若前往而不能解答，便会丧失十年美名。
最终支遁未去，殷浩始终心怀遗憾。晋代何充“性喜释典”（《晋书·何充传》）。阮裕同何充开玩笑讲：“卿志向涵盖宇宙，勇迈千古。”何充不明其含义，阮裕解释说：“我谋求数千户郡（指担任郡守）尚且未能达成，卿图谋成佛，岂不是志向太大了吗？”何充之弟何准，不愿为官，闲居家中“唯诵念佛经”。（《晋书·何准传》）故而谢安之弟谢万讥讽道：“二何谄佞于佛。”（《晋书·何充传》）
两晋之际的周嵩，精于奉佛，后为垄断朝政的王敦所害，据说他“临刑犹于市诵经。”(《晋书》《周浚传》附)。王恭不善用兵却崇信佛教，后因起兵反对司马道子失败而遭杀，“临刑，犹诵佛经，自理须鬓，神色无惧”(《晋书・王恭传》)。晋简文帝对僧人竺法汰深怀敬重之情，邀其讲《放光般若经》。开题起讲之日，帝亲往与会，“王侯公卿，莫不毕至”。
此后，前来向法汰问学之人达千人之众。在东晋庐山东林寺僧人慧远周遭，有一个常去听法修行的居士群体，如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等。其中周、刘二人与陶渊明被时人称作“浔阳三隐”。谢灵运读佛经遇疑难词句，曾向慧叡请教，慧叡遂为之著《十四音训叙》，条陈梵、汉，以阐释佛经字音词义。
后秦帝姚兴、大将军姚显、左将军姚嵩，屡次请鸠摩罗什演说佛经。姚兴还在鸠摩罗什的指导下研读经文和进行著述。张加十出齐竟陵王萧子良时常聆听名僧讲经说法，也听过梁武帝讲经。北魏孝文帝“尤擅释义”，常于永宁寺聆听佛经，并令中书、秘书二省与僧徒研讨佛义，命高僧一月三次入宫讲经。南齐僧宗，擅长《涅梨》、《维摩》等经，北魏孝文帝闻其名，特地致书邀聘，但齐高帝不许他出境。南齐僧旻开讲《成实论》时，“其会者如市，山栖邑寺无不掩扉毕至，衣冠士子于四衢云集。
众人皆盘膝而坐，不觉得狭窄；言论虽整日不停，无人起身疲倦，皆敬仰之如日月矣”。后应吴兴太守延请，当时“舟楫布满川流，京师学士如云随雾合，中途的守宰无不郊野相迎”，号称“素王”。（《续高僧传》本传）。五代十国时，南唐二主因极度佞佛而被世人讥讽。陆游《南唐书·浮图列传》批判他们荒废政事，耗费国帑；后主则于围城之中听经不止，国亡却不知悔悟。
苏轼苏辙兄弟自幼便“旁资老聃释迦文”（苏轼《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诗中的“释迦文”即为佛经。明末清初的钱谦益言：“北宋以后，文人之通释教者，以子瞻（按：苏轼字）为至极。”（《牧斋初学集·读苏长公文》）黄庭坚谪居黔南之际，研读《大藏经》达三年之久。北魏宣武帝喜爱佛理，常于宫中亲自讲经论；与名僧研讨佛教义理之时，还命僧记录，称之为《内起居》。
崔光于北魏宣武、孝明两帝时皆高居要职，常为沙门及朝贵讲授《维摩经》、《十地经》，聆听者常达数百人。南朝梁武帝常于同泰寺讲《涅粲经》、《般若经》等。梁武帝对佛教经律论三藏皆有研习，他对那些“专仗数论，未了经文”的“宿学耆僧”极为鄙夷。据称，梁武帝讲《摩诃般若经》时，与会的高僧达千人，僧俗共计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足见这位“皇帝菩萨”（梁武帝自称，其臣下表奏上书亦用此称）佛学理论之高深。
东汉之时，居士们已然参与佛经翻译的辅助事宜；如支谶译《般舟三昧经》时，孟祥和张莲将其笔录成文。三国时吴国的居士支谦，本为大月氏人，其祖父时迁徙至中土。据说支谦曾被孙权拜为博士、使之辅佐太子。其所译《维摩诘经》二卷，宣扬修行未必一定要出家，关键在于主观之信仰。
东晋以后，该经受到门阀士族的欢迎。西晋与东汉、三国相同，译经依旧依靠信徒资助于民间开展。居士聂道真、聂承远曾在竺法护译经时担任笔受；竺法护逝世后，二聂还独自译经二十余部。前秦时，协助道安译经的有秘书郎赵整。自前秦起始，佛经的翻译主要是在朝廷的庇护和资助之下进行。后秦帝姚兴曾设立国立译场，还亲自参与译经事宜。
北凉译事之发达，归因于沮渠蒙逊的倡导。南朝以刘宋时期译经数量为最，此与宋武帝和宋文帝的大力扶持密不可分。梁朝僧人译经之时，梁武帝曾亲临译场进行笔受。北魏菩提流支集团译经时，担任笔受之人有重臣及文士领袖崔光，宣武帝亦“御驾亲至大殿之上一日，亲自笔受”。
隋朝设有译馆，并设立翻经学士，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一同传习梵语，诸翻经学士亦参与译经。隋朝翻经学士刘凭还著有《内外旁通比较数法》一书，专门论述梵汉翻译。唐代的鸿胪寺典客署令杜行频，精通诸番语及天竺语书，曾译经一部一卷。唐宪宗时，尚书孟简协助僧人般若译《本生心地观经》八卷。宋代的文彦博曾出任译经润文使，组织并参与译经。
供养可分为两类，其一为供养僧侣，其二为供养佛菩萨像、佛牙佛指佛舍利等。晋初的抵世常，家道殷实富足且奉法勤勉精进，鉴于当时禁止汉人出家，故而他只得隐匿于宅中供养沙门。此为较为长期的供养。世家大族家寺中的僧人自然也是被长期供养的，如晋代何充供养的沙门数以百计。多数情形下是暂时供养，例如西晋居士卫士度家常款待僧众用饭，唐懿宗每逢八斋日必定于大内中款待僧众，数量多达万计。
所谓供养沙门，即为僧人提供吃住穿用等。西晋周嵩亲手书写《放光般若经》一部，会稽王司马道子听闻此经遇火而未损，曾求而供养。唐代皇帝多次敕令迎请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的佛骨。供养佛经佛牙等多采用香花、灯烛、茶果、珍馐等诸般物品。供养之物亦涵盖钱财、土地、奴婢等，有施予僧人的，亦有舍予寺庙的。前秦王苻坚为尼姑智贤制作织绣袈裟一件，历经三年方才完成，价值百万。
东晋孝武帝钦佩敬重名僧道安的道德学问，遂派遣使者问候，并下诏称：安法师“俸给等同王公”，手诏下达。东晋十六国时的僧朗，更是备受恩宠。前秦王苻坚时常派遣使者致书僧朗，资助财物，一次就赠予他紫金数斤，绢绫三十匹，侍奴三人。东晋孝武帝于淝水战后不久，致书僧朗，并赠送五色珠像一尊、明光锦五十匹、象牙簟五领、金钵五枚。后燕王慕容垂封给僧朗两县的租税；后秦帝姚兴派遣使者送给僧朗金浮图（塔）三级，经一部，宝台一区；北魏道武帝亦赠送素十二端、白蚝五十领、银钵二枚。
北魏献文帝从宋朝夺占青齐地方后，迁徙当地民户至平城，将其中部分民户设为“僧祗户”，令其向僧团每年交纳粟六十斛。西魏文帝赐予僧人道臻稻田百顷。东魏僧人道宠早年曾教授魏收等人儒学，故而魏收上奏皇帝请求“每日赐予（道宠）黄金三两，直至其一生”。北齐文宣帝曾言：“今将国储划分为三分，即供国、自用以及供奉三宝。”（《续高僧传·僧稠传》）以国库积蓄的三分之一供奉佛教，着实令人震惊。北齐朝廷曾“分割八州之税，以供（五台）山（僧）众衣药之资”（《古清凉传》）。
刘宋明帝每月给予僧人道猛钱三万，有一次更是赏赐了三十万。张淹任东阳太守时，逼迫其郡吏烧臂照佛，此乃舍肢体之举。梁陈二代皇帝不但赏赐寺庙财物极为丰厚，甚至还有皇帝舍身——入寺为奴，为僧众服役。梁武帝曾四次（一说三次）舍身于同泰寺为奴，梁群臣“以亿万钱奉赎”使其出寺。其后陈武帝及陈后主也曾效仿梁武帝此般行径。北魏度支尚书裴植的母亲也曾舍身入寺为婢。一般官僚的施予亦为数不少。
晋代画家顾恺之家境贫寒，然而瓦官寺求施时他宣称要施一百万，而豪族所出未曾超过十万，故而众人皆认为顾恺之是在吹嘘。结果顾恺之在寺中壁画维摩诘像一幅，要求看画者施钱，三日便施得一百万。刘宋时，范泰施予果竹园六十亩给寺庙。何胤官至齐中书令，逝世时遗命“田畴馆宇悉数奉予众僧”（《南史》卷 30）。萧梁时，士族们更是“竭尽财物以趋近僧众，倾尽家产以趋向佛教”（《神灭论》）。西魏大统三年 （537），几位大将军及县令等人共同施予中兴寺二百八十四亩田地。
由于皇帝及朝野官僚的慷慨施予，致使出现了“贫道不贫”的现象。西晋时，长安某豪门地主，以向竺法护借三十万钱来试探竺的“道德”，而竺法护竟敢当面应允。南朝宋文帝征伐北魏时，曾向僧尼借二十万钱以作军用。宋初僧人慧义去世时，清查其资财，将近百万之多。《宋书·王僧达传》记载：王僧达“派遣主簿顾旷率领门义劫持（西台）寺沙门竺法瑶，获取（钱）数百万”。南齐僧人法愿的收入“每日盈万”。由此可见上层僧侣资财之丰厚。南朝有寺院曾设立“质库”（相当于当铺）。北魏僧官还放过高利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