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当之无愧的最高领袖，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下属，按照一般逻辑，应该毛主席为伯乐，发现了周总理这个人才才对。但有时候，历史就是那么有趣，周总理才是毛主席的伯乐，没有周恩来慧眼识才，也就没有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贺子珍在追忆毛主席最为艰难的这段岁月时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可我们要知道，周总理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央“三人团”重要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军事组织工作的实际负责人，而毛主席已经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只是一个白衣，但周恩来还是很尊重毛主席，他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层，不仅仅听从毛主席的意见，还甘心地为毛主席的意见去做实际落实。

周总理是一个很有策略的人，我们都知道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曲折反复的过程。周总理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这三场会议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决策进行纠正，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最终，将军事领导权和指挥权由“三人团”收归中央政治局。只有这样，遵义会议才有了良好的基础。

对此，毛主席也曾说道：“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在全党、全军深得人心，他已经通过前面三场会议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收回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更是明确“军事行动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泽东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已经在组织上确立了周恩来的党内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地位。

此刻，只要周总理想，他必然能够成为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可周总理大公无私，绝不争权夺利，他少年时候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壮年时代更是“为党的生存而奋斗”，他并没有选择做最高领导人，而是极力推举毛泽东成为实际领导人，自己则心甘情愿做毛泽东的助手。

在实际军事指挥上，周总理一切听从毛主席的行动指挥，出现了“助手”的毛泽东，常常替代“负责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最后决心的情形。

毛主席的核心不是自封的，还真的是经过曲折艰难的过程，以实打实的成绩换来的，最终得到了全党全军的公认，而在这当中，周总理助力不少。

遵义会议以后，也并非马上就彻底扭转乾坤，我军在土城、鲁班场战斗中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加之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艺术天马行空，通常都大范围行动运转，带敌人兜来兜去，让敌人摸不清头脑后，再聚而歼之。不过，敌人摸不清头脑，我军的部分士兵和指战员，包括党内和军内很多高层领导也跟着摸不清头脑了，例如林总就在内，他说：“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老是走来走去，都不打仗是咋回事”，他们对这种超乎寻常的战法不太理解，有个别将领甚至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毛泽东的权威地位此时受到严重挑战。

对此，周总理主持召开会理会议，以军事负责人的身份高度赞扬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方式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释，认为毛泽东依靠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让大家走了很多路，但这些路是不得不走的，因为只有在走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发现新的战机，这是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最好办法。

通过周总理卓有成效的说服工作，会理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标志着毛主席对中央红军的权威领导得到进一步确立，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关系也逐渐由之前的“周主毛辅”向“毛主周辅”转变，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地位。

正如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所说:“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他发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对中国深挚的感情。”的确是如此，是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也是周恩来成就了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