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曾志给毛主席写信提出一个要求，主席看后批示汪东兴处理
1973年的春天，一封来自陕西临潼军区干休所的信件，辗转到达了北京中南海。这封信的署名人是曾志，一位经历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革命。在＂林彪事件＂后的特殊时期，这位曾与毛泽东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士，在经历了丈夫陶铸的离世、下放农村的磨难后，终于重获安宁。然而，生活中的不便依然困扰着她。究竟是什么样的困扰，让这位坚强的革命老人不得不提笔给毛主席写信？她在信中提出了什么要求？毛主席又是如何回应的？这一切，都与一个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的选择有关。
一、革命生涯的起点（1911-1928）
1911年，曾志出生在湖南省衡山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她的童年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农家女孩一样，本该在田间劳作中度过。但192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她的命运。当时衡山县城里开办了一所女子师范学校，13岁的曾志通过考试成为了第一届学生。
在女子师范学校期间，曾志接触到了进步思想。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她和同学们组织了声援上海工人的游行示威活动。这次经历让年轻的曾志开始思考革命的意义。1926年，她加入了共青团，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1927年春，曾志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被派往衡山县城郊区做地下工作。在这段时期，曾志负责联络当地农会，组织农民开展斗争。她白天在乡村小学教书，掩护身份，夜晚则穿梭于各个村庄之间传递信息，组织会议。
1928年初，湘南地区革命形势日益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清剿＂共产党人，许多同志相继被捕。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决定发动湘南暴动。曾志被任命为湘南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政治部宣传科长。
这支革命武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决定向井冈山转移。经过十余天的艰苦跋涉，部队终于到达酃县。在一个普通的春日，曾志在县城的一座祠堂里，第一次见到了从井冈山特地下来接应的毛泽东。
这次会面虽然简短，却给曾志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湘南部队的情况，并对革命形势作了分析。随后，他亲自带领部队上井冈山，并在途中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队改编事宜。
四月中旬，湘南部队与井冈山部队胜利会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曾志被任命为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在这段时期，她多次参与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学习会，并完成了多项由毛泽东亲自交办的宣传任务。这些经历为她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井冈山时期，曾志还参与创办了第四军的第一份部队报纸。她带领宣传科的同志们，利用缴获来的印刷设备，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创办了《红军报》。这份报纸不仅传达军令，还发表战士们的文章和通讯，成为连接指战员的重要纽带。
二、与陶铸的革命伉俪情（1928-1949）
1928年冬，组织派遣曾志前往福州开展地下工作。在福建省委机关，她第一次见到了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陶铸。当时的陶铸正在主持一次地下党员的政治学习会，讲述着共产国际＂六大＂的会议精神。
1932年春，福州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同志被捕。在这种危急时刻，陶铸与曾志共同负责组织撤退工作。两人在与敌人周旋的过程中，配合默契，成功转移了大部分党员和重要文件。这次行动中的并肩作战，让他们逐渐产生了革命的情谊。
1933年初，陶铸奉命调往上海工作。临行前，他向组织汇报了与曾志的关系，得到组织认可。然而好景不长，到达上海不久，陶铸就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当时的福州党组织收到了一个错误情报，说陶铸在狱中叛变。组织为防范风险，将曾志调往闽东游击区。
在闽东游击区，曾志担任了妇女工作队长。她带领队员深入农村，发动妇女参加革命。一年后，她收到了陶铸从狱中托人转出的一封信。信中说明他并未叛变，但因证据确凿，已被判处重刑，让她不要再等待。
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在党组织的营救下，陶铸才得以重获自由。同年9月，经过组织安排，两人在武汉重逢。此时的陶铸已被派往新四军工作，而曾志则被安排在武汉统战部门工作。
抗战期间，两人聚少离多。陶铸在新四军战斗，而曾志则在武汉、重庆等地开展统战工作。1941年，陶铸调任新四军第六师政委，曾志也被派往华中根据地工作。虽然同在一个根据地，但因为工作关系，一年中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
解放战争时期，两人都被派往东北工作。陶铸任东北局组织部长，曾志任辽宁省委妇委书记。三年间，他们虽都在辽宁、吉林一带，但因各自分管不同的工作领域，见面次数仅有七次。组织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曾提出要将曾志调到陶铸身边工作，但被曾志婉拒。她认为革命工作更重要，夫妻团聚的事可以暂且放一放。
在这二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陶铸与曾志虽然聚少离多，但革命的理想让他们始终心心相印。他们用行动诠释了＂革命伉俪＂的真正含义：既是患难与共的革命战友，也是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侣。每一次重逢，他们都会互相交流工作心得，探讨革命形势，共同进步。每一次分别，他们都以革命事业为重，毫无怨言。这种革命加爱情的结合，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并不罕见，却格外动人。
三、建国后的重要岗位（1949-1966）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志被任命为中南工业部副部长，负责管理中南地区的工业建设工作。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曾志虽然没有工业管理经验，但她采用了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
1950年初春，曾志来到武汉钢铁厂调研。她没有像其他领导那样只听取汇报，而是主动要求下到车间一线。在炼钢车间，她发现工人们正在用最原始的方式处理废钢铁。工人们不得不用铁锤一下一下地敲打大块废钢，这样既费时又危险。曾志立即组织技术人员研究改进方案，最终引进了一台废钢切断机，使工作效率提高了三倍。
1951年，中南地区煤炭供应紧张。曾志带队深入湖南平江县的煤矿进行调研。她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很多老矿工掌握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新招收的年轻工人缺乏技术指导。于是，她提出了＂师带徒＂制度，让老矿工结对指导新工人。这一制度很快在全国推广，成为培养技术工人的重要方式。
1953年，曾志在视察广东韶关钢铁厂时，注意到一位年轻的技术员提出的改进建议被束之高阁。这位技术员发现了提高炼钢温度的新方法，但因为年纪轻，建议一直未被采纳。曾志当即组织专家论证，证实这个方法确实可行。在她的推动下，这项技术创新为钢厂节省了大量燃料。
1955年，中南工业部开展技术改革运动。曾志提出了＂小改小革＂的口号，鼓励工人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改进生产工艺。她在武汉三棉纺织厂设立了首个工人创新工作室，专门收集和实施工人的改进建议。这个做法很快在全国纺织行业推广，激发了工人的创新积极性。
1958年，曾志注意到干部队伍年轻化问题。她在广州机床厂试点，选拔了一批年轻技术骨干进入管理岗位。为了帮助这些年轻干部提高能力，她创办了业余干部学校，请老专家来授课。这些年轻干部后来都成为了工业战线的骨干力量。
1960年，中南地区工业发展面临原料短缺问题。曾志组织开展了原料替代研究，在长沙有色金属研究所建立了废料回收利用实验室。通过科学试验，成功开发出多种替代材料，为工业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持。
1962年，曾志创立了＂三结合＂工作法，即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三方面力量相结合。在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实践中，这种方法有效解决了管理与生产脱节的问题，提高了工厂的整体效益。
1964年，她还特别重视女工技术培训工作。在武汉纺织厂，她推动建立了女工技术学校，为thousands of女工提供了学习机会。这些受过培训的女工，很多后来成为了车间主任、工程师。
此外，曾志还建立了严格的干部考核制度。每月召开一次技术革新总结会，由工人、技术人员共同评议干部的工作成效。这种民主评议制度，促进了干部作风的改进。
四、特殊年代的经历（1966-1972）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曾志和丈夫陶铸的工作和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陶铸，在这场政治风暴中首当其冲。1966年12月，陶铸被停职检查。随后，曾志也被停止了一切工作。
1967年初，一群＂造反派＂闯入曾志位于北京的家中，对她进行批斗。他们将家中的物品翻得底朝天，搜走了所有的文件资料，其中包括她和陶铸多年来的工作笔记、通信往来。最令曾志痛心的是，一些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和照片也在这次抄家中遗失。
1967年4月，陶铸被关押在北京一处秘密地点。曾志则被要求搬离原住所，被安置在北京郊区一个简陋的平房里。这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每天都有人来＂专案组＂审查她，要求她交代陶铸的＂问题＂。
1968年春天，情况进一步恶化。陶铸被转移到河北保定专设的审查点。曾志则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村劳动。在信阳农村，她被安排在一个生产队干农活。虽然年过五十，但她每天都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包括插秧、除草、收割等农活。
1969年11月，一个寒冷的深夜，曾志接到通知，说陶铸病重。当她赶到医院时，陶铸已经停止了呼吸。按照当时的规定，她只被允许在病房里待了十分钟。陶铸的遗体很快被火化，骨灰也被专案组保管，不准家属领取。
1970年初，曾志被转移到陕西临潼军区干休所。在这里，她开始了一段与世隔绝的生活。干休所位于偏僻的山区，交通不便。每月只能领到很少的生活费，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但即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她仍坚持每天读书看报，保持对外界的关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全国政治形势开始出现变化。一些老干部逐渐恢复了自由，但曾志仍然被限制在干休所。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和劳动过度，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特别是眼睛，因为缺乏及时治疗，视力严重下降。
1972年底，临潼军区干休所的条件有所改善。曾志获准在院子里种些蔬菜，也可以在附近的小路上散步。但她仍然不能离开干休所的范围，也不能与外界自由通信。每月只能收到女儿寄来的一封信，还必须经过检查才能送到她手中。
在这段特殊时期，曾志始终保持着坚韧的品格。她在干休所的一个小本子上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记下了这段历史的点点滴滴。这些文字后来成为了重要的历史资料，记录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面貌。
五、平反后的晚年生活（1973-2010）
1973年春，中央为陶铸同志平反，曾志也随之恢复了自由。返回北京后，组织安排她在中央党校工作。这一年，她开始整理陶铸的遗物和相关历史资料，同时着手编写革命回忆录。
1974年，曾志在中央党校负责革命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她走访了许多老同志，记录下他们的革命经历。在福建省档案馆，她找到了1930年代初期福建党组织的一批珍贵文件，这些资料为研究闽东革命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1978年，曾志调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她积极推动革命历史研究工作，组织编写了多卷本的《中国革命史料丛书》。同年，她带队赴福建调研，专程探访了当年在闽东游击区战斗过的老战友，收集整理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史料。
1982年，曾志开始主持编写《陶铸传》。她走访了陶铸生前的战友、同事，收集各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在编写过程中，她特别注重史实的准确性，常常为核实一个细节而反复查阅档案资料。这部传记最终于1986年出版，成为研究陶铸生平的重要著作。
1985年，曾志参与创办了＂中国女革命者研究会＂，担任第一任会长。她提议系统整理女革命者的历史资料，组织编写《中国女革命者列传》。在她的推动下，许多鲜为人知的女革命者事迹得以保存和传播。
1990年，年过古稀的曾志仍坚持深入基层调研。她专程前往江西瑞金，探访了当年中央苏区的旧址。在那里，她找到了1930年代初期妇女工作的重要档案，为研究苏区妇女运动提供了宝贵资料。
1995年，曾志着手整理自己的革命经历。她每天工作数小时，将自己保存的日记、笔记和文件资料进行系统整理。这些材料后来成为了《曾志回忆录》的重要素材，该书于2000年出版。
2002年，已是耄耋之年的曾志仍坚持参加文史工作。她特别关注革命历史的教育工作，多次在中央党校为青年干部作革命传统报告。她强调要用历史教育年轻一代，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2005年，曾志将自己收藏的革命文物、照片和文献资料全部捐赠给中央档案馆。这批资料包括了她在地下工作时期的秘密文件、与陶铸的通信往来，以及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
2008年，曾志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我的一个世纪》。这部作品记录了她近90年的人生经历，是一部重要的革命历史见证。同年，她将这部书的全部稿费捐赠给了革命老区教育基金会。
直到2010年离世前，曾志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她整理的大量历史资料，记录的众多革命故事，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用毕生的精力，为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