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1月15日凌晨，在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地堡内，陈长捷刚刚烧毁了一批机密文档，又听见解放军的枪炮声越来越近，走投无路之际，正准备吞枪自尽。这时，几名解放军战士疾步流星闯了进来，随后，几把冲锋枪便抵在了他的后背上。
跟陈长捷一起被俘的，还有林伟俦、刘云瀚等国民党将领。
总攻开始前，东北野战军曾三次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守军放下武器，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答复。而陈长捷之所以负隅顽抗、终被俘虏，原因在于他坚持了傅作义给他下达的错误命令——“坚守就有办法。”
这是傅作义给陈长捷的最后一个指示，也是在天津战役中陈长捷反复收到的惟一指示。
由于这句话，陈长捷当了俘虏，而傅作义却在不久后宣布起义，麾下25万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
所以，陈长捷对傅作义恨之入骨。在陈被押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以后，还一度大骂傅作义。
电影《大决战》片段
【二】
陈长捷与傅作义“交情颇深”——早年两人曾同时在保定军校学习，毕业后同到阎锡山门下，成为晋军将领。
后来两人都参加过中原大战，也“围剿”过红军，抗战中则参加了忻口战役，后又制造了进攻八路军的“晋西事变”。
天津战役前，陈长捷原任国民党联勤部第八补给区中将司令，是个肥职，又不用打仗。不仅没有生命危险，他所在的区还位于甘肃，远离“前线”，本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傅作义在蒋介石面前大力推荐，将号称“常胜将军”的他调任天津警备司令，成为华北国军负隅顽抗的“棋子”。
陈长捷被俘后的当天下午3点，天津城全部解放。从总攻开始，解放军只花了29个小时，便完全“解决”了陈长捷的13万守军。
陈长捷
【三】
第二天拂晓（1949年1月16日），陈长捷被解放军士兵押解到后方谈判室。进去没多久，周北峰、邓宝珊也来了——他们二人是傅作义派来谈判的代表。
陈长捷看清来人之后，猛地起身，指着周、邓二人吼道：
“你们这些家伙，躲在这里，以和谈为名，吃饱了饭磨牙玩，就是不签字！让我和13万弟兄在天津当牺牲品，作为你们讨价还价的资本，呸！我们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看你们还靠谁来拖！”
这的确是戏剧性的一幕——“上级”派人在这里谈判，身在前线的“下级”却已经成了俘虏。
面对陈长捷的怒斥，邓宝珊、周北峰当即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后来，陈长捷被关押至“功德林”，傅作义却成了新中国的水利部长。一天，有人劝解陈长捷说：“如果傅作义来看你，不要对他太冷淡，多谈谈你俩的老交情……”
陈长捷气愤地说：
“没什么可谈的，他在北平和平谈判，命令我坚守、决不投降，可他成了起义将领，我却成了战犯！我上了大当！就这么简单！”
傅作义
【四】
虽然对傅作义恨之入骨，但陈长捷在“功德林”的改造过程却十分认真。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据说还自费买了《资本论》等书，这在战犯中是少有的。
可以看出，陈长捷买《资本论》并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真的细细研读，慢慢品味，书中还密密麻麻写了不少批语和笔记心得。每次战犯休息时，其他人在打桥牌、下象棋，而他却在认真看书。据看过他笔记的沈醉（当时也在“功德林”改造）评价说：“有很高深的理解”。
相比看书学习，陈长捷在农场的劳动水平就差多了。因为身体瘦弱、文质彬彬，他经常被安排跟杜聿明一起抬粪筐（杜聿明不仅瘦，还是高度近视）。
在“功德林”里，陈长捷也静下心来思考过往，发现自己有很多不仁之举，再加上新中国宽大的改造政策、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改造措施，让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
这时候，“老长官”傅作义也对他伸出了援手。
解放军攻下天津不久，北平也和平解放
【五】
1956年3月，周总理主持召开政协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处理国内外战犯的问题。会后，一些民主人士获允探监，一些在押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则喜出望外。
但是，当傅作义前去看望陈长捷时，陈却对他“横眉冷对”，这让傅作义十分尴尬。最后在他人的劝解之下，两人这才心平气和地进行了一番交谈。
会见后，回到房间的陈长捷脸色舒展、颇为高兴。原来，傅作义当面表达了自己的内疚和不安，并把自己在平津战场中的“战略冒险”进行了解释。
这时陈长捷才知道，原来在傅作义宣布起义前夕，他召集华北“剿总”和各军军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同时宣布：愿意起义的欢迎，不愿意起义的“听其自便”，可以离开，并保证安全。（当时，第4兵团司令李文、9兵团司令石觉及其第13军各师长、第94军军长郑庭锋、16军军长袁朴及该军各师长等，乘飞机逃离北平。）
另外，傅作义还在起义之后，多次写报告书，向最高层申请赦免在押的陈长捷等人。
在这次会议上，傅作义的发言更是直截了当。他说：
“我为这些人乞求，要求宽大他们。为什么？我认为，我跟他们是同病相怜的，我跟他们的历史差不多，也可能会那条路。我也是战犯，是西北权威人士公布的43名战犯之一。所不同的，是我最后看清了前途，而且敢于冒险，于是才跟他们有了一些不同。如果论反共，我当时比他们还要坚决，跟解放军也打过很激烈的仗，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伤亡。可是，最后我起义了，现在成了座上宾，而他们却成了阶下囚。所以，我要为他们反映，因为他们成了替罪羊……”
傅作义还在会议上提出，要团结他们（陈长捷等人），应该把他们度过来，就是普度众生。
关于度的问题，他还做了长篇论述，指出，从社会的过渡，到人的过渡，这是一个道理。既然社会主义可以过渡，为什么人就不能过渡？就不能度人？
傅作义的发言发自肺腑，既有自己的内疚，也充满着要求宽大处理战犯的渴求。
“老长官”的这番苦心，身在“功德林”的陈长捷是无法提前获知的，所以也谈不上谅解。现在一切公开，两人终于冰释前嫌。
新中国特赦战争罪犯大会
【六】
1959年12月4日，陈长捷成为首批获得特赦的10名战犯之一，喜获新生。周总理亲自接见他，并给他安排了工作。接着他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并任上海市文史专员，负责文史资料的编撰工作。短短几年，他写下10余篇30多万字文稿，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可惜的是，“十年红色风暴”期间，陈长捷不堪忍受，于1968年自杀身亡，留下了一个悲剧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