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型糖尿病（T1DM）是由于胰岛素绝对缺乏引起的高血糖，主要由于通过免疫介导胰岛β细胞的破坏而导致，患者目前需终生依赖外源性胰岛素治疗，儿童青少年期为发病高峰。虽然T1DM仅占糖尿病总人数的5%~10%，但却是糖尿病中最难管理的一种类型。早期出现的自身抗体表明围产期或出生后早期的环境因素可能在T1DM发生的病理生理学中发挥作用。近期一项发表在Diabetologia杂志的研究表明[1]，与足月出生儿（39~41周）相比，晚期早产儿（34~36周）和早期足月出生儿（37~38周）患T1DM的风险增加，而超早产儿（23~27周）或极早产儿（28~31周）患T1DM的风险降低。 研究简介 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T1DM的发病率有所增加。遗传因素，即HLA区域的变异，参与了T1DM的发病机制，然而，发病率增加支持环境暴露在其病因中也起着重要作用。T1DM在发病前存在一个无症状期，其特征是遗传易感个体产生针对胰腺β细胞抗原的自身抗体，这一临床前阶段可持续数月至数年，最早可在6个月龄时检测到自身抗体，在12~24个月胎龄时达到峰值，出现于生命早期的自身抗体表明围产期或出生后早期的环境因素可能在T1DM发生潜在的病理生理学中发挥作用。 早产是指在37周妊娠之前出生的活婴儿，已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在北欧国家，约6%的出生为早产，全球为10%。多项研究表明，与足月出生的儿童和青少年相比，早产儿童和青少年患T1DM的风险更高。一些研究表明，T1DM的风险取决于早产的程度，晚期早产儿患T1DM的风险增加。然而，关于整个孕龄阶段婴儿后期患T1DM风险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对极度早产（23~27 周）的婴儿。此外，早产可能由妊娠并发症和胎儿生长异常等潜在原因引起，这些原因对于早产与T1DM之间的关联可能会产生影响，但目前还不清楚。所以该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在孕期、儿童期、青春期和成年早期这一整个生命周期中，与T1DM发生风险相关的因素。 与足月出生儿相比，晚期早产儿周和早期足月出生儿患T1DM的风险增加 该研究数据来源于芬兰、挪威和瑞典的国家登记系统，在每个国家，关于研究受试者和胎龄的信息是从医学出生登记系统收集的。该研究涵盖了1987~2016年间在北欧国家出生并存活下来的所有个体。对受试者进行随访直到其被诊断为T1DM、死亡、移民或随访结束。根据出生胎龄将受试者分为超早产儿（23~27周）、极早产儿（28~31周）、中度早产儿（32~33周）、晚期早产儿（34~36周）、早期足月儿（37~38周）、完全足月儿（39~41周，参考组）以及后期足月儿（42～45周）。 5 501 276例研究受试者中，超早产儿0.2%，极早产儿0.5%，中度早产儿0.7%，晚期早产儿4.2%，早期足月儿17.7%，足月儿69.9%，过期足月儿6.7%。在芬兰、挪威和瑞典，分别有12 326例(0.8%)、6364例(0.5%)和16 856例(0.7%)被诊断为T1DM，中位年龄分别为8.2、13.0和10.5岁。 与足月出生的婴儿相比，晚期早产儿或早期足月出生的婴儿患T1DM的风险增加(HR=1.12, 95%CI：1.07~1.18；HR=1.15，95%CI：1.11~1.18)。然而，超早产儿或极早产儿的T1DM风险降低（HR=0.63, 95%CI：0.45~0.88；HR=0.78，95%CI：0.67~0.92)，这些关联在所有三个国家都相似。 目前尚不清楚出生时胎龄与T1DM风险之间的相关机制。这种关联可能是遗传和产前、产后环境风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胎龄出生的婴儿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出生前后环境，包括过敏原和其他外源蛋白质暴露及致敏、某些药物（如糖皮质激素和抗生素）使用以及喂养方式，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其生长和肠道微生物。此外，早产原因以及与程度不同的早产相关新生儿疾病也会导致环境差异。与 β 细胞成熟相关的不良暴露时间似乎可能会影响以后患T1DM的风险，β细胞的胎儿分配在妊娠中晚期开始时完成，此后β细胞量增加，并在出生后几年内持续增加。然而，调节β细胞成熟机制以及在不同时期对胎儿发育环境暴露所造成潜在影响仍未明确。 总结 总之，该研究表明，晚期早产儿（34~36周）周和早期足月出生儿（37~38周）患T1DM的风险增加，而超早产儿（23~27周）或极早产儿（28~31周）患T1DM的风险降低。未来的研究应该认识到，在评估T1DM风险时，早产儿并不是一个同质群体。该研究结果还强调了围生期健康史在T1DM风险评估中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