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医生在为邓颖超进行体检时，在她的盆腔内发现异常，医生经过初步判断，认为是恶性肿瘤的可能性较大，她思虑再三，没敢直接把这个体检结果告诉邓颖超，而来到中南海，把邓颖超的病情，向周总理进行了详细汇报。

周总理表情凝重，但语气却非常坚定的对医生说道：“如实把实情告诉她本人。”

周总理与邓颖超是在“五四”运动中相识的，当时，他们都是天津爱国学生组织觉悟社的骨干力量。

1920年11月，周总理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但却一直与邓颖超保持着联系，他们经常在信中探讨各自的理想和救国真理。

有一次，周总理在信中告诉邓颖超，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他已经作出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信仰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他决定将这两大原则，作为了自己今生奋斗的信念和理想。

看完周总理的这封信，邓颖超倍感震撼，她在回信中激动的表示，自己对他信念和理想非常赞同，并愿意与他并肩去奋斗。

1923年春的一天，邓颖超收到了周总理从法国巴黎寄过来的一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头像的油画明信片，明信片的背面写了这样一句话：“希望我和你，将来也能像他俩那样，一起走上断头台。”

聪明的邓颖超明白，周总理这是在向她表达真挚情谊，于是便回信道：“洒热血、抛头颅，我甘愿为革命去赴死！”就这样，将“愿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作为了此生共同奋斗目标的二人，从互勉互励的纯洁友谊，逐渐发展到了相知相爱。

1924年9月，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周总理奉命回国，前往广东开展革命工作，而此时的邓颖超则在中共天津地委负责妇女部的工作。

1925年7月，邓颖超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调到了广州从事妇女工作，同年8月8日，二人在大家的祝福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举行了一场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婚后，周总理与邓颖超相亲相爱，一度被称为模范夫妻的典范。

二人通过婚姻生活，总结出了一些婚姻经验，他们认为，夫妻之间相亲相爱，是决定家庭幸福的关键所在，因此，他们在婚后，一直坚守着在结婚时，就定下的“八互”原则，即：互爱、 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

邓颖超的奉献精神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她所有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党和人民。

自从结婚后，她便全身心的支持着周总理，去为理想拼搏，为人民服务，她从来没有为自己争取过名誉地位，在四届人大上，毛主席曾亲自提名，让她担任人大副委员长，但周总理却把这个任命给压了下来。

邓颖超得知后，她不但没有抱怨，反而非常支持丈夫的这个做法。

邓颖超为了避免给丈夫招来麻烦，她从未打着周总理的招牌、借助周总理的名望和职务去办事。

另外，周总理几乎每天在办公室要工作到十几个小时，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都有办公室的钥匙，但邓颖超却没有，而且她也非常自觉的从来不到丈夫工作的办公室去。

他们夫妻恩爱，众人皆知，但公私却区分的如此清楚，确实不得不让人敬重。

然而，如此恩爱的一对夫妻，却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但这却并不是他们生理上有缺陷，而是因为邓颖超在结婚不久，发现怀孕后，考虑到当时正在东征军政治部任职的周总理，工作非常的繁忙，亲人也都不在身边，而自己又身兼党组织交付的重任，孩子出生后，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因此她便自作主张，到药店买了堕胎药，打掉了胎儿。

周总理在之后得知这件事后，第一次朝着邓颖超发了很大的火，怒斥妻子不该自作主张，如此轻率的打掉孩子，孩子是两个人的，她没有权利自己说处理就处理了。

在这个事情上，邓颖超也意识到了自己不对，不住地对丈夫道歉。

情绪平静下来后，周总理也对妻子的做法表示了理解，但强调以后有事一定要相互商量。

一年后，邓颖超再次怀孕，夫妻二人都高兴的不得了。

可谁知邓颖超在分娩的时候，却遭遇了难产，孩子怎么也生不下来，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最后，在实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医生只好拿产钳辅助生产。

经过一阵忙活，孩子总算生下来了，但出生不久便夭折。

面对这残酷的现实，邓颖超悲伤不已。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发动了4.12政变，对共产党员们展开了残酷的大屠杀。

此时，为了躲避特务的抓捕，邓颖超不得强打精神，拖着虚弱的身体东躲西藏，她本来在生产中，身体就受到了极大的损耗，在经过这一折腾，简直是雪上加霜，此后便下了永久的病根，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邓颖超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个消息他们夫妇来讲，打击很大，尤其是邓颖超，她难过之余，还充满了内疚。

最终在周总理的劝导和安慰下，邓颖超的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打开了心结。

不过，不能再生育这件事，并未影响他们的夫妻感情，在经受了历史和岁月的考验之后，他们的感情变得更加稳固和浓厚。

到了20世纪50年代，邓颖超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那时，夫妻二人的作息时间差异很大，周总理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时分，而此时的邓颖超早已休息。

周总理知道妻子睡眠不好，生怕自己回来晚弄出声音，吵醒了她，于是每次回卧室时，都是蹑手蹑脚。

1960年，医生在给邓颖超做体检时，发现她的盆腔内有黑色阴影，一个肿块样的东西。

医生们凭着以往看病经验，感觉到邓颖超盆腔内的这个异物，有极大可能是恶性肿瘤。

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在没有确定是良性，还是恶性肿瘤的情况下，先与患者家属沟通，暂不告诉患者本人，省的给患者增加不必要的压力，于是，医生便拿着邓颖超的体检报告，来到中南海，直接向周总理进行汇报。

周总理听医生简单说了一下邓颖超的体检情况后，然后又拿起体检报告，仔细看了看，他表情凝重，好半天都沉默不语。

医生有些忐忑不安的打破了沉静：“总理，还是先不要告诉邓大姐吧。”

周总理从体检报告中抬起头，又低头瞅了一眼手中的报告，然后边把手中的报告递还给医生，便用略有些低哑的声音说道：“把报告直接给她本人，并对她如实相告。”

医生接过报告，有些为难的说道：“告诉邓大姐本人，这......”

周总理看着医生担忧的表情，语气坚定的说道：“应该告诉她实情，她完全有权利知道实情和可能面临的风险。”因为在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八互”原则中，他们有约定，一辈子都要做到互信、互助，对彼此要坦诚。

另外，通过这么多年的相依相伴，周总理深知妻子是一个非常独立坚强的女子，经历了那么多死亡的威胁，邓颖超从未产生过畏惧之感，如今面对病魔的威胁，她肯定也会用积极乐观、坦然镇定的心态去面对。

在周总理看来，不作任何隐瞒，把实情坦诚的告诉自己的妻子，这是对妻子最起码的尊重，然后，不管是什么情况，他都会和妻子一起去面对，一起去扛，夫妻之间就应该患难与共。

在周总理的坚持下，医生如实的把体检情况告诉了邓颖超。

周总理对自己的妻子还真是特别的了解，邓颖超认真听医生说完之后，非常冷静的，并痛快的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同意手术。

看到邓颖超这种乐观向上态度，医生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邓颖超在等待医生安排住院手术的时候，又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了一下工作，说是怕万一在手术中突发意外情况，自己再也醒不过来。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邓颖超住进了医院。

当时周总理的工作虽然非常的繁忙，但他却从未缺席过对妻子的关爱，每天都要抽点时间去医院陪伴一会儿妻子，如果工作实在太忙，也会打个电话给她。

不过万幸的是，手术非常顺利，而且那个肿瘤也是良性的，是卵巢囊肿。

医生第一时间把这个结果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周总理听后长舒一口气，一直紧绷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他的眼圈有些微微泛红，但嘴角却挂着发自内心的微笑。

在邓颖超出院那天，细心体贴的周总理看着西花厅门口的台阶有些高，担心术后不久身体还很虚弱的妻子，上台阶时拽扯着伤口，于是便与工作人员商量了一下，希望他们帮忙把邓颖超抬上台阶。

周总理让警卫员找来一把藤椅，准备让邓颖超坐在椅子上，抬着她上台阶。

当邓颖超从汽车上下来，看到这一切时，泪水顿时模糊了她的双眼，而当时在场的所有人，也被周总理和邓颖超之间，那种深厚的夫妻感情所感动。

在周总理的深情关怀下，邓颖超的身体很快恢复了过来。

其实，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周总理对邓颖超关心体贴，而邓颖超平时对周总理也是照顾的无微不至。

为了支持周总理的工作，她尽量不让他为家里的事情操心，而是自己一肩挑起了，家中的大小事，以及照顾周家亲属的重任。

周总理曾对剧作家曹禺说过：“我忙，我家小超也从未闲着，我们周家以前是大家族，亲戚多，今天这个来找我，明天这个来找我，小超为了不让我操心，都是她来帮我处理。说实话，真是辛苦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