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芝，你疯了不是？放着公社会计不要，偏偏要嫁给那个连字也不识几个的？＂望着李巧芝倔强的眼神，我一时语塞，站在知青点的院子里，手足无措。

一阵春风卷着槐花香扑面而来，恍惚间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1971年的春天，我随支农队来到河北栾城县的小王庄。火车哐当哐当开了一宿，天还蒙蒙亮就到了。

刚下火车，迎面扑来一股泥土和麦苗混合的清香，远处的炊烟袅袅升起，给这个清晨添了几分烟火气。

大队长骑着那辆嘎吱作响的二八大杠，带着我们往村里赶。他那双磨破了的解放鞋，在泥泞的路上留下深深的车辙印。

＂看见前头那片地没？去年亩产八百斤呢！＂大队长指着路边金黄的麦田，满脸自豪。沿途的麦田像金色的海洋，微风吹过，泛起阵阵麦浪。

知青点是一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土坯房，墙上贴着几张褪了色的宣传画，房梁上挂着个老式高音喇叭，每天清晨准时播放《东方红》。

屋里摆着几张木板床，床板上铺着厚厚的稻草，一张缺了角的方桌，墙角还有个烧煤的小炉子，炉子上总是热着一壶水。

分配劳动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李巧芝。她穿着褪色的蓝布衫，扎着两条粗辫子，是生产队里少有的高中生。

＂这是咱队里的放映员，李巧芝同志。＂大队长介绍说，＂巧芝，带着小张同志熟悉一下村里的情况。＂

巧芝带我转遍了村子，她走路总是快快的，说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像星星一样。

路过她家时，院子里晒着几排红辣椒，墙根底下种着几棵葱。她爹正坐在门槛上织筐，手法娴熟，竹条在他指间飞快地穿梭。

＂小张同志来啦，进屋喝碗茶。＂她爹连忙站起来，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在裤子上蹭了又蹭。

日子就这么开始了。白天跟着社员们下地干活，晚上就帮着巧芝写大字报、排练文艺节目。

她家虽然不富裕，但处处透着一股子干净利索。院子里养着几只母鸡，廊下搭着个简陋的木架子，上面爬满了丝瓜，秋天的时候，挂满了毛茸茸的丝瓜络。

＂你说你，高中都念完了，咋不去公社当会计呢？＂一天割麦子的时候，我随口问道。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衣服都湿透了，贴在后背上。

巧芝直起腰，抹了把额头的汗：＂我爹说了，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再说了，放电影多好啊，能让乡亲们都开开眼界。＂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自豪，就像每次她熟练地操作放映机时那样。

我记得有次放映《地道战》，电影还没开始，村里人就扛着板凳来占位子。老人们抽着旱烟，吧嗒吧嗒响，孩子们围着放映机打转，热闹得很。

巧芝站在机器旁，认真地调着焦距，脸被机器的灯光照得通红。她总是提前两个小时就来准备，生怕出什么差错。

那些日子，我慢慢发现自己总不自觉地往放映室跑。帮她擦机器、打扫卫生，要是赶上露天放映，就帮着支帐篷、搬凳子。

村里人都笑说：＂小张同志可真热心。＂说这话时，眼睛里带着促狭的笑意。

可好景不长。一个闷热的傍晚，我听见村口有人吵架。蝉鸣声中，传来断断续续的争吵声。

原来是邻村的张建国，说是要来提亲。这小子我认识，老实巴交的，家里就一间破草屋，爹娘全瘫在炕上。

＂巧芝她爹欠着咱家的救命恩情呢！当年要不是我爹把最后一口粮给了他们家...＂张建国的声音颤抖着，眼圈都红了，像是要哭出来。

这话把我给听愣了。后来才从村里老人那听说，在那个艰难的年月，巧芝她爹病重，是张家二两粮食救了他一命。从那以后，两家就订了娃娃亲。

村里人议论纷纷：＂李家这闺女，高中毕业呢，咋能嫁给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

＂可不是嘛，多好的姑娘，这不是往河里扔金子吗？＂说话的是隔壁王婶，她一边织毛衣一边摇头叹气。

我心里堵得慌，可又说不出什么。眼看着巧芝每天依旧笑眯眯地干活，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夜里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蛐蛐叫，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巧芝放电影时专注的样子，还有她给社员们讲解电影情节时那股子劲儿。

＂你就甘心这么嫁过去？＂一天晚上收工，我忍不住问。月光下，她低着头整理电影胶片，沉默了好久才说：＂恩情就是恩情，这是我爹教我的。＂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手一直在摆弄那些胶片，好像要从里面找出什么答案似的。

谁知没过多久，张建国却来退亲了。原来他被征兵选中了，要去当兵。

＂我不能耽误巧芝，＂他红着眼圈说，＂当兵是好事，可我家那光景...＂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

村里人又议论开了：＂这下好啦，巧芝可算解脱了。＂

＂可不是嘛，这门亲事本来就不般配。＂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转眼到了我该回部队的时候，收拾行李时，巧芝来了，手里捧着个用报纸包着的包袱。

＂这是我给你做的枕头套，绣的是＇为人民服务＇四个字。＂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你说得对，我决定去公社当会计了。张建国参军是好事，我得对得起他这份心意。＂

我攥着那对粗布枕头套，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针脚。枕头套上还绣着几朵小花，虽然技艺不精，却格外动人。

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有些情分，不是用爱与不爱就能说清的。就像这枕头套上的针脚，看似歪斜，却是那么真诚。

村口的大槐树下，社员们排着队来送我。巧芝站在人群中，冲我挥手。阳光透过树叶，在她脸上洒下斑驳的影子。

她还是那身褪色的蓝布衫，辫子上系着红头绳，笑起来还是那么好看。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的眼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那对枕头套还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箱子底。布料已经泛黄，针脚却依然牢固。

每次看到它，就会想起那个放映电影的姑娘，想起那个纯粹的年代，想起我们心中都藏着的那份朴实的责任与坚持。

前些日子，我收到一封信，是巧芝的女儿写来的。信上说她妈妈退休前是公社首席会计，张建国后来也当上了民兵连长。

他们都说，那年错过的缘分，让他们明白了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或许正是因为懂得放手，他们才能在各自的岗位上活出更好的人生。

那对枕头套上的＂为人民服务＂四个字，早已褪色。可那个年代里，我们对理想、责任的执着，永远不会褪色。就像那些年，巧芝在露天电影幕布前留下的倩影，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