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天灾往往会引发社会动荡，尤其是政府赈灾济困措施不得力的情况下。明末天启七年（1627），陕西西安府、延安府南及山西平阳府发生大旱，朝廷并无得力赈济措施，而催科依旧，于是民心思乱。是年三月二十一日，西安府澄城县人郑彦夫等人冲进县衙杀死县令张丰耀。郑彦夫事件其实只能算一件偶发的民变，很快便被地方当局扑灭。然而，天灾并未结束。崇祯元年（1628），旱灾进一步蔓延，除了覆盖天启元年旱灾区的大部分以外，还扩大到陕西凤翔府、巩昌府、延安府、榆林卫，山西太原府、大同府，北直隶真定府、河间府、保定府与宣府镇。与这些地区的旱灾相反，太原及三关等地在入秋后，便遭遇大雨，“其濒汾河及滹沱河等州县又以秋水时至横被淹没”，水灾骤至，遂致“米价腾踊、流亡满眼”。水患未息，地震又至，这一年九月，山西大同府多地遭遇地震，“九月乙亥，新平堡地震，压伤人众”，“九月丙戌，西阳河堡地震二日不止”。就在北方遭遇水旱震灾之时，素称富庶的浙江又遭遇罕见的海啸。崇祯元年，浙江省杭州、嘉兴、绍兴三府发生海啸，“东南异常之变”，“风狂海溢异常大灾”“坏民居数万间，溺数万人”，其中又以杭州府属之海宁、绍兴府属之萧山受灾尤甚。对于日后明王朝覆灭产生极大影响的是陕北地区的灾害。在崇祯元年的大旱灾中，延安府“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百姓饥而无食，纷纷“剥树皮掘石块而食，弃子于粪土”，甚至“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以致“死者枕藉，生者为盗，西北疆域几成无人之境”，西安府、庆阳府、汉中府等地情况也大多如此，不饿死便为盗。明代的陕北，治理结构也比较复杂，主要来讲包括延绥镇和延安府两大区域，分属军政和民政两套治理系统。这里的延绥镇也是九边重镇之一，主要的职能是抵御蒙古套部的侵扰，其中以榆林卫最为重要。从地理位置上看，延安府其实相当于延绥镇的后方基地，事实上也是其重要的兵源来源地。当地自然条件比较差，灾害频发，投军相对来说还算一个比较好的出路，根据《延安府志》里对延安士民风俗的描述“兵民参半，以饷为命”，当地民风自然也比较骁勇善斗。晚明以来国家治理的溃败，陕北亦不能外。明末陕北危机的成因非常复杂，作为重要的军政区域，严重的军队腐败和军屯制度的溃败自然包括其中。明末以降，伴随明王朝国势日下，延绥镇军队的问题也逐渐突显。原本应当承担国防军事重任的延绥边军竟然被肆意役使，“秦兵属边操者，卖于边官。岁纳班价属参都者，卖于参都，月纳班钱。操兵三千占于各衙门司道、宗室、乡绅以供役使”。如此被奴役之军人，安能战斗？据说熊廷弼从延绥镇调兵增援辽东的时候，曾经亲自点验人马，“每唱一名叹一气，验一马堕一泪，汰退一千三百有奇”。军屯制度是明初太祖皇帝朱元璋构想出来的一种寓兵于农的理想化制度，是支撑卫所军事的经济体系。然而，这种反专业化和反市场化的制度注定会走向失败。晚明以来，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军屯一样，延绥镇的屯田已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无法为延绥镇提供足够的后勤支撑，因此延绥镇只能依靠朝廷的京运苦苦支撑。在饷源和运力双重匮乏的情势下，陕北边防军镇陷入了长期严重欠饷的局面。崇祯元年三月，三边总督史永安上奏“延饷积欠相因，自天启元年以前至天启七年，共欠一百五十余万，致使各路军饷积欠至二十七个月”，延绥镇数万饥饿的士卒“食不果腹，衣不覆体，盈庭腾诉，麾之不去”，火山之爆发就在一发之间！饥饿，迫使着百姓冲破了王朝暴力机器设置的、但早已虚弱不堪的樊笼。崇祯元年，汉南王大梁率当地农民三千多人起义，自封大梁王，从略阳进攻汉中，后转移到洛川、淳化等十几个州县，后于崇祯二年（1629）被商洛道参政刘应遇斩杀于汉南；定边逃卒王嘉胤率府谷县民众起义，“群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聚为盗”，活跃于山、陕之间；白水县民王二于延庆黄龙山起义，“劫宜君县狱”，并与王嘉胤合兵，“众至五六千”；宜川县王左挂，又名王子顺，率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人起义······民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饥饿，“寇起于山陕之初，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举家作乱，只为活命而已。起义军每到一处，“饥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雒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啰，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剽掠，弱肉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民众的变乱随着灾情饥荒的发展而不断升级，到了崇祯二年的时候，“流贼结聚庆阳、真宁间，尚有六七千之多，饥饿之民食草填壑，若不亟为收恤，惧皆化为盗”。崇祯三年时情况更加复杂，延安府等地本就贫瘠，加之连年旱涝，清涧、安定、宜川、米脂等县更是因灾生疫，百姓“或以灾祲荒芜、或以疾疫死亡、或以盗贼外窜，颠连疾苦，情景堪怜”。非但饥民作乱，饥饿的边军也加入进来。崇祯二年（1629）正月，“己巳逃卒千人掠泾阳三原”，叛军“执游击李英，祈免释之。与流贼合犯延绥”。游击为明朝四品将官，作为明朝的中级将官竟然与农民军合流对抗明廷，足见当时延绥边军早已涣散不安。除了本地边军之外，陕北一带还有一个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就是被异地安置的蒙古、女真降众。陕北位于明蒙边境前沿，是重要的降众安置地区，而这些人并不擅长农业生产，生计主要就依赖明廷发放军饷。正如延绥巡抚岳和声在崇祯元年的奏疏中所言：发山海三屯降丁数百，改发延镇者，已抵镇，夫此辈扶老携幼而来斗大一城，栖止无所，不毛千里，耕牧无地，惟依饷以为命耳，仓库罄竭何从取给？非若此中军丁可迟至二十七月，而不为计口授食者，……法不能判，情不能谕，哗而为乱，势所必至。日后的历史印证了岳和声的担忧，闯王高迎祥麾下不少都是番汉降丁。朝廷也并非不知民变因饥荒而起，所以也采取了赈灾和招抚的应对措施。崇祯四年（1631），朝廷筹集了赈灾银十万两，派往陕西赈济，企图以此解决民乱问题。从崇祯四年（1631）至崇祯十年（1638），陕西的大部分起义军都接受了招安，流离在外的饥民纷纷回籍领取救济。从表面看，陕西的饥民问题似乎已经平息了。然而，与陕西隔黄河相望的山西却陷入了动荡混乱之中。在明末严重自然灾害中，山西也是重灾区。在天灾的打击下，山西百姓也是食不果腹，饥荒四起，粮食短缺导致物价上涨，崇祯初年的山西米价甚至达到每石白银四两至六两。一般百姓根本无力承受高昂粮价，只能以野草、树皮充饥。百姓食不果腹，但官家赋税不止，“有司但顾考成，新旧并催，鬻子卖妻，剜心敲髓，民之皮骨已尽。”与陕西延绥镇相类似，山西北部大同府也是重要的边防重镇，边军军饷也是久欠不发，“三关兵士十月无粮”，军屯被侵占，边军沦为私役。如此溃烂，焉能不乱？天启七年（1627），大同阳和标兵哗变；崇祯二年（1629），山西巡抚耿如杞率兵增援京师，但由于行军途中连续三天士兵没有粮饷充饥，在中途溃散，“剽掠秦晋间”。朝廷在陕西采取招抚政策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大股有战斗力的“流贼”的清剿。相形之下，山西兵力空虚，“时边兵宿将，皆萃关中剿庆阳诸贼，而山西备御空虚，无大帅。”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陕西起义军趁机攻入山西。崇祯三年（1630），陕西扒山虎的队伍攻陷了山西永和城，标志着农民军主力正式进入山西活动。不久之后，多路陕西起义军攻入山西，三晋动荡。崇祯五年（1632），山西局势进一步恶化，蒲州、永宁等地陆续被起义军攻陷，朝廷也调集了更多兵力进行镇压。最终，到了崇祯六年（1633）十二月，山西地区的起义军在名将曹文诏等人的镇压下，损失惨重，渐渐陷入低谷，并离开山西。然而，山西本地的反抗之火并未就此熄灭，正如时人所言“始之寇晋者，秦人也；今寇晋者，半晋人矣。二三月间，从贼者十之一，六七月而从贼者十之三，至今冬而从贼者十之五六矣。”事实上，“起义军”之类的称呼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处于当时历史现场的起事者不过只是一群走投无路的农人，一群被迫拿起武器的“乞食者”，“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造成这一切的除了天灾，还有大明王朝本身。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起义军进入河南境内，很快几乎遍及河南西部各县。明末的河南，同样备受灾荒折磨。崇祯三年、四年、五年，河南南部地区连续三年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百姓无以为食，“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然而，朝廷的催科并未停止，“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外复急”，遂致“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如此局面，百姓焉能不反？没有一点生存希望的农民，想让他们“不化而为盗”，是绝无可能的！最初河南出现的农民起义军大多是山、陕农民起义军。这是由于起义军在山、陕遭到朝廷的全面围剿，在逼不得己的情况下，起义军大部队开始渐渐的转向河南，并与当地饥民结合，起义队伍不断扩大，起义军的足迹甚至到达了湖广、四川等地区。明廷多方调集兵力，河南地区的起义军暂时被压制住了，然而更大规模的反抗正在酝酿着。人民的怒火，势必吞噬残暴不仁的朱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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