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扮夫妻，是中共在隐蔽战线上与敌人作斗争的最常用、最有效的掩护方式之一。虽然它同样可能直面生死，却也会有浪漫的爱情佳话。如江姐与彭咏梧、李白与裘慧英、华明之与沈安娜等。小说《白鹿原》里对鹿兆鹏和白灵二人爱情的描写，更将隐蔽战线上的浪漫与残酷刻画得淋漓尽致。

这一斗争手段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下面这三个方面：

一、生存环境艰难啊。新中国解放之前的二十多年，中国共产党老是处于“不合法”跟“秘密”的状态，常常遭到查禁、取缔，被追捕、残害，在敌占区面临着生存不容易、难以立足、联络不便、斗争艰难的严峻情况。地下机关还有单独的共产党员行动时，特别容易被敌人察觉，可要是夫妻或者有老人小孩的家庭一起，就能迷惑敌人，使敌人没那么警惕了。

二、因为敌人政策的限制。那时候，多数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基本上都在敌人的掌控之中。敌人想要挤压中共的生存空间，打压中共在城市里的行动，对外来进入大城市的人实行严格的租房限制以及户籍审查制度。比如说上海、武汉、重庆这些地方，都明确规定不许把房子租给单身的男女。

所以呢，房东在房屋出租的启事上都会写像“无眷莫问”这样的话。就像1928年左右的时候，在中共湖北省委成员里边，就只有书记郭亮和他妻子李灿英能租到房子，别的人由于是单身，只能各自想办法去解决住宿的事儿。

这么来看，在那种情况下，装成夫妻，以家庭的形式组合，是躲开敌人租房限制的必要办法。

三、工作配合上的需要。假扮夫妻不光能让人不易察觉，还能让双方在秘密工作里更好地分工合作。比如说，一个人去搞情报，一个人负责秘密书写、传递情报；或者一个人负责用电台和上级进行无线电联系，另一个人负责在敌占区党组织之间进行信息的上传和下达之类的。

在电视剧《悬崖》中，周乙负责搞到情报，他的“老婆”顾秋妍负责通过电台把情报发出去。《潜伏》中的翠平，虽说没经过特工方面的训练，可枪法特别好，也给余则成帮了不少忙。

不过呢，假扮夫妻终归是假的，就是单身男女临时凑一块儿，在长时间的“一块儿过日子”里，很可能会有感情变热的情况。所以呢，组织给假扮夫妻定了很严格的规矩：

一、假装是夫妻住一块的男女，不许谈情，也不许有男女关系；要是有一方已经结婚了，那另一方绝对不能去追求。

二、要是双方都没结婚，还产生了感情，想要结婚走到一块儿，那得报请上级同意才行。要是有一方不愿意，那另一方绝对不能硬来。（余则成和翠平“先把事儿办了再汇报”的时候，就因为没提前得到批准，心里挺不安的）

三、扮作夫妻的这俩人，在其他人跟前得跟演戏似的，“上台”的时候得演得像样儿，“下台”之后就投身到新的岗位跟工作里去，不许私自联系。

虽说有纪律规定，可那些假扮夫妻的共产党员，就算意志再坚定，在生活里也是普通人，因为假扮最后成真的不少呢。像江姐和她丈夫彭咏梧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1943 年，23 岁的江竹筠（江姐）按照组织的安排，前往重庆，和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装作夫妻，以此来掩护他在重庆进行工作。

那时候彭咏梧是有家庭的，可他妻子对重庆和地下工作都不熟，上边就安排江姐以妻子的身份去帮彭咏梧。后来为防彭咏梧身份被发现，上边让江姐从四川大学农学院退学，和彭咏梧正式结为夫妻。

另外还有李白和裘慧英

1938年4月，22岁的上海姑娘裘慧英受组织安排，跟我党有名的地下党员李白装成夫妻，帮他传递情报、发送电文。他俩相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后来经过上级准许，在1940年成为了真正的夫妻。

他俩互相协作，在很危险的环境里完成了好多情报工作。之后李白倒霉被抓，在1949年5月7号被杀害了。李白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的原型人物。

周恩来在长期负责隐蔽战线工作时，还曾亲自让假扮夫妻的人成就了婚事。

1928 年，中央让熊瑾玎当中央机关的会计，还给他布置了个重要活儿——找个房子，当作中央政治局的秘密办公之处。

熊瑾玎以商人名义租下一处楼房后，挂起“福兴商号”的招牌经营纱布生意。但他既要负责中央机关会计工作，又要做政治局会务的保障，还要经常洗抄、密写文件，实在忙不过来，加上他一个老板却没有老板娘，实在容易让人起疑。于是周恩来把时年20岁的中共党员朱端绶推荐过来，与熊瑾玎假扮夫妻，协助他工作。

两个在相处中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当时熊瑾玎已有44岁，但朱端绶仍对熊瑾玎一往情深，这也被周恩来看在眼里。1928年中秋节那天，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等中央领导人到饭店里办了一桌酒菜，由周恩来亲自做媒，批准两人正式结为夫妻。

在假扮夫妻的共产党员中，也有多次与他人假扮夫妻，几乎成为“职业假扮者”的有趣例子。毛主席的儿女亲家、刘思齐的生母张文秋就是其中一例。

从1927年4月到1931年4月，张文秋先后4次与别人假扮夫妻，其中还有一段时间同时做两个人的“妻子”，成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趣事。

1927年，张文秋与丈夫刘谦初结婚不久，即接受组织安排，在汉口与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刘先源假扮夫妻。两人以学校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以他们的“家”作为湖北省委秘书处的掩护机关，做着上对中央、下对基层的上传下达的工作。

头回假扮，张文秋险些出岔子，保姆问咋就一套被褥呢。张文秋自己也觉着别扭，不晓得这“戏”咋往下演。

刘先源跟她讲了假扮夫妻的几条规矩后，她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穿着衣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差不多是睁着眼睛度过了第一晚。过了好些天，张文秋才渐渐适应这位并非真正丈夫的“丈夫”。

后来刘先源去中央工作了，张文秋的第二任“丈夫”变成了林彪的堂兄林育南。他俩“在一起”，是为了给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做筹备以及组织方面的工作。

林育南化名叫赵玉卿，对外说是南洋的有钱大佬；张文秋化名叫张一萍，对外说是有钱大佬的老婆。他俩接到任务后，花每月60两白银的高价，租了一栋三层连着的楼房，给筹备委员会的30多个人当办公的地方。

那时候林育南已经结婚了，他老婆李莲贞和3岁的女儿住在全国总工会机关里。林育南本来是“全总”秘书长，调到苏代会的筹备工作那儿之后，原来在机关的人就被要求不能再跟他公开往来了。

有一回，李莲贞接到个急件，得让林育南亲自处置，没办法了，她就领着女儿去找林育南，用妹妹的语气跟林育南和张文秋说话。

没成想林育南的女儿听了这话，赶忙给她妈妈纠错道，不对呀不对呀，爸爸可不是妈妈的哥哥，妈妈也不是爸爸的妹妹。这小姑娘接着又指着张文秋讲，这位阿姨也不是咱家的人。

现场虽说挺逗乐，可林育南还是很严肃地批了李莲贞，怪她不该把孩子带来，要是遇上敌人，孩子刚才说的那些话，没准会让几十名同志送命。

1930 年 5 月 20 号，中央跟全国 19 个根据地的 80 名代表都到了“赵公馆”，就在敌人的眼跟前儿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这会议结束后，林育南和张文秋解除了“婚约”，分别去往新的工作地方了。

1931年，林育南于上海被抓，然后壮烈牺牲了，当时他才33岁。

张文秋的第三任“老公”，是个在德国的华人，也是共产国际的情报员以及共产党员，这人叫吴照高。

当年9月，周恩来亲自把张文秋介绍到位于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拉姆扎”小组去工作。

张文秋的顶头上司是小组负责人佐尔格。后来佐尔格去了日本，搞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精准时间，后人称他为“红色谍王”。这样一来，张文秋就成了曾和“红色谍王”一起战斗过的中共情报人员中的一个。

佐尔格给张文秋安排的任务是，和他的谍员吴照高假装成夫妻，每天把报刊上诸如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类有用信息进行分类抄写并整理成文字，好让上级进行研究。

两人用夫妻的名义租了栋三层洋楼当作秘密机关，还“招了”秘书、翻译、报务员、打字员、厨师、司机、采购、保姆这些工作人员。

白天的时候，他们一块儿吃饭，谈论工作。晚上呢，张文秋住在二楼，吴照高和他的苏联妻子住在三楼。1933 年 6 月，吴照高跟佐尔格回苏联去了，而张文秋就去江苏省委秘书处工作了。

当张文秋还是吴照高的“妻子”那会儿，中共浦东区委书记李耀晶来找她，想让她跟自己装成夫妻。

原来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为搞清楚上海工人运动的状况，就派张文秋去浦东的英美烟厂收集情报。李耀晶想让张文秋干活方便些，打算在工厂周边给她租个房子。可房东们一听说张文秋是个单身女的，就都不肯把房子租给她。李耀晶没辙了，只好说张文秋是自己老婆，还让张文秋把女儿领来，跟他们一块儿住。

这样一来，张文秋就成了吴照高和李耀晶两个人的“老婆”，两边的工作她都得干。李耀晶平常不在张文秋那儿住，就周三和周六的时候，打着看“老婆孩子”的旗号，来找张文秋商量工作。而张文秋呢，每周都要去一趟远东情报局送情报。

与李耀晶假扮夫妻期间，张文秋带在这个“三口之家”的女儿，正是她与第一任丈夫刘谦初所生的女儿刘思齐。

刘谦初于1931年被捕牺牲，给张文秋留下女儿刘思齐；1937年张文秋到达延安，与湖南籍老红军陈振亚结婚，生下二女儿邵华。多年后，刘思齐、邵华先后与毛主席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喜结良缘，张文秋与毛主席成了双重亲家。

隐蔽战线上的假扮夫妻，既神秘又残酷，先辈们有可能像张文秋、裘慧英那样迎来祖国的新纪元，也可能像江姐、李白那样，听不到新中国成立时的炮声。但无论是已经牺牲的英雄，还是昂首走进新中国的先辈，都用其信仰和智慧诠释了对党的忠诚，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正如毛主席所说：今后革命胜利了，应该给我们情报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发一个大大的奖章。然而，很多无名英雄没能盼来这枚奖章就离开了我们，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