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 撰文

1978年，师宣传科新老交接时留影。前排右起：叶子新、骆正平、谭文阶，后排右起：曹玉玺、刘汝春（老科长）、熊忠民。6人均当过宣传科长

叶子新，20岁入伍，28岁正营级，31岁副团级，34岁正处级，37岁副师级，41岁转业地方，任荆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正县级），46岁任荆门市检察长（副厅级），47岁不幸逝世，被追授“全国模范检察长”，一级英模。

4

1977年初，我们这支来自南方的部队第一次知道了西北冬季的漫长与寒冷。

部队向风雪弥漫的祁连山深处进发，实施冬季野营拉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铁马冰河不是入梦而来，而是严厉无声地铺排在眼前。

燕山雪花大如席，武威雪花小如米。武威的雪有时像大米，有时像小米，但是绝不像花。它们不会像中原地方的鹅毛大雪一样，被空气托举得舞姿曼妙，招摇着慢慢落下来，而是细密、繁茂、急促而坚决地扑下来，如同从慧星尾巴上砸向地面的陨石。

它们落地之后，一冬天不化。

这样的雪落在冻瓷实了的祁连山和腾格里沙漠上，如同撒下了一层厚厚的白沙，天地苍茫，满眼银光。大风一吹，一层层一叠叠，席卷起千堆雪浪，雪浪疾飞，有时像白发三千丈的侠客在腾云驾雾，有时又像爱得寻死觅活的青藤缠着光秃秃山间空地转圈，这种无目的的飞行如果突遇打着横的乱风，雪浪立刻像撞上一堵看不见的墙，哗地粉碎掉了。

走在这样的雪地上，我跟着宣传科去野营拉练。叶副科长也在我们行军的队伍里。

西北用一种静悄悄的冷扎痛扎伤我们。我们不知道也不关心自己要走到哪儿，那是参谋的事，我们只想知道今天的行军是多少公里，有没有可怕的夜行军。

夜行军偏偏很多。皎洁的月光让被千军万马踩过的山路闪闪发亮，没有人说话，只有喘息声与杂沓的脚步声。奇怪的是，别人水壶里的水早就冻成了冰疙瘩，叶副科长的水壶却涛声一片，咣当咣当的。我问，咦，你水壶里的水为啥没冻？他得意地说，不懂了吧，我背的是白酒，不仅不会冻住，关键时候喝一口还能让身体发热。

但是，我们很快就遇到了喝酒也不管用的严寒。那天凌晨5点，我们转过一个山头，一股巨大的寒冷包裹了队伍。冷风如刀，人如同掉入冰窖。每一块暴露在外的皮肤都疼痛难忍，鼻腔里有冰，眼珠也冻疼了。我们头上霜花凝重，呼出的热气全部就地凝结在脸上胡子上帽子上。我们都低着头哈着腰侧着身子，小心呼吸，本能地避免损失任何一点热量。

我知道叶副科长没有哭，但他脸上泪水鼻涕不自觉地流下来，马上冻硬在脸上。

叶副科长一个劲地咝咝吸着气用湖北话骂人，咦呃，个斑马，想把老子冻死在这里么？

我指点他，用皮帽上的护鼻垫捂住鼻子，就好一点。凡是冬季发大皮帽的部队都知道，皮帽上有一个护鼻垫。我们部队从湖北调来，对寒带的装备不熟悉。我们这些长期在基层混的小兵知道这东西是干啥用的，机关那些当官的轻易不搞外训，当然用不着。

啊，这个鬼东西是干这个用的啊？我还以为让擦枪用呢。

副科长手冻僵了，搞了半天，护鼻垫上的扣子紧，捂不到口鼻上，让我帮忙，我一使劲，扣上了，副科长哼唧着说：“个斑马，赶紧去掉，出不来气啦，要把老子闷死呀？”

原来皮帽上的扣子钉得不合适，护鼻垫扣上后根本无法呼吸。我好心办了坏事。为了将功补过，我突然想起我兜里有个口罩，被老鼠咬了好几个洞，但我没舍得扔。我赶紧掏出来问，副科长，这个口罩老鼠咬过，你戴不戴？因为这时候不论职位多高，所受的痛苦是一样的。

那阵子，叶副科长顾不上讲卫生，赶快戴上，说是感觉好多了。

一条小河拦住了部队的脚步。河上有很厚的冰，也有很宽的冰缝，缝里有哗哗的急流。可能是水太急，冰封不了河，也可能是气温并不像我们感觉的那么低，而是走了一整夜把人的能量消耗殆尽了，反正那河竟然没有冰封，兵们要排着队踩着水面上的两块大石头跳过去。

叶副科长等不及，说是太冷了，要创造性地行军。他不听我的劝告，另找了一个不用排队的地方过河。结果不幸一只脚踩空，落进河水里。更不幸的是他的脚从水里一出来就成了冰坨子，一走路，哗啦啦地响，那是冰块的撞击声。更更不幸的是他没有备用的鞋。

但是别急，不是还有我这个小兵吗？我那天穿了大头鞋走路，所以解放鞋就在背包上掖着，好像敌后武工队一样。老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战士自有战士的用处，我的这双解放鞋立刻穿到了叶副科长脚上，从而保证了他不被冻伤。

如果不是那个不知名的小村在铅色的黎明中突然出现，我们肯定会被冻死。

真的，在我们接近小村时，全体人员都瑟瑟发抖，浑身僵硬。

我们敲开了看见的第一扇门。

那是一对小夫妻。

男的下炕给我们开门，女的还在炕上系裤带。

男的说，上炕上炕。

女的说，快来快来。

西北的乡亲真的很好很亲，但是我想不通的一点是，他们不论老少，一律把我们叫解放军叔叔。有时，老奶奶也叫这样叫我们，弄得我们这些小屁孩脸红脖子粗的。

还有就是，屋里都有一股味儿。那是用牛粪和羊粪烧炕所产生的。

因为闻不惯这味，我过去都是一进屋就出来了，这一次，竟然觉得这味道就是温暖，就是阳光，就是生命。我们立刻脱鞋上炕，把人家新媳妇的花被子盖在腿上，嘴里还哆哆嗦嗦呜呜噜噜地发出寒冷的颤音。

一起坐在炕头盖着花被子的有王永林主任、叶子新副科长、骆正平干事和我。我为什么会跟他们在一起？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能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各位领导，看到他们对待寒冷的作派和我们小兵一样，我感到既幸福又好笑。

温暖从我们的脚下升起来，我与副科长的脚跟厮磨，使我晕晕乎乎产生了一种不合时宜的荣誉感。

几天后，叶副科长指示，你们报道员老跟着机关走写什么报道呀，都下到团里去找素材写稿子。叶副科长有个观点，写报道写材料的人必须知道战士的真实想法才能抓准问题，写出好东西。但是真实想法在哪里？不在会上的发言里，不在墙上的墙报里，而是战士扎堆的厕所，老乡聚会的烟雾里。为此，他经常在连队学习讨论的间隙跑在厕所墙外去侧耳倾听战士的议论。

我巴不得赶紧离开宣传科，因为这里只有我是战士，担水扫地扫雪的事我一人全包，睡觉还得睡在火坑烧不热的墙角。

我和报道组长张日景分别去了166团和168团。

但是不久，我听说叶副科长因为胃出血回去住院了。是他背的那一军用水壶白酒惹的祸，他的拉练也因此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后来才知道我听说的消息并不准确，宣传科的干事谭文阶（后任19军秘书处长）告诉我：“1977年冬部队野营拉练，冰天雪地，零下20度，部队驻进一个农家院。我们宣传科叶子新、骆正平（后任47集团军政委、少将）、我与群联科长凌均由同炕而息。晚饭后，后勤部供应科长郑佑林拿来两军用水壶白酒，叶、郑、凌用军用缸子倒满，边吃压缩饼干边喝酒，骆和谭不会喝给他们服务，酒喝完了才散伙。半夜里叶子新吐了一满炕，最后倒吊在炕上往地上吐，第二天不能起床。骆和谭早起给他清理，把叶的被单拿到村边水沟破冰洗刷，边洗刷边说了蛮多气话，都说这回叶科长搞拐了。果不然，第二天下午，王兰江政委召开干部大会，公开点名批评叶子新、郑佑林、凌均由三位科长，并下命令禁止喝酒。王政委的批评是对他们的爱护，政委调到19军当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他们三人也先后调到军里当处长了。叶科长受了点名批评后，喝酒少多了，工作没受任何影响，换成他人可能就要等着转业了。”

武威乡下的土炕，当时墙上糊的都是报纸

1977年张林在祁连山拉练

话说我离开宣传科的拉练队伍来到166团后，和团里的战士报道员陈伟明（后任168团政委）一起写了几篇有些分量的稿子在军区人民军队报上发表，叶副科长看了高兴，表扬了我：“张林，我看你这次有飞跃性的进步。这就是我让你下连队采访的用意。”

这种鼓励让我能记一辈子，良方言一句三冬暖，特别是在你极其自卑的时候。

但是不久，我却与叶副科长顶撞起来。

那是1977年的夏天，我虽然人在宣传科，但实际上是超期服役两年的大头兵，提不了干，复不了员，还自认为天下皆醉我独醒，产生了逆反变态心理。那天，我的启蒙老师、新闻干事骆正平叫我去开会，说是干部涨工资要搞评议。我直接说不去，因为我觉得干部评议历来是互相吹捧，表扬与自我表扬，没有任何意义。

骆干事不高兴了：“为么事不去呀？”

你们干部涨工资，我们小战士也不知道政策，评议什么呀？

这是党员会，评议党员的，你是党员吧？

我只好去了。会议由叶副科长主持。大家一片欢快，说是盼了十来年，终于盼来了涨工资。然后就是互相表扬一番，你夸我我夸你，反正大家都是劳苦功高。接着就谈论谁能涨几块钱。那时排级干部工资才52块，连级干部60几块，涨一次工资也就涨个几块钱或十几块钱。

论到我发言了，我气哼哼地说，不了解情况，没得意见。

骆干事说，是党员都要发言。

我说，你们非要我发言，我就说你们都不该涨工资！

我看到叶子新一下子把红红的眼睛瞪得好大，吃惊地问：为什么呀？

“我觉得工人农民比你们困难多了，应该先给他们涨工资。”

叶子新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点痛心疾首。他用手指点着我说：“张林呀张林，你根本不知道部队干部生活有多困难。干部探亲、家属来队、小孩上学、父母生病，都要花钱呀！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科里其他人也七嘴八舌批评我不懂事，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评议会开成了诉苦会和批判会。

叶子新没有居高临下地训斥我，只说让我今后好好学习党的政策。

如果我当时知道叶子新家的生活非常困难，两个孩子为了省钱，从小学到初中没吃过早饭，我肯定不会那么说。

多年之后我问红梅：“那孩子们不饿吗？”

“我就不做，他们吃什么呀？饿也没得办法。”

叶斌与叶翔在武威新城大院

叶家孩子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红梅自己做的，他家也从未到街上的饭馆去吃饭。下馆子在红梅看来就是浪费钱的一种罪恶。

叶子新要偷偷地给家里寄钱红梅也管不了，只有从自己嘴里省。

叶子新和红梅虽然是一家人，但仿佛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叶子新的世界里只有他的事业，认为才华是他人生的底气。

红梅的世界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认为银行存折才是她人生的底气。

她在大院服务社上班，手里有了闲钱就到旁边的储蓄所存起来，起初是一块两块，后来是五块十块，再往后有可能一次存几十块。她的钱只存不取，留在存折上壮腰杆。存折是她的命根子，儿子们将来上大学和娶媳妇要用。叶子新在这方面是靠不住的，如果任他抽烟喝酒去折腾，家里一点钱也存不下来。

我在1978年提了干，成了直工科的宣传干事。叶子新大人不计小人过，很快下命令把我调回了宣传科。

5

了解叶子新的人都知道，他干活没有上下班那一说，日历上没有休息那一天，他对那些旁人看来枯燥无味的材料有着狂热的挚爱。就像一个九段围棋高手，不屑于同凡夫俗子对阵，只能在惊险刺激的高智商较量中得到快乐。他为每个观点、每个词语的准确生动而绞尽脑汁，枯坐长夜。仿佛一只春蚕，不吐尽心中锦绣，就无法得到安宁。

他熬夜有个习惯，必须叫上两三个部下一块熬，美其名曰传帮带。虽说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是很高深的境界，被科长点名去加班也是一种待遇，说明你能入他的法眼。但真那么坐几晚上还是比较痛苦的。特别是陪坐一夜，收获往往是两缸烟灰和半纸篓的废纸，一个字也没有落在稿纸上。

为了快点回去睡觉，开始大家还积极参与，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建议，可叶副科长他不点头不摇头更不看你，手夹着烟，脸对着稿纸，不下笔。有一次，在168九连蹲点，几个人在连部坐了两个整夜，他仍是一字不写，我们几个也不说话了，拉着苦瓜脸呆坐。骆干事忍不住说，老叶呀，大家明天还要正常工作呀。叶副科长说，想不出主题写么事呢？忽然，他眉头一皱，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光靠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行的。我一生气，故意大声唱反调：朴素的感情怎么不好啦？没有朴素的阶级感情，雷锋能成英雄吗？

叶副科长突然啪地一拍大腿，把我吓了一跳，以为他怒了。

“好，好，好！把朴素的阶级感情升华为学习革命理论的自觉性。这下把主题提炼出来了。我说叫你来有用吧。这不是用上了。好了，你们回去睡觉，我继续。”

这就是我的作用。

我猜测，叶子新这种拼命精神除了内在动力强大，还得益于师政委王兰江的栽培。王兰江历来认为，好苗子都是压担子压出来的，熬夜熬出来的。他的习惯是白天把工作处理完，晚饭后看完报纸，有了新的工作思路，或有了出经验的思想火花，就把他比较得意的“笔杆子“叫过来研究。研究到九十点钟才布置任务，回去写吧，明天早上交稿。宋步先少将当时是作训科长，他告诉我，最苦的时候是拉练的时候，白天跟着部队跑前跑后累了一天，晚上十点才把宿营报告、第二天的行进路线和战术动作想定刚弄完，只见王政委背着手过来了：“小宋呀，咱们研究研究，给总部和军区写个报告，部队多年不打仗了，究竟怎么走怎么打怎么吃怎么住怎么藏？我看行军时怎么找向导就很有学问……”

宋步先本来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这一听立刻抖擞精神写到东方泛白。他说，政委的思路还真行，报告发出去，总部立刻转发全军部队。

我不知道王兰江政委是怎么给叶子新压担子的，只知道他动不动就被叫走去研究材料了，之后就是几个不眠之夜。师机关好多人都怕王政委，说他”脸难看，话难懂，字难认“，轻易没个笑模样儿。但他见到叶子新总是和言悦色，脸上笑笑的。大家都说叶子新是政委的“红人“，职务提升快就是证明。

群联科干事任新建说：“叶科长还是王兰江政委的文字翻译。我刚调机关时，正赶上春节。我把接待地方政府慰问及师领导回访的安排，呈王政委批示。哪想王政委一下写了4点意见，大半张纸。怕我不认识，还笑着为我念了一遍。虽然我姥姥家和王政委的老家都是山西长治地区的，可我还是没听明白他写的是啥。当我拿着呈签本皱着眉头从三楼下来，迎面撞上秘书科顾科长，他扫了一眼就笑了，往宣传科一指说去找叶科长吧。我终于找到了救星，叶科长看了王政委的批示，直接拿出一张纸，刷刷刷就翻译出了全文。

1984年，19军宣传处叶子新与谭文阶合影

1984年，叶子新与19军宣传处老处长陈聪銮合影

1980年代初，我最先被调入19军宣传处，随后，叶子新、骆正平也前后脚调到了宣传处，叶和骆任正副处长，我仍当新闻干事。

有一次，叶子新不在，我也领教了王兰江政委的厉害。他把骆正平和我叫去研究一个讲话稿，从上午九点研究到中午。

期间，主要是他和骆正平讨论，我负责记录。

开饭号响，他脸冲我问道，问题理清楚了没有？

我说，清楚了。

那好，你负责执笔。

写多少字呀政委？

一万字。

什么时候交稿？

明天上午上班前。

我滴个乖乖，平时我抄稿子也没有一晚上抄一万字的纪录呀。要命呀。

王兰江政委任19军政委时在会议上讲话

我吃完午饭，开始找资料，下午上班号响我开始写，一直写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那时没有电脑，完全是手写，还不能潦草。早上上班时，我与骆副处长一起把稿子交给王政委。他坐在办公桌前，也不说话，戴上花镜，把稿子哗哗翻着看，我们紧张地瞪着眼等待。过了好一会儿，政委抬起头，说了声，就这样吧。

骆副处长报告说，张林一夜没睡。

王政委不以为意地说，年轻人就要这么压担子，压几次就压出来了。

在19军，经常被叶子新叫去加班的有殷方龙（后任中部战区政委、上将）、张宏伟（后任高级政工师）、张林、李林（后任甘肃省军区参谋长、少将），因为我们几个都是73年以后入伍的，年轻，需要调教。

我的同居室友、教育干事李林字写得又快又好，文字水平在我之上，还比我听话，所以立刻被叶子新纳为门下弟子，熬夜多了一个陪坐的。张宏伟说：“那时候，叶子新拉着你和李林加班，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你们三个眼睛红红的，烟灰缸满满的一缸。心想，这是三个亡命徒呀！”

有一次，是个周日。那时一周就休息一天。早上一醒，就有预感，叶处长一定会叫我俩去加班。我灵机一动，拉着李林说，咱们洗澡去，老叶来了找不到我们。

李林一听说好，我们俩三下五除二就钻进了大澡堂。大澡堂里人很多，雾气蒸腾，稍远一点谁也看不清谁。李林说，你这个主意真好。我得意地笑了起来。可是，笑容还挂在脸上，就听到了叶处长熟悉的声音，“张林——李林——”。他穿戴整齐，眼镜上布满了水汽，左找找，右找找，像只寻找鸡娃的老鹰，气哼哼的。我悄声道，不要吭声。可是，李林连十秒钟都没坚持住，“这样不好，太不尊敬领导啦”，说着就站起来答应。我一看藏不住了，也光溜溜地跟着出来了。叶处长兴奋地擦着眼镜说：“咦呃，咯杂子，躲到这里以为我就找不到你们啦？快点，到办公室去。

叶子新与李林在酒泉坦克十二师

此后，叶处长加班多是叫我们俩，因为我们俩一个屋，都是还没结婚的童蛋子，无牵无挂，加班到半夜回去不会影响别人。特别是李林，经常有闪光的语言冒出来，被叶子新严重赏识，差一点就视为知音啦。李林虽然优点很多，但每逢值日，在单身楼打扫厕所他就露怯，好像对臭味严重过敏似的，他一刷便池，就“呕“地一声要吐，一看就知道这个机关兵没搞过副业生产没掏过粪。

刚学写材料时，我对叶子新写的材料并不服气，有一次，我把他那个材料的小标题全部改了一遍，然后拿到人民军队报投稿。编辑看看我改的，又看看原文，直言不讳地说，显然原文的标题比你改得深刻多了。我只好乖乖认输。

加班三人组一直持续到叶处长1982年到国防大学深造才告一段落。大家也可以理解李林后来破格到56师担任宣传科长的缘由了。

6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优点和缺点是人人皆有的两面，长处做过了头就成了短处，短处被人抓住能要你的命。在军营，人情世故这一关很重要，情商高，进步快，智商高就不一定，聪明可能反被聪明误。一些聪明过人的家伙还没等冒头，就被班长给淘汰了。因为你的优秀是有侵略性的，会破坏他人的生存状态，所以一位军中将领的人生感悟是，如果想当毛主席的好战士，必须先当班长的好战士。

叶子新却不这么认为，他曾对我说，你只要有本事，不论换什么人他都要用你。这是叶子新人生观的一个误区，那些春秋战国举贤用才的故事其实都是骗老实人的，以人划线才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色。

叶子新的性格属于两头冒尖，优点缺点都突出。他没有城府，喜怒形于色，往好里说是自信自尊，敢争第一，从不认输，往坏处说成了骄傲自满，侍才傲物，不善于搞好团结。他的不服输精神在写材料上让人竖大拇指，但在酒场上就不敢恭维了。他的酒量并不大，平时也不太馋酒，不是见了酒走不动路的主儿，但一旦上了酒桌，那些无色透明冰冷的液体一下肚，一股互不服气的火焰就腾地点燃了，像士兵听到了冲锋号一样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部队喝酒那些事，当过兵的爷们儿个个门儿清。有用军用绿茶缸拼命灌的，有用饭碗大口干的，有嘴对着瓶口咕咚咕咚吹的……凡是能用小酒盅嗞嗞抿的，一般是营以上干部和机关干部。

在武威的时候，机关干部逢年过节可以喝点小酒，有时老乡转业、调动或提职也会小酌几杯。这种场合如果叶子新参加，十之五六他会醉。“斗酒相逢须醉倒，岂可贫贱看相老“，这是边塞诗人岑参在武威写下的诗句。人与人醉酒的模样不一样，有人醉酒是傻笑，有人醉酒是睡觉，有人醉酒是胡言，有人醉酒会狂吐。叶子新的酒上了头之后，首先是缠着给他敬酒的人没完没了地比着喝，非喝出个你高我低不可，这时候，你想抽身撤退根本没门；再就是话多伤人，他仗着才高八斗，领导赏识，会说出你算老几之类的话，伤人不轻；其三有时会倒地不起，让人拖着搀着回家，回家后在床上吐得一塌糊涂。

对于叶子新这些酒后失态之事，红梅又气又恼，她觉得喝酒太伤身体，你是全家的主心骨，要有责任心，万一喝出毛病来，家里怎么过日子？再说了，你喝多了，指着别人讽刺挖苦，伤了和气怎么共事？其三，床弄脏了都是我洗。白天在服务社上一天班，晚上回家还要做饭、洗一家人的衣服。双手天天被泡得又红又肿，现在凭空多洗一大堆酒后污染的衣物，能不生气呀？

红梅决心帮叶子新改了醉酒的毛病。逢到叶子新被人叫去喝酒，她估计酒过了三巡，就跑去叫人。部队那帮老爷们自然会起哄，“老婆来啦，赶紧回去跪搓板吧，哈哈。”叶子新的脾气哪能受得了这种奚落，脸红脖子粗地跑出来挥手叫红梅回去，有时候近乎低声咆哮，让红梅害怕。叶子新呢？当然是回去接着喝，一醉方休。

红梅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她知道叶子新头天喝多了第二天上午会回家补觉，就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扔到窗外，然后自己坐在光板床前踩缝纫机。叶子新回来睡不成觉，气不打一处来，指着红梅说，你这个人，比江青还坏！红梅听了气的哭笑不得。

那时我和宣传科的张清源（后任56师政治部主任）住在他家隔壁，有天晚上，隐约听到二人为喝酒的事争执一夜，叶子新似有悔意。第二天，我去叶家打开水，看到红梅请假没去上班，眼睛肿得像个桃似的。我故作吃惊地问，嫂子你这是怎么了？红梅说，张干事，你昨天晚上难道没听见我们吵架？我就不想让他喝醉酒，心都操碎了呀。说着眼圈又红了。

红梅当时的心情很崩溃，除了为老公喝酒之事烦恼，两个孩子也不省心，叶斌调皮，不是在幼儿园打架别人告状，就是在家挨爸爸的打；叶翔刚一岁还不会走，没有保姆带，上班时只好狠心放在家里，怕他乱爬磕着碰着，红梅从服务社搬回一个装茶叶的木桶，把儿子放在里面，手里塞个奶瓶。叶家的门平时不锁，好让我和张清源两个单身汉去他家打开水。我去打水时，就会看到孤零零站在茶叶桶里的叶翔。可能是他太寂寞了，也不认生，看到人就呵呵地笑，伸着小手让你抱，跟他玩。我没事时会陪他玩一会，但如果要赶稿子就顾不上陪他，只能扭过去头，在他的哭声中逃之夭夭。

这是叶子新英雄气短的地方，不过他从不在人前提起，就是一门心思干好他的工作。也对，敬业首先就是敬畏自己的饭碗，就像农民都会卖力地种田一样。

红梅对叶子新的改造还是有成效的，随着年纪渐长，职务升高，叶子新在喝酒这件事上检点了许多，醉酒的事儿虽然还有，但很少发生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