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执政时期，鉴于京师和各省衙门书吏主政的现状，无奈地叹息道“本朝与胥吏共天下”。尽管嘉庆以及历代皇帝都意识到胥吏的危害性，但一直也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应对。

那么，清代的胥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御史借助相关的文献资料，于诸位好好讲讲清代的胥吏制度。

胥吏具体是指书办、书吏，这些人不像国家正式的官员，无需经过吏部的铨选而被聘用在各衙门供职的办事人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编外人员、合同工。

从清代的情况来看，上至京师各部院衙门，下至地方府州县衙门，凡是涉及到文书起草、册籍登录、账目核销方面的事务，大部分都是有书吏经办的。

胥吏队伍分为很多种类，广义上来说供衙门长官驱使的皂吏、捕快、门子、斗级这些群体，也都涵盖在胥吏的范围内。只是从明代开始，这部分人被划入“役”的范畴，从社会等级的角度出发，役属于贱民行列，其子孙按规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真正意义上的书吏则是指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能书写抄算的这部分群体，他们虽然也不是经制人员，但在衙门中从事的工作比较核心，故而政治、社会地位较高，是介于民于士之间的等级。

所以我们在谈及胥吏的时候，是需要区别对待的，不能将书吏和役的概念混淆。

清代正式的岗位编制很少，整个文官系统中，京师和地方加在一起也只有一万多人。显然，让一万多官僚去管理人口数亿的国家是不现实的，很多行政事务，必须要让规模庞大的书吏去完成。

具体到岗位，书吏又有不同的称谓。在京宗人府、内阁、中书科、稽察上谕事件处、翰林院、詹事府、总理各国衙门等机构的书吏，统称“供事”；

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内务府、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太仆寺、太医院、步军统领衙门等机构的书吏，则称“经承”；

各省督抚、将军、学政、以及顺天府、奉天府、各税关等部门任职的书吏，他们的称谓才叫“书吏”；至于府州县衙门中的书吏由于级别比较低，一般都叫称“承差”、“典史”、“攒典”。

也就是说，具体到不同的部门，书吏的头衔是不一样的，大致有供事、经承、书吏、承差、典史、攒典这几类，如果诸位在文献资料中看到这些称谓，都可以理解为书吏。

在京在外各衙门，书吏的人数都比较多，其中户部事务最繁，额定书吏就有238人，此外还有许多书吏是临时聘用的，仅户部的额外书吏就多达千人。户部之外的其他各部院，维持在一百名之内，总计京师各衙门书吏的总数约为1200名左右。

总督、巡抚两衙门，按照定例不设其他品官，具体的事务由幕僚和书吏经办。按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各省督抚衙门的书吏没有定额，视具体情况而定。

其中人数最多的是闽浙总督衙署，额定书吏59人；最少的是台湾巡抚衙门，仅有12人。布政使司中最多的是四川，人数为72人；最少的是新疆，只有26人。按察使司衙门最多也是四川，人数为56人；最少的是江苏，只有6人。

至于各府州县的书吏也有具体的数字，一般的府和直隶州在十几人到二十几人不等，散州和厅、县是数人至十几人不等。具体配备多少书吏，主要取决于政务的繁简。

科举时代选出来的官员，读的是四书五经，考的是脱离实际的八股文。这些毫无实际经验的书呆子任职各部门后，对业务一窍不通，而政务又一刻不能耽误，他们只能依赖书吏们去办理实际政务。

书吏们既然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但是朝廷又严格限制书吏的仕进，规定任职五年后可以参加选拔考试，但是最高只能授予正八品官，更多的则是为入流的杂职。

正式的官员做不了事，能做事的得不到提拔，这就是清代国家体制的一大弊端，只要这个矛盾不解决，书吏就必然会成为一个负面群体。

《清稗类钞》中关于清代书吏之害，就有一个很形象的描述：

“各部司官不习吏事，堂官无论已，一切案牍皆书吏主之。故每办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检阅成案，此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则此案定矣。”

堂官、司官以及地方各级行政长官，与书吏形成互相利用甚至是互相勾结的利益网。尤其是那些贪劣之员，他们通过书吏这一渠道分财舞弊、中饱私囊。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在位期间，深刻意识到胥吏之危害，然而他们也仅仅是给予口头上的警告，并没有出台相关的制度措施。

光绪二十七年，朝廷认为胥吏问题积弊太深，已经到了不得解决的地步，朝廷下令让各省督抚裁撤胥吏。只是这个时候整个官场已经腐败不堪，再猛的药也无济于事，清王朝没过几年就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