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文《尚书·大禹谟》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接着又讲民之可畏、君民相须，讲“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要求重视百姓疾苦，实际上是就治道而言。历代儒家既有从治道层面予以解读，将“人心”解为“民心”的，也有从道德心性层面加以发挥，讲“天理”“人欲”的。朱熹早年把“惟精惟一”与儒家“南面亦恭己”的无为而治联系起来，后来又从治道层面强调君王应当敬守“虞廷十六字”，并且要求“谨守其所居之位，修其所愿欲之事”，尤其要体恤百姓，解救百姓之困穷。因此，朱熹后学把“虞廷十六字”当作为人之“心法”，而忽视其为君王治天下之法的治道内涵，并为今人所发挥，这样的理解似有偏颇。 关键词：朱熹；虞廷十六字；治道；心性 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虞廷十六字”，受到宋代二程和朱熹的重视，也是当今研究程朱理学绕不开的问题。但是，学术界的讨论大都只停留于道德心性层面的“人心”与“道心”的关系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所谓“心法”“道统”之问题，不仅忽视了《大禹谟》“虞廷十六字”实际上是就治道而言，而且也忽视了后世儒家既有从道德心性层面也有从治道层面解读的复杂性，尤其是与朱熹晚年的解读重视其治道内涵不相一致。 一、“人心惟危”的内涵郭店楚简《成之闻之》载：“大禹曰‘余才宅天心’曷？此言也，言余之此而宅于天心也。”有学者认为，此“大禹”乃《大禹谟》，而且所言“余才宅天心”，“此语的文字风格、思想特点皆与《大禹谟》一致。自文字风格看，此语云‘宅天心’，《大禹谟》亦有‘宅帝位’之语，十分近似。自思想特点看，此语谈‘天心’而《大禹谟》亦多有言‘心’之处，如‘洽于民心’、‘尔尚一乃心’等等，而著名的‘人心’、‘道心’之说正出自该篇”。问题是，《大禹谟》不仅讲“人心”“道心”，而且还讲“民心”。 《大禹谟》主要记述帝舜与大禹等讨论政事，其中载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又载皋陶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其后，帝舜赞美禹之功德，禅让帝位，并且对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孔安国注曰：“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民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众戴君以自存，君恃众以守国，相须而立……”可以看出，帝舜不仅传“虞廷十六字”，而且接着又讲“可畏非民”，讲“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意即民之可畏，进而讲“君恃众以守国，相须而立”，“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强调要重视百姓疾苦。显然，帝舜所传“虞廷十六字”，实际上是就治道而言；即使是讲道德心性，也是从治道层面而言，要求禹能够“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并非普遍的道德要求。 张舜徽于1945年写成的《周秦道论发微》已经明确指出：“《尚书·大禹谟》所载‘危微精一’十六字，悉为君人南面之术而发。”他还说：“今观《大禹谟》篇中帝舜命禹之辞，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之外，所言甚多，其上文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涉元后。’是帝舜嘉禹有大功，许其终当居君位也。十六字之下，复续之以数语曰：‘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是又明明教以为君之道，意甚分晓。彼十六字居其间，非指君道而何？”明确认为《大禹谟》“虞廷十六字”指的是“为君之道”。此外，张舜徽还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说：“所谓人心者，言用心于人也，亦即其德在表之意。所谓道心者，言用心于道也，亦即其德在内之意。皆第就驭下临民而言，实道论之精蕴，主术之弘纲。”可见，在张舜徽看来，《大禹谟》“虞廷十六字”讲的是“君人南面之术”，即《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或称儒家的“无为而治”。 《大禹谟》从治道层面讲“虞廷十六字”，后世的解读也大致由此而展开。《论语·尧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里讲“允执其中”，即《大禹谟》“虞廷十六字”，虽然不能排除可以从道德心性层面来理解，但为的是要讲“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强调解救百姓疾苦对于君王治理国家之重要。 《荀子·解蔽》篇说：“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应该说，荀子所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来自《大禹谟》；而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虽然强调“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但为的是要说明“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显然是从治道层面解读“虞廷十六字”，实际上是要求君王修养心性，“处一危之”“养一之微”。对此，有学者认为：“《荀子·解蔽》篇所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说，其要说明的是‘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的道理……是典型的儒家的‘无为而治’论。” 隋朝王通《中说》说：“议其尽天下之心乎！昔黄帝有合宫之听，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皆议之谓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为哉？恭己南面而已。”又引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谄，直而有礼，其惟诫乎？”这里引《大禹谟》“虞廷十六字”，虽然又讲“君子思过而预防之”，但为的是要“尽天下之心”“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由此而要求君王“恭己南面”，也是从治道层面解读“虞廷十六字”，或可以为张舜徽认为“虞廷十六字”为“君人南面之术”提供佐证。 二、唐代儒家的解读唐代儒家重视《尚书》。尤其是孔颖达解《大禹谟》“虞廷十六字”，明确将“人心惟危”的“人心”解读为“民心”，说：“民心惟甚危险，道心惟甚幽微，危则难安，微则难明……人心惟万虑之主，道心为众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则难安；安民必须明道，道心微则难明。将欲明道，必须精心；将欲安民，必须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当信执其中，然后可得明道以安民耳。”如前所述，在《大禹谟》中，先是皋陶言“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后帝舜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以，孔颖达将“人心惟危”的“人心”解读为“民心”。从文字的解读上看，是有道理的。重要的是，孔颖达不仅将“人心惟危”中的“人心”解为“民心”，讲“民心惟甚危险”，而且又讲“人心惟万虑之主”，讲“人心危则难安”，并进而讲“信执其中正之道”“得明道以安民”。此外，孔颖达还解“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曰：“养彼四海困穷之民，使皆得存立，则天之禄籍长终汝身矣。”显然，孔颖达把“人心惟危”的“人心”解为“民心”，是从治道层面的解读。 然而事实上，古代对“人”与“民”是有区分的。杨伯峻解“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说：“古代‘人’字有广狭两义。广义的‘人’指一切人群，狭义的‘人’只指士大夫以上各阶层的人。这里和‘民’（使‘民’以时）对言，用的是狭义。”至于“民”，许慎说：“民，众萌也。”段玉裁注曰：“古谓民曰萌，汉人所用不可枚数。今《周礼》‘以兴锄利甿’，许耒部引‘以兴锄利萌’。愚谓郑本亦作萌。故注云：‘变民言萌，异外内也。萌，犹懵懵无知皃也。’”可见，在古代，“民”指的是下层的黎民百姓，并不完全等同于“人”；同样，“人心”多指所有人之心，不可完全等同于“民心”。 从《尚书》文本看，《大禹谟》先述皋陶言“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后帝舜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可知“人心”与“民心”是有区分的，“人心”不可等同于“民心”。而且孔颖达既讲“民心惟甚危险”，又要求“洽于民心”，二者似有冲突。为此，孔颖达又解“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为“帝之好生之德，下治于民心”，将“洽于民心”解读为“治于民心”。毫无疑问，孔颖达将“人心惟危”的“人心”等同于“民心”，又将“洽于民心”解读为“治于民心”，这样的解读在文字的含义上多有转换，需要从文本内容上做更为深入的分析。 就《尚书》而言，除《大禹谟》讲“人心惟危”，还有《旅獒》讲“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孔安国注曰：“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以虚受人，则人尽其心矣……以悦使民，民忘其劳，则力尽矣。”这里讲“君子”为“人”，“人”尽其心；“小人”为“民”，“民”尽其力。“人”与“民”对言，说明“人”不可完全等同于“民”，亦可说明《尚书》讲“人心”，与“民心”有区分，“人心”不可等同于“民心”。 然而，《尚书》不仅讲“人心”，而且也讲“民心”，除《大禹谟》讲“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其他篇还讲“民心无常”“民心无中”。《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孔安国注曰：“天之于人无有亲疏，惟有德者则辅佐之；民心于上无有常主，惟爱己者则归之。”既认为“民心无常”，又强调要惠民、爱民。《君牙》说：“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孔安国注曰：“言汝身能正，则下无敢不正。民心无中，从汝取中。必当正身示民以中正。”既认为“民心无中”，又要求“示民以中正”，强调教民。《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孔安国注曰：“人君当固民以安国……能畏敬小民，所以得众心……能敬则不骄，在上不骄，则高而不危。”这里讲“民惟邦本”，认为民为国之本，并且讲“愚夫愚妇，一能胜予”，认为“能畏敬小民，所以得众心”。显然，“众心”主要就“民心”而言。此外，孔安国注《舜典》“敬敷五教，在宽”曰：“布五常之教务在宽，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显然，这里的“人心”也多就“民心”而言。因此或可以说，在《尚书》中，“人心”虽不可等同于“民心”，但主要是就“民心”而言。据此可见，孔颖达把“人心惟危”的“人心”解为“民心”，并非全无根据；而且，孔颖达解“人心惟危”而言“民心惟甚危险”，与《尚书》讲“民心无常”“民心无中”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孔颖达还解《皋陶谟》说：“皇天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言‘天视听人君之行，用民为聪明’，戒天子使顺民心，受天之福也。”解《洪范》说：“《老子》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是也。”又解《多方》讲“以仁政得人心”。尤其是还解《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说：“民惟邦国之本，本固则邦宁，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视天下之民愚夫愚妇，一能过胜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故于不见细微之时，当于是豫图谋之，使人不怨也。”应当说，这些解读引《老子》“以百姓心为心”，要求“顺民心”“得人心”，讲敬畏天下之民，与孔颖达解《大禹谟》“虞廷十六字”而讲“信执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是相通的，都是由于“民心惟甚危险”。 孔颖达之后，唐陆贽在论述“立国之本，在乎得众”而言君民关系时，说：“喻君为舟，喻人为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则万几之虑，不得不精也；危则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这里引《大禹谟》“虞廷十六字”，也是从治道层面而言；其中“人心”，与孔颖达的解读一样，是就“民心”而言。 后来，杨倞注《荀子》，解荀子所言“《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说：“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孔安国曰：‘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于道，不蔽于一隅也。”在杨倞看来，荀子引述《大禹谟》“虞廷十六字”，是为了明“舜之治在精一于道”，显然是从治道层面的解读；当然，其中又讲舜“精一于道”，包含了道德心性的内容。 三、宋儒的解读宋儒重视《尚书》。宋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雱实嗣讲事，有旨为之说以献；八年，下其说太学，班焉”。据今人所辑录王安石《尚书新义》可知，王安石对《大禹谟》“虞廷十六字”的解读已无从考，只余解“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曰：“四海困穷则失民，失民则无与守邦；无与守邦则天禄永终矣。”此外，王安石门人陈祥道解《论语》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说：“《书》言‘天之历数’，继之以‘人心’‘道心’，然后至于‘允执厥中’，又继之以言谋君民之事，然后至于‘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此则略之者，反说约故也。”按照现存的这些解读可知，王安石及其门人主要从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字”，要求君王“谋君民之事”，重视百姓疾苦。 宋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中和论》说：“君子从学贵于博，求道贵于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危则难安，微则难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执中而已。《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之心，于喜怒哀乐之未发，未始不存乎中，故谓之中庸。”显然，司马光主要从道德心性层面解“虞廷十六字”，并且与《中庸》讲“未发”“已发”结合起来，认为君子“要在执中”。 程颢晚年讲学，说：“‘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后来，程颐也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体也。心与道，浑然一也。对放其良心者言之，则谓之道心；放其良心则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二程把《大禹谟》“人心惟危”之“人心”解为“私欲”，把“道心惟微”之“道心”解为“天理”，并认为“灭私欲则天理明”，显然是从道德心性层面解“虞廷十六字”。 苏轼解“虞廷十六字”，说：“人心，众人之心也，喜怒哀乐之类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乐者也……道心即人心也，人心即道心也。放之则二，精之则一，桀、纣非无道心也，放之而已。尧舜非无人心也，精之而已。舜之所谓‘道心’者，子思之所谓‘中’也；舜之所谓‘人心’者，子思之所谓‘和’也。”显然，与二程一样，苏轼也是从心性层面解“虞廷十六字”，但是反对二程将“人心”“道心”分别解为“私欲”“天理”，将二者对立起来。 南宋林之奇解“虞廷十六字”，说：“此盖与《中庸》之言相为表里。自尧、舜、禹以至孔、孟所以相传者举不出此，学者不可以不深意而精思之也。”显然是从道德心性层面解。然而，在解“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时，推崇王安石解为“四海困穷则失民，失民则无与守邦，无与守邦则天禄永终矣”，认为“此说为长”，并且说：“圣人之治天下，所以生而不伤，厚而不困，持而不危，节其力而不尽者，惟恐四海之困穷，不能终其天禄故也。”还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人君所以执中而立教，以为烝民之极，必自夫历数在躬之后。”这里讲“执中而立教”，显然是从治道层面解《论语·尧曰》“允执其中”。 南宋经学家多从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字”。史浩解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是以历代圣人，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然则中者，君天下之纲领，而历代帝王受命之符也。”把“允执厥中”解为“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吕祖谦曰：“人君以正心为本，故先之。人心，私心也，私则胶胶扰扰，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难见也。此乃心之定体，一则不杂，精则不差，此又下工夫处。既有他定体，又知所用工，然后允能执其中也。”夏僎曰：“心者，中之所在也。中者，治天下国家之要道也，人君执中而治天下……故舜之戒禹必谓中固不离于此心，然人心则危而难安，道心则微而难明，汝必欲执中治天下，不必他求。”虽然解读各不相同，但都把“允执厥中”解为“执中治天下”，都是从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字”，而不是如二程从道德心性层面解为“天理”“人欲”。 应当说，宋儒解“虞廷十六字”，既有从道德心性层面解，也有从治道层面解。而且，自宋熙宁八年开始，朝廷将王安石《尚书新义》指定为科举用书，“独行于世者六十年”，影响很大。后来朱熹虽然称“王氏伤于凿”，但又说“其间尽有好处”。由此亦可见得，主要从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字”，实际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四、朱熹的解读朱熹很早就关注到《大禹谟》“虞廷十六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朱熹在《壬午应诏封事》中说：“臣闻之：尧、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夫尧、舜、禹皆大圣人也，生而知之，宜无事于学矣。而犹曰精，犹曰一，犹曰执者，明虽生而知之，亦资学以成之也。”后有《斋居感兴二十首》，诗中曰：“放勋始钦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传，万世立人纪。”把“惟精惟一”与儒家“南面亦恭己”的无为而治联系起来。 淳熙十二年（1185年），朱熹对“虞廷十六字”之含义作了注释，接着叙述了后来的传承，并且说：“此其相传之妙，儒者相与谨守而共学焉，以为天下虽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据《朱子语类》“窦从周丙午（1186年）以后所闻”，朱熹说：“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物物上有个天理人欲……尧、舜、禹所传心法，只此四句。”显然，此时朱熹依据程颐所谓“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解“虞廷十六字”，并称之为“尧、舜、禹所传心法”，是从道德心性层面的解读。淳熙十五年，朱熹在《戊申封事》中又对“虞廷十六字”做了注释，并定稿于淳熙十六年所撰《中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不仅对“虞廷十六字”做了完整的注释，而且还认为“虞廷十六字”传承至孔子之孙子思，子思“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而作《中庸》，“以诏后之学者”，并用以表达“道统”，这就把《中庸》与《大禹谟》“虞廷十六字”联系起来。而且朱熹《中庸章句》继承程颐所谓“《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可见，朱熹既说过“虞廷十六字”为“尧、舜、禹所传心法”，也说过“《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 据《朱子语类》“滕璘辛亥（1191年）所闻”，舜功问“人心惟危”。朱熹说：“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故不言凶咎，只言危。盖从形体上去，泛泛无定向，或是或非不可知，故言其危。”据《朱子语类》“萧佐甲寅（1194年）所闻”，朱熹说：“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显然，此时朱熹不赞同程颐所谓“人心私欲”的说法。 据《朱子语类》“董铢丙辰（1196年）以后所闻”，朱熹说：“《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但同样据董铢所闻，问：“‘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朱熹说：“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堕未堕之间，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也。”当然，此时朱熹仍然是从道德心性的层面解“虞廷十六字”，以为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据清王懋竑《朱熹年谱》所述，朱熹于庆元四年（1198年）集《书传》，“按《大全集》，《二典》、《禹谟》、《金縢》、《召诰》、《洛诰》、《武成》诸说数篇，及亲稿百余段具在，其他悉口授蔡沈，俾足成之”。其中解“虞廷十六字”，先是从道德心性层面把“人心”解为“人之知觉”，并且说：“人心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义理难明而易昧，故微而不显。惟能省察于二者公私之间以致其精，而不使其有毫厘之杂，持守于道心微妙之本以致其一，而不使其有顷刻之离，则其日用之间思虑动作自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执其中矣。”接着又特别强调：“古之圣人将以天下与人，未尝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传之，其可见于经者不过如此，后之人君其可不深畏而敬守之哉！”显然，朱熹认为“虞廷十六字”讲的虽然是道德心性，但更是治天下之法，因而是从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字”。他强调君王应当敬守“虞廷十六字”，如同唐杨倞注《荀子》从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字”，讲“舜之治在精一于道”。此外，朱熹还解“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说：“为人君者当自警戒，以谨守其所居之位，修其所愿欲之事，欲其有以常保其位，永为下民之所爱戴，而不至于危亡也。”应当说，朱熹既讲“虞廷十六字”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又从治道层面解，并要求其体恤百姓，解救百姓之困穷，保障百姓利益，这显然都是对君王而言。 从朱熹对《大禹谟》“虞廷十六字”的解读过程可以看出，他既接续以往从治道层面的解读，认为“虞廷十六字”讲的是儒家“南面亦恭己”的无为而治，又继承宋儒二程从道德心性层面加以发挥，以为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但晚年在注经上还是从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字”。所以，研究朱熹对“虞廷十六字”的解读，应当将朱熹在注经上从治道层面的解读与其从道德心性层面的发挥区别开来。不可否认，朱熹《中庸章句序》从道德心性层面对《大禹谟》“虞廷十六字”做了完整的解读，但主要是就孔子及其后来对于“虞廷十六字”的发挥而言。如上所述，朱熹也曾讲过“虞廷十六字”为“尧、舜、禹所传心法”，但这是较早的偶尔提法。无论如何，朱熹最后注《大禹谟》“虞廷十六字”强调其为治天下之法，应当理解为是从治道层面的解读。 如前所述，张舜徽认为“虞廷十六字”为“君人南面之术”，由此批评朱熹《中庸章句》“首明‘危微精一’十六字为尧、舜、禹三圣传心之要，其弟子蔡沈为《书传》，依附引申，而古意全晦”，恐有可商榷之处。事实上，朱熹也曾把“惟精惟一”与儒家“南面亦恭己”联系起来。他虽然讲过“虞廷十六字”为“尧、舜、禹所传心法”，但后来的《中庸章句》更为明确地讲尧舜禹相传“虞廷十六字”，而子思“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而作《中庸》，“《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而且，朱熹只是讲“虞廷十六字”为尧舜禹所传心法，是君王治天下之“心法”，而不是把“虞廷十六字”本身看作为人之“心法”。 蔡沈承朱熹晚年之命作《书集传》，收录了朱熹所解《尚书》诸篇，同样是从治道层面解《大禹谟》“虞廷十六字”。他解“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说：“人君当谨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愿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害于政，则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于困穷，则君之天禄一绝而不复续，岂不深可畏哉？”但是，蔡沈又在《书集传序》中说：“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明确认为“虞廷十六字”为“尧、舜、禹相授之心法”，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还出现了“十六字心传”的说法，实际上与程朱所言“《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的表述，并非完全一致。 后来，梁启超批评当时学人“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正是对朱熹之后的学者只是把“虞廷十六字”当作为人之“心法”、忽视其中的治道内涵而“置四海之困穷不言”的批评。 结 论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尚书·大禹谟》所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帝舜在禅让帝位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要求君王“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从而能够解救百姓之困穷、永享上天的福分，实际上是就治道而言，是君王治天下之法。而且后来儒家的解读也主要是就治道而言：其中既有《荀子》讲“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王通《中说》要求君王修养心性，“恭己南面”；又有唐代儒家将“人心惟危”中的“人心”解为“民心”，以为“民心惟甚危险”，又讲“人心危则难安”，并进而讲“信执其中正之道”，“得明道以安民”；还有杨倞注《荀子》从治道层面要求明“舜之治在精一于道”的解读；以及朱熹把“虞廷十六字”与儒家“南面亦恭己”的无为而治联系起来，晚年又从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字”为君王治天下之法。 不可否认，宋儒多从道德心性层面对“虞廷十六字”做出解读。既有北宋司马光、二程等的解读，又有南宋朱熹的发挥，并且与《中庸》联系起来建立“道统”影响后世。朱熹晚年甚至认为“虞廷十六字”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而被清代戴震斥为“以理杀人”。然而，从道德心性层面的解读，更多的是对“虞廷十六字”所包含的道德心性内容的发挥，是将道德心性与治道联系起来，讲治道中的道德心性。朱熹晚年既讲“虞廷十六字”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但又从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字”为君王治天下之法，强调君王应当敬守“虞廷十六字”，以理修己，并且要求体恤百姓，与“以理杀人”无关。 尤其是，历代儒家解读“虞廷十六字”，除了从治道层面之外，荀子的解读讲“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王通《中说》讲“恭己南面”，朱熹早年把“南面亦恭己”与“大哉精一传”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把“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解为儒家“南面亦恭己”的无为而治。这样的解读，应当予以重视。 无论如何，《尚书·大禹谟》所述“虞廷十六字”讲的是治道，而非单纯地讲道德心性。然而，当今不少学者依据宋儒的解读，多从道德心性层面讲“虞廷十六字”，甚至夸大朱熹偶尔称“虞廷十六字”为“尧、舜、禹所传心法”中的“心法”，接受朱熹后学“十六字心传”的说法，并由此忽视“虞廷十六字”为君王治天下之法的治道内涵，误解了朱熹解“虞廷十六字”实际上是要将道德心性与治道联系起来，讲治道中的道德心性。 儒家重视道德，尤其是朱熹重视道德心性，然而，他们讲道德，多是从治道层面而言，讲的是君王以及上层官员的道德，要求统治者谨守道德之根本，从而能够真正落实儒家的以民为本，解救百姓之困穷，达到“修己以安百姓”，而不是简单地用道德约束百姓。这是阐述儒家道德所不可忽视的。由此也才能明白《尚书·大禹谟》讲“虞廷十六字”，最终是要阐明“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道理。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11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