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共大业已经胜券在握，希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决策，毕其功于一役！”会议接近尾声，蒋介石洋洋得意地说道。在场的200多个国民党将领，个个气势汹汹，赌咒发誓要在这次“铁桶围剿”中剿灭共产党。

1934年，原计划三个月的第五次“围剿”，已经打了一年。尽管红军的根据地越来越小，但国民党方面的百万大军也被困得动弹不得。就在蒋介石急切地想要摆脱这一尴尬局面时，德国军事顾问献上了一份精心策划的“铁桶合围”计划。

蒋介石看过之后如获至宝，立即增配了1000辆崭新的美制军用卡车，用以付诸这一次行动。随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绝密高级会议，为了保证计划成功，蒋介石调动所有的“高参”，精心设计，精心部署，光是给与会者的文件就有三四斤重。

然而，这一份周密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已经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立即命令情报部门认真分析研究，使得中央红军赶在蒋介石的计划完成前，及时撤出根据地，提前开始进行战略转移。

整整8.6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就这样走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蒋介石始终也没能明白，红军是如何跳出他的天衣无缝的“铁通计划”的。

1934年，蒋介石任命老同盟会员莫雄担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此时的莫雄已经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在拿到蒋介石的委任状后，便动身前往上海，请组织派人同自己一起干。

经过组织认真研究，卢志英、项与年等人到了莫雄身边。卢志英等一到任，立刻和同志们商量，先帮莫雄在国民党内站稳脚跟，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在与当地的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后，卢志英给莫雄巧妙地安排了几次军事行动。

不到六个月的时间，莫雄就“消灭”了当地的苏维埃政权，整个地区的红军“彻底绝迹”。

原本莫雄是没有资格参加蒋介石的绝密会议，但由于他到任之后的“出色表现”，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冒着巨大的风险，莫雄找来卢志英、项与年等人，把蒋介石的“绝密计划”给他们看。

卢志英等人一商量，立即动手将情报写在一本学生字典上，然后派项与年将情报送往苏区。为了顺利通过敌人的关卡，项与年决定将自己打扮成乞丐，为此还用石头敲掉了四颗门牙。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毛主席也正是参照“铁桶计划”，率领红军浴血奋战，巧妙地摆脱了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到了陕北之后，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说过：“红军得以生存，搞情报的同志功不可没啊！”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后，卢志英奉命前往上海组建情报网。利用精通日语的优势，卢志英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在提篮桥监狱对面开店，暗中搜集日军情报，为新四军购买运送物资。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卢志英奉命发动地下武装，组建起了苏北联合抗日游击队，并担任副司令兼参谋长，被陈毅誉为“不可多得的军事家”。

“皖南事变”之后，中央军委命令卢志英返回上海潜伏。利用过去在上海积累下来的人脉，卢志英很快打入到日伪特务机关，为新四军源源不断输送情报和物资。日本投降后，卢志英利用自己与国民党特务头子郑少石的关系，顺水推舟在中统谋了一份差事，并将自己的眼线分布在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和警察局。

后来，卢志英和戴笠还私下拉上了关系。正当卢志英在中统、军统之间如鱼得水时，他的一个助手叛变投靠国民党，首先出卖的就是卢志英。卢志英被捕之后，蒋介石指示中统正副局长亲自出马，威逼利诱卢志英，甚至还将卢志英的妻子和儿子一并抓了起来，但卢志英始终不为所动。

1947年，卢志英被转移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卢志英知道全国解放已经胜利在望，便戴着手铐坚持教儿子文化，教育他不能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生活，要学好本领为祖国做贡献。

一年多后的一个晚上，敌人将卢志英从从监狱中带走，自此下落不明。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卢志英的妻子和儿子也没能找到卢志英。一直到1951年，原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特务在上海被捕，审讯中交代了杀害卢志英等人的经过。

在特务的指认下，上海市公安局派专人前往南京，挖出了并排的三口棺材。打开棺盖后，烈士的遗骨已经腐烂，只剩下骨架。从棺材内的情况看，三位烈士被击昏后，在棺内均苏醒过来。由于挣扎不出，窒息而死。

经过辨认，三具遗骸的身份得以确认。殡仪馆用白布将三位烈士的遗骸裹成人形，穿上解放服重新入殓，并安葬在雨花台烈士陵园。不久，上海市公安局将出卖卢志英烈士的叛徒和杀害他的凶手全部处决，为卢志英等三位烈士报仇雪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