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第7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的《坠落的审判》在3月29号的内地首映礼引起轩然大波。
映后交流环节，主持人陈铭与嘉宾董强的言行在现场引发不满。
接着在网络来了一场二次发酵，引发了对“爹味”的强烈批评以及对女性处境的热烈讨论。董强近日再发出与杨紫琼的合照来回应争议，似乎未有效果。
《坠落的审判》是一部将悬念保留到最后的电影，虽然女主人公被判无罪，但之前的蛛丝马迹仍令许多观众无法完全打消疑虑。
而桑德拉这样强悍、危险，明显有别于传统女性形象的角色，也对观众的心理接受程度提出了挑战。
因此从电影上映以来，无论是欧美还是亚洲观众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
不管是对于真相的探寻还是对于片中人物的评价都像是电影中审判的延续。
而3月29日的首映礼上这一幕，则将所谓“审判”做了一次通俗演绎。
这是一场在北京大学举行的首映礼，主持人为武汉大学讲师、因《奇葩说》走红的陈铭，嘉宾为北京大学从事中法文化比较研究的董强与从事电影与大众文化、女性文学研究的戴锦华两位教授。
董强对于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年轻漂亮的恭维，以及他对女性视角的拒绝都引起了观众不适。
而陈铭对于”真相”的排比陈述因太长则直接被观众打断，观众要求导演多发表看法，认为陈铭过多占用了本该属于导演的时间。无论是观众还是网友对于出现在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交流会上男性仍旧要把控话语权、喧宾夺主的现象表现出了强烈不满。
虽然最后陈铭向全场道歉，言语间暗示观众是在针对他的性别，将现场的不满推向高潮。
不愿进入性别议题的董强，将女性视角视为《坠落的审判》的一种理解方式，对此非常抗拒，他认为电影”不该只有一种理解方式”，需要从各自角度经验出发。
相比之下，另一位嘉宾戴锦华的观点得到了观众的强烈认同，戴说无需为反驳自己浪费时间时，董强表示失望，让他们重看。
这样的反应与他对导演”年轻漂亮”的点评相结合，引爆了网络讨论。
如果面对一个男导演，他还会如此反应吗？
那么观众与他不同的感受，算不算从自己经验出发的另一种理解呢？
董强不愿去深究也拒绝承认在这部电影中，是男人还是女人占主导，他认为整部戏的核心是这对夫妻的儿子丹尼尔，在社会的法庭审判之外，孩子有自己的方式与审判，保护了自己，最为成功。
那么他寄予最大认同的这个孩子是男还是女呢（孩子当然也可认为是社会性别上的中性，但不是女性）？
他觉得讨论女性是否忍辱负重太过沉重，那么一个11岁的小孩进入自己父母所构建的残酷成人社会是否沉重？
尤其是，如果是他的母亲真的杀了父亲……
在长期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女性视角都被认为是客观视角的一个小的、可有可无的分支和补充，需要时装点门面，不需要时不要乱说乱动。
但事实上，这个”客观视角”不过是男性视角。在男权社会中，制度、法律、伦理、习俗都是男人建立的，绝大部分的文史哲作品都是男人书写的，男性是世界的中心，”人”是”男人”的代名词，human=man，男人的感受等于”人”的感受。
这中间只有极少的女性书写，还不一定具有女性视角，而是使用被规训的客观（男性）视角——甚至女性能够使用客观（男性）视角（泯灭掉自身立场与视角），还长期以来被视为脱离自身局限的”进阶”标志，受到褒奖与鼓励。
当男性视角被视为客观的无性别视角，女性话语的频繁出现自然会被认为是在挑起性别对立，甚至是罔顾艺术本身误入意识形态歧途——男性话语具有天然豁免权，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纯粹艺术与宇宙真理。
首映礼上嘉宾和主持人的话语再现了这种意识与规训的全过程，也同时证明了人无法脱离自己的立场，包括最基本的性别立场来看问题。
男性习惯性否认这个事实，一方面不承认性别冲突，一方面又远比女性敏感，”对立”才由此产生。虽说不存在能够超越两性的绝对客观，但不代表男女不可以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达成共识，而分歧的部分未必不能促使世界向更好的方向转化。
在电影《坠落的审判》中，女主角桑德拉是故事主体，电影围绕一个强大、独立、成功女人的犯罪嫌疑展开。
她的丈夫萨穆埃尔失败而脆弱，更多忙于家庭，这种搭配与男权社会的标准设置”男强女弱”迥然不同，也是该片戏剧张力的来源之一。
设若易位而处，男女冲突几乎不会发生。诚如戴锦华所言，千万年来，社会鼓励女人忍辱负重，安于事业不如伴侣，家庭不发生变故也要不断自责内疚。
而当男性被放置到这个位置上时，他跳楼了。家庭分工与传统性别结构产生冲突并造成了严重后果。
这是典型的女性主义电影，性别是无法跳过的议题。
然而电影恐怕并非只是在展现女性长期以来承受的不公，甚至以倒置的方式来令男人感同身受，期望他们理解——像很多人以为、希冀的那样，太过在乎男人想法、总想通过改变男人来改变世界，看起来”非常不女权”。
电影中，桑德拉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柱，坚定推进事业，大方出轨（或曰开放性关系），似乎摆脱了传统性别桎梏，但实际上顽固的性别结构始终如影随形。
萨穆埃尔的疏忽导致了他们孩子的视障；
他自己做出了在家辅导丹尼尔的决定；
他无法承担起男权社会中男性养家的主要职责，在拥有更便利社会资源的情况下；他的才华无法支撑野心获得成功……他不反思自己的问题而是嫉妒怨恨自己的妻子，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她的身上——这是大部分成功男士在家庭中不会遭遇的情况。
而如果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为妻子放弃自己的舒适生活来到她的家乡，宽容妻子的致命错误、嫉妒与无理取闹，在追寻事业的同时也承担部分家务与育儿责任，鼓励妻子追求自我价值走出阴影，因妻子拒绝性爱坦诚相告为数不多的几次婚外性关系，他有多大可能会被认为是好丈夫？
在家庭之外，桑德拉遭受所有人的质疑与审判。
在法庭上，控方咄咄逼人，即便没有确凿证据仍旧轮番认定她是真凶，在指控过程中不断施加道德谴责，窥探挖掘她的私生活，甚至将她的小说作为证据。
如果小说可以作为证据，那么监狱中应该挤满了作家；如果一个小说家必要通过私德的审视，那么整个文学史恐怕要尸骨无存。
相反，男性作家的私生活只会成为他们作为天才、怪咖的情趣点缀，如果是撒旦那就更充满了邪恶的魅力。
延续到银幕之外，互联网上众多影评已经在批评桑德拉的冷漠自私，对丈夫不够关心不够爱，没能抚慰帮助他走出困境等等，为法庭上并未发言的旁听者做了充分的注解。
首映礼上，陈铭询问导演电影与她实际生活的关联，茹斯汀·特里耶在讲述创作初衷后开玩笑：”我从来没有想杀死她的爸爸。”
桑德拉不仅要证明她没有杀死丈夫，还要证明她还爱着他，这两者被视为强关联，也被视为她的道德证明：爱是女性的义务。但事实上这对夫妻的关系恐怕从丹尼尔遭遇不幸就产生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变得五味杂陈难于尽述。尤其当桑德拉面对丹尼尔时，她要反覆向儿子申明与他的父亲是灵魂伴侣，当他对自己产生怀疑时遭到了自庭审以来的第一次重创。针对女性的审视与规训不仅仅来自社会，也来自她最亲近的人，她用身体所孕育出来的人。
桑德拉是个强者，但仍旧属于女性弱势群体，要面临社会道德习俗的审判围剿。
如果不是丹尼尔提供了有利证据，她能平安回到家里的可能性有多大？他的丈夫萨穆埃尔是个弱者，却是强势群体一员。
即便他已经弱到无法保全生命，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仍旧会代他讨伐，道德武器触手可及。而很多女观众，也将萨穆埃尔当做代言人，将矛头对准他的女强人妻子。
从戏里到戏外，性别结构持续发挥作用，形成一种互文。
虽然法庭给出了无罪审判，但无法消除之前呈现的疑点。
甚至这一消息不是在法庭场景上宣布的，而是在法院外由新闻记者报道给出，进一步增强了不确定性，成了此片的复杂蕴含之一。
不同于电影史上那些讨论真相的电影，《坠落的审判》似乎更想表达与观察的，是人们的看法。即”真相”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无法确认的哲学存在，而是一个悬置起来为了召唤观众认知的机关。
茹斯汀·特里耶甚至曾经做过一个不同版本的试映，所有人都认为桑德拉有罪，于是她做了修改。真相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如何看待。在电影中，一名警员直接表达了这种理念：”没有证人，没有人认罪，我们必须进行解读。”
解读是每个人的经验、身份以及背后包括文化在内所有社会建构的综合反映。
当董强对”坠落”意象溯源，而戴锦华说”就是跳楼”时，他们不仅对语词也对事实做出了判断。
人们对桑德拉是否凶手的推测，显现对夫妻关系的认知；对桑德拉在婚姻中的指责与对萨穆埃尔的怜惜，则基于对男女定位的态度。以及某种对于女性之爱丧失的恐慌：不仅危险，甚至会令一切坍塌。如果男观众这样的反应是因为利益攸关，那么女观众又是因为什么呢？
有些女性甚至表达了对任何剥削关系的不适与愤怒，以自证对于男人指责的正当。这些指责与愤怒几乎都基于有一个可以抵达的、绝对平等和谐两性关系的愿景。但是如果没有呢？如果乌托邦是不存在的呢？
像萨穆埃尔的死亡那样，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相——是否能接受一个强大、理性、冷漠乃至危险的女人的存在，在一个有许多人为强奸犯摇旗呐喊、为杀人恶魔痴迷的现实环境中？很多女人有对弱者的天然认同，但似乎没有对女性是强者做好准备，习惯于在不公中控诉，却对没有足够道德资本的境况感到恐慌乃至抵触。
女性主义是girls help girls还是girls help the weak还是girls help justice？导演曾在不同访谈中都讲过，桑德拉不是一个完美的形象。
在挑选女演员时，她看中的是桑德拉·惠勒区别于很多女演员的不透明感，会予人一种感觉：这个女人如此强大，能干出最坏的事情。她问：”电影中有太多男性是讨厌、吓人的，但还是很多人爱他们，不完美的女性为什么不可以去爱？”
导演设计了一个狡猾的机关来关照性别结构，而被召唤出的很多观众反应，验证又持续消解她的议题。
观众不断问她是否在批判女主角，将电影制造的危险拉回安全区域。而她则要反复希望观众爱上桑德拉，说桑德拉被怀疑是因为表现出独立性与杰出的创造力，得不到支持是因为挑战社会规范，像男人一样永不道歉。
她说自己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让这个女人和她所代表的东西拥有最终决定权。在北大的首映礼上，性别议题差一点被再次抹去或扭曲，茹斯汀·特里耶以导演的身份和话语权肯定了女性议题之于这部电影的核心地位，令反对于讨论成为可能，如同电影的故事内容与其拍摄手法的重现。如此，《坠落的审判》的放映和讨论似乎建造了某种持续作用的容器与反应场，审判永不休止，反对正当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