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民国“奇才怪人”。

他不仅为后人留深刻的文学成就，更因为桀骜不驯的性格、和文人傲骨，成为了那个动荡年代的传奇人物。

刘文典性情乖张、言行狂傲，尤其是对待当权者与权贵毫不妥协、直言顶撞。

因此他的身上有着鲜明的“怪人”“狂人”的标签 。

刘文典生性孤傲，但才华横溢。

刘文典皮肤黝黑瘦小，不是人们印象中风流倜傥的文人形象。

孔子曾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而刘文典就是这种“以貌取人”的“例外”。

早年间，不少清华学生因在《新青年》上见到他清新优美的文笔和新颖独到的思想，纷纷选报了他的课。当这些学生满怀期待地来到课堂，却一位相貌平平，甚至有些丑陋的中年男子走上讲台时，大都十分失望。

学生们当即在课堂上窃窃私语，“字弗如其人啊！”

刘文典是人不可貌相的典型代表，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可谓是巨大的。1923年，他著成《淮南鸿烈集解》，引发了学术界的轰动，胡适甚至亲自为之作序。

此后，《庄子》和《说苑》的校勘更让他在学界名声大振，奠定了他在古籍校勘研究领域的地位。

然而，刘文典却不是只求学术的“书呆子”，他的狂傲早已名声在外，颇具孟子所谓的“见大人则藐之”风范。

1927年到1929年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

当时，蒋介石正在积极巩固自身权力，许多学校在其视察时都会热情欢迎。然而，刘文典却不为所动，拒绝让学生去“迎送”，并说“大学不是衙门”。蒋介石不满对他也无可奈何，称其为“学阀”。

后来，蒋介石北伐成功，在安庆视察时，因学生运动而召见刘文典，要求他上交“共产党员名单”，责令要严加惩处学生。

刘文典面对当时的最高权力领袖，竟毫不妥协，正面顶撞：“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也不知道谁是！”

他的态度当场激怒了蒋介石，蒋愤怒地说：“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听后更是毫不示弱，回怼道：“提起总理，我在东京革命时，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蒋介石恼羞成怒，厉声斥责：“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简直就是个封建遗老！”

刘文典针锋相对：“你也不看看自己？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蒋再也忍不住，怒不可遏，扬手给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刘文典毫不退缩迅速回击，踹了蒋一脚。

之后他被关押，很快社会上掀起“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的抗议运动，在蔡元培等学界前辈的努力下，蒋介石最后只能释放刘文典。

当人们上门接他回家时，他仍然大骂不止：“娘的，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

最终，他在众人相劝下才勉强返回家中。

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北平后曾试图拉拢刘文典加入伪政府。刘文典听完“说客”的来意后断然拒绝，为了躲避日方骚扰更是几次搬迁。

日方不甘心，又派出他曾经的多位同事前去游说，刘文典对来人直言：“国家大义，不容含糊，学者当自重羽毛！”

后来，他被日军逮捕，面对日方的威逼利诱，刘文典对日军说：“国难当头，耻于发夷声！”。

日军看刘文典毫无为他们效力的意思，也就放了他，被释放后他辗转逃离北平，南下加入了西南联大。进入西南联大后，他与著名学者陈寅恪成为同事，因为敬佩这位学界前辈，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冯友兰”，他和唐兰只能算“半个教授”。

1939年，日军轰炸昆明，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四散逃命。

刘文典也和学生们在逃亡的途中忽然想到身患重病、视力微弱的陈寅恪还在家中。他毅然折返，带领学生们搀扶着陈寅恪离开。

当有学生要帮扶他时，他喊道：“保存国粹要紧！”要求学生们先护送陈寅恪。

刘文典三个字在“飞踹蒋介石”一事后广为流传。广东军阀陈济棠听说这件事后， 特意派人重金聘他前往广东共谋反蒋大计。

刘文典果断的拒绝了他的邀请：“当今国难当头，国家需要团结一心，现在只有蒋介石，能领导抗战。”

作为中国学术界的传奇人物，刘文典不仅在学术上独具建树，更重要的是展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不屈精神。践行了“学问需独立，气节当如山”的人生信条。

刘文典的后半生，西南联大成为他最为重要的学术阵地。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汇聚了众多学界翘楚，虽然身处艰难环境，但师生们凭着“不屈意志”坚持学习，如刘文典所说：“即使在战火之下，学术的火炬也不应熄灭。”

他的上课方式颇为独特，随意地坐在讲台上，甚至将脚放在桌上讲课，不拘小节。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文典返回北平继续教学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许多知识分子面临着抉择。

为了建设新中国，刘文典留了下来。但在后来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被反复批斗，1958年7月15日离世。

刘文典一生藐视权贵， 他曾在回忆中谈到自己对陈寅恪、胡适等人的敬佩之情，称他们是真正的“独立学术大家”。

“学术当不屈，正如人要顶天立地。”道出了他对学术与人格的追求。

从“飞踹蒋介石”到拒绝伪政府，刘文典这一生从不妥协、不追逐权势，追求的是内心、精神独立 ，内心不死，灵魂自由，便可无所畏惧直面风雨。

刘文典是一个特立独行、不计后果的“怪才”，内心纯粹、真诚。他狂傲背后是对学术和道德的坚守，是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切责任感。

在他晚年，他曾自嘲：“一生狂妄到头，还是庸人一个。”

谁又能说，这样的“庸人”不值得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