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1945年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还被毛主席定为接班人，非常不理解。因为1943年之前，刘少奇同志一直在地方工作，相比周总理、朱老总、任弼时、张闻天等人，在党内并不是十分显眼，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仅次于毛主席的领袖人物呢？

在革命战争时期，都是有德有能者居其位，绝对没有凭空而降的地位，即使有，也镇不住。就连毛主席的最高领袖位置也是历史逐步形成的，绝不是他自封的。因此，刘少奇有那么高的地位，是因为他确实有能够让党内同志服气的成绩。最重要的是，他具备最高领导人的必备素质：冷静，他面对复杂的形势，总是能够冷静地思考，寻找最优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历经波折，老蒋终于被逼抗日了，发出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豪言壮语，此时，全面抗战的序幕已经展开，全国人民恨不得马上跑过去，跟日本人干起来。

1937年9月，日军大举进犯山西，八路军也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和阎锡山合力抗日。

此时，我人民军队大部分将领和全国人民的情感一样，誓要与日本决一死战。

任弼时同志则代表军内大部分将领的意见，他在《山西抗战的回忆》中说道:“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受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他主张八路军要集中主力，和日军争一争山西，让“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

对此，刘少奇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他认为目前日军势力强大，如果我们硬要去打，可能拼光了部队，也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主张“还是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好。”

任弼时同志则反对，认为刘少奇的观点是“民族失败主义”，军人，就是要打仗的，哪有还未打仗就认输的道理。

作为领导，最难的是保持自己冷静的思考能力，在这一方面，毛主席也同样如此，在刘少奇和任弼时存在意见分歧的时候，毛主席果断发电，支持了刘少奇同志，电报说道：“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言下之意，我们要发挥我军的拿手好戏，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绝不能集中打仗把自己打没了。

最终，刘少奇成了华北区最高负责人，虽然没有集中打仗，但采取游击战的方式，零散打仗打个不停，刘少奇还总结经验，写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这是我党第一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系统论著。1937年年底，中央迅速向各抗日根据地印发，要求其他区域学习华北模式。

1938年开始，全军都开展了敌后游击战，到了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在同日军交战1600多次，共歼敌54000多人，算下来，平均下来每次战斗仅仅消灭敌人33个，也就是每一次只消灭敌人一个排。虽然每次消灭的敌人不多，给人感觉不那么轰轰烈烈，但最终累计下来的战绩是惊人的，相当于五个台儿庄大捷的歼敌人数。

可以说，即使没打大仗，但我军在山西也成功建立了普遍的抗日根据地，山西的105个县，就有62个县是共产党员做县长，山西虽然名义上被日军占领了，但实质上我党存在巨大影响力，某种程度，实现了任弼时所说的让“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

皖南事变，新四军所部9000多人，遭到国民党反动部队的围攻。经七昼夜血战，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率领3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皆壮烈牺牲。

我党所有人非常愤怒，都觉得国民党欺人太甚，士可忍孰不可忍！在党内人人愤慨的大氛围下，毛主席也怒不可遏，发电给周总理、叶帅，电报说道：“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这份电报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对待国民党，决不能再温和态度，必须猛烈反攻了。

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毛主席也发了一份电报给共产国际，说道：“他们（国民党）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因此，我们不能不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坚决反击蒋介石的这种进攻。”毛主席的意思是，要准备在政治和军事上展开反击了。

此时，包括周总理在内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赞同报复作战，全面反攻计划已经箭在弦上了！

关键时刻，刘少奇表现出难得的冷静，他认为此刻不适宜和国民党全面开战，一是国家目前处于抗日战争中，两党相争，得益最大的是日本人；二是我党的实力还没有到有足够资本可以全面反攻。毛主席也是伟人，他也迅速冷静下来，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事例来看，刘少奇确实具备领导人应该有的冷静素质，对此，毛主席也非常欣赏刘少奇的战略远见，多次都对外宣称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