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下旬，担任国务院分管经济的副秘书长才一年多的田纪云，根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多到农村看看”的指示，带领国务院办公厅几名工作人员从北京出发到农村考察。
他们用一个月时间走访调查了山东、河南、四川三省5地15个县，真实地掌握了改革开放初期部分农村地区的一手情况。
这个时候正是大部分农作物越冬的关键时期，对于来年的收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之所以委托田纪云做这次调查，也是因为农业是国家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石，农作物丰收了，大家才能吃饱肚子，才有力气搞生产建设。
田纪云一行人轻车简从，自北京出发，很快抵达考察的第一站山东省聊城地区。他们路上所见，大部分农作物长势喜人，包括小麦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种的面积都有增加。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麦苗，土地也“湿滚滚”的，说明农民生产积极，施肥和灌溉都比较到位，没有令人们担心的旱情，这让生于山东、长于山东的田纪云非常高兴。
80年代的山东农村
走在这片自己熟悉的土地上，老乡向他反映，今年麦苗的长势是近几年来最好的，而且每亩地的化肥和农家肥用量都比往年增加了10%-30%。
曾经新中国自己都不具备生产化肥的能力，50-60年代农民都要靠天吃饭，每亩地的作物产量有限，收成不好的时候除了上交给国家、集体的，自己吃饱饭都成问题。
从70年代开始，国家抓住和西方关系改善的机会，从美国、荷兰、法国等国引进了13套生产合成氨和尿素的大型设备，这才让化肥的供应量逐年增加。
走访发现，聊城地区近96万户农民，近三年盖新房的占了大半，菏泽地区153万户农民，近三年盖了152万间新房，差不多平均每户一间。
国务院调研组到山东考察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遇到乡镇大集，大路上人多得成群结队，连车都开不过去。
赶集的农民
有的时候他们也会下车加入到集市的人流中去，只见参加集市的农民脸色都比以前好了，女孩子穿得比较花俏，个个喜笑颜开。
一句山东农民当中流传的顺口溜让田纪云记忆犹新：“早上抬个粪，上午赶个会，下午上个地，晚上听个戏，你说自不自。”
在农村全面普及，搞生产责任承包制还没有几年，农民和面貌就大变样，98%的老乡实现了增收，只有2%的收入下降。
当得知他们是中央派下来考察的“领导”之后，很多民众一开始有所顾虑，但田纪云说话做事都没什么架子，态度很随和，因此群众和他接触一久话匣子也慢慢打开了。
他们最最担心的还是现在对路的政策不连续，以后发生变化，日子才刚开始向好没有几年，万一哪天又改了可就前功尽弃了。
1982年，田纪云在中南海
在四川，公社里开始把水田承包给社员，有的民众很坦率地对田纪云说：“我现在的心思还是水上的浮萍—没有根，光说不变谁知道呢！”
还有的对他们说：“我们现在正在爬楼梯，你们可千万不能抽梯子呀！”怕政策发生变化，怕刚分到的土地又被收回去，是群众普遍的情绪。
在欣欣向荣的农业生产之外，田纪云还看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流通体系不完善，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
主要是粮食、棉花、油料这些农产品增产了，但是政府安排下来的收购网点少，人员不足，业务生疏，导致很多来卖货的农民要带着铺盖在收购站前排队，等上两三天，乃至四五天才能交售。
从河南的淮阳、沈丘、周口，山东的菏泽、聊城，泰安，田纪云到处都看到人山人海的卖货长队，甚至有的地方发生养的猪卖不掉，村里只好自己给村民下达任务“派吃”的荒唐事情。
交运公粮的农民
这是农村的产品卖不掉，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还有农村急需的一些产品，包括化肥、农药、建房材料、日用消费品，明明城市的产能已经过剩，却运不进来，地方上甚至出现了假货横行的现象。
在聊城某村有人给田纪云讲了个笑话，说村里有个老头花15块钱的高价从黑市买了瓶农药，老太觉得太贵，二人吵架，老头想不开就把农药打开喝了一口，这才发现自己买的原来是瓶酱油。
田纪云认为，种种乱象的根源有两条，第一条是农村的行政管理体制、经济管理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导致城乡分割，流通阻塞，生产重复等等弊端。
第二条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到位，中央和地方，企业和个人，部门与部门，批发与零售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不合理，搞好流通的积极性不强。
农村发展了，可是却没有享受到城市发展的好处，而城市也享受不到农村的大量产品，改革产生的效益有很大一部分在无意义的内耗中被浪费掉了。
与地方负责同志们谈农业问题
如果这样的问题不能尽快纠正，将来可能造成更大的麻烦，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危害极大，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促使田纪云决心立即向中央上书，直言时弊。
但是同行的很多人也有顾虑，因为这么一写，就会体现地方上的领导管理工作不到位，甚至有流于形式，不思进取，搞表面文章的问题。
田纪云不是不知道这样写的后果，但作为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话再说回来，1981年初中央组织部特地调动他到国务院担任协管经济的副秘书长，就是看重他没有“后台”，没有背景，能秉公办事，能客观地反映情况，如果看到问题不说，他的作用在哪里？
1983年初，他向上级提交了一份18000多字的《农村改革调查报告》，很快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新一轮的以搞活流通体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随即展开。
与万里交谈
1983年6月，54岁的田纪云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开始进入国家决策层。
纵观整个八十年代，田纪云在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和心血，他大力支持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建设乡镇企业，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但是，在中国社会的思想依然在逐步解放的那段时间里，田纪云推动改革的阻力很大，受到的议论很多。
比如在农村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就有人批评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要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又有人质疑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连搞厂长负责制都被扣上了“削弱党的领导”的帽子。
对于把农村搞得太“活”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质疑，田纪云毫不动摇地反驳说：“一个经济繁荣的、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的、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人民能不爱吗？”
会见外宾
他印象十分深刻的是：1981年刚到北京的那段时间，肉、蛋都是定量配给制，每人每月半斤肉，一斤蛋，他每到周末都要和妻子李英华掰着指头算，下周还剩多少肉票，多少蛋票。
等到周六早上起来，他们别的家务都先放下，先去市场排队，哪里的人少先去哪里排，等排上了再看卖的是什么，不合适再到别的地方去排，就这样买到的蛋大部分还是臭的。
这还是首都北京，如果换了别的地方，比如贵州、云南这样的边远省份，城市居民的肉、蛋供应更少，农民的生活更艰苦。
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好起来，是党带领全国人民闹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初衷，因此，但凡是人民拥护的好政策都要坚持，所有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都要反对。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时间进入90年代初期之后，田纪云在公开场合讲的表态支持改革开放的话有些甚至引起了争议，一些田纪云的朋友还担心地给他打电话，提醒他小心说话，免得遭到报复。
晚年在外地视察
多年后，田纪云回忆说：“当年思想交锋虽然很激烈，但我从来不担心遭到报复啊……我在地方，在中央，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共产党员不该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就是下台嘛。”
1993年，担任了十年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改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算是“退居二线”，在卸任时田纪云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当时记者问他：“您在国务院工作的十多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田纪云沉思片刻后回答：“我最基本的体会是两条，一是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顿了一顿，他又补充说：“十多年来，我不能说我在一切工作中都做到了实事求是，但我具有维护实事求是原则的勇气，不怕碰硬，不怕丢官，这是我引以为自豪的。毛主席说‘五不怕’，我看有一不怕就行，不怕丢官就行。”
视察乡镇企业
这就是一位高风亮节，光明磊落，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回顾自己一生时的内心独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