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鬲津河两岸的树林在早春的风渲染下，泛起了淡绿色的云朵。冀鲁边区平原上，冬日的残迹消失了。
乐陵中心县委书记杜步舟接到中共津南特委的指示，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
杜步舟是乐陵杜寺人，在本乡小学担任小学教员。他长年累月和乡亲混在一起，深得大家的信任，有什么事大家也愿意出手相助。他又利用了许多条件和方法，在当权的地方首脑及豪绅之间交朋友，许多人因此就说他是个讲义气懂交情的穷书生。这就给他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带来了许多便利条件。
乐陵中心县委接到指示后，召开紧急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当地的武装组织很普遍，乡农学校就掌握着大量枪支，可以这些组织的秘密党员为骨干，把武装拉过来，有了武器再抓一些进步的小学教员和小知识分子，条件就不坏了。
大家感到有点困难的，就是缺乏懂军事的人，县委的同志都是没摸过枪杆子的人。杜步舟想，要是上级派军事干部来，在这个地区搞百十条枪是不成问题的。
中心县委据此拟定了行动计划。时间飞逝，工作一天比一天紧张，可县委要求的军事干部迟迟不见到来，同志们都很着急，几乎是天天在催问。
5月份，一位叫周凯东的同志来了，他是原红一军团的一位副连长，是条二十七八岁的大汉子，但看他饱受战斗风尘折磨的面孔，说他已四十开外，也是令人信服的。
他满口的陕西话，很难懂。这样一个外乡人出现在村里是会出乱子的，县委只好把他藏在一个党员家里。他住在一间狭小的黑洞洞的小屋，四面不透风，霉湿的气味刺鼻子。白天不能出来，连给他送水送饭都是偷偷摸摸的，只有深夜后才能放他到院子里散散步，吸口新鲜空气。
杜步舟每次去找他研究工作或是看望他时，总是请他暂时忍耐。周凯东风趣地说：“我从小没坐过监狱，没想到在你们这里过上了囚犯的生活。”
周凯东的到来打乱了乐陵中心县委原来的计划。当杜步舟说明了搞枪和发展对象的看法，周凯东给予了坚决否定了。他认为，乡农学校和民团中虽有我们的力量，但它毕竟是地主武装，大权掌握在地主手里，大部骨干也都是地主子弟和地痞流氓。
他说：“这不应该也绝不能作为我们的发展对象。我们的脚跟应该踏在无产阶级这边，不该踏在封建势力和小资产阶级那边，他们不会跟我们走，甚至会排挤我们。最可靠的还是发动贫苦农民。”
大家最后被说服。显然，原来的计划忽略了这个重要的原则。
原来的计划行不通，大家脑子里空空的一点主张也没有了。困难从各个角落涌来。要想搞队伍，手中没有枪，要买又没有钱，怎么办？只有自己造！最后就这样定了。
县委发动党员，利用乡农学校的“朋友”关系，给国民党县府送去一个呈子，呈请批准民众制造防匪自卫的“洋炮”，即土造步枪“土压五”。呈子被批准，自造“洋炮”合法了。
为了筹集遮蔽造枪的钱，杜步舟利用自己平日当小学教员的威望，以家庭生活困难为名，请求乡亲们及部分豪绅接济，募集来二百块银洋。另外，又从党员刘从文兄弟俩的杂货铺的资本中，和每个党员平日的积蓄中，抽捐二百块，然后“使用”合法权利，大量收购铜铁，请来铁匠炉，自造武器的工程就开始了。
过了十几天，从东北逃出来投奔亲友的难民越来越多，趁此机会，大家给周凯东戴上了一顶“东北难民”的帽子，把他解放出来。周凯东的行动公开后，又立即给他找了个“职业”，训练“自卫队员”。于是，乐陵中心县委的19名党员和10几名进步青年，便得到了较系统的军事训练。
40天以后，这些受过训练的同志，握起了50条“洋炮”，49把大刀片。在这期间，县委还团结了黄夹镇三甲甲长刘洪生所掌握的17支长短枪，为发展乐龄县的革命武装打下了基础。
“七七”事变爆发，冀鲁边区立刻变得混乱不堪，国民党军纷纷南逃。是时候行动起来了。
8月的一个晚上，下弦月斜照着，四周静悄悄的。古楼张家北头的小学校的狭小的课堂里，黯淡的豆油灯悠悠地摇摆着，一百多颗激动地心紧张地跳动着，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
指挥员们在研究队伍拉起来后的活动。有人提议拉到东海边去，扎下地盘拉起旗号；有人主张在鬲津河两岸的茂密的树林里隐蔽活动。这些主张相继被许多理由驳倒。最后，还是周凯东的意见得到大家赞同：在当地人熟地熟，趁这兵荒马乱的时间，大张旗鼓搞起来，地点就选在黄夹镇。
会议进行了整整一夜，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但在会议激烈的争论中，一些小知识分子，已暴露了其软弱和动摇。
拂晓，黄夹镇北街的一棵大槐树上，竖起一杆大红旗，上写“好男儿上前线，不当亡国奴”。雄赳赳的哨兵立刻布满大街。一支革命队伍宣告成立，番号是“抗日救国军第六团”，杜步舟任团长，周凯东任副团长。
大旗竖起来了，周围的地主豪绅慌了，纷纷悔恨不该一直把杜步舟当“好人”，还出钱救济了他的“家庭困难”。但是，这些人也知道，一切已晚，要想消灭杜步舟他们是不可能的了。
于是，他们采取了另一个手段。
当天下午，以李子扬为首，纠集了一百多条好枪，也在黄夹镇竖起旗，号称“第七团”。接着，黄夹镇以北的大地主赵极三也搞起了一股武装。
这两支武装口口声声要与第六团联合抗日，但杜步舟很清楚，他们绝不会老老实实的。
当天晚上，李子扬就派来了说客。
杜步舟和周凯东决定给来者一个下马威，命令多加几层哨。说客来了，在门口被盘查老半天，才由两支步枪押了进来，脸色惊恐、狼狈。
杜步舟忙迎上前去，对方堆出一脸苦笑：“李团长派我来见你......要齐心抗日。咱们都是老乡，最好携起手来，把贵团与李团合并，李团长海量宽宏，不咎既往，愿与你合作，委你为副司令......”
杜步舟不等他说完，就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李子扬愿意，就把他的一百多条枪缴出来，部队受我们改编，否则不能说明李子扬有抗日之心。”
说客无话可说，推说以后再谈就走了。但风波不会就此停息。
夜深，杜步舟回到家里。门外有人急喊开门，他开门一看是老同事赵玉英。赵是李子扬手下，朋友不少。
赵玉英贴近他有点惊惶地说：“步舟，你要小心，李子扬要暗算你们。”
杜步舟把他送到大门口，嘱咐了一句：“我觉得你们六团最好先离开这里，免得闹起冲突。”
赵玉英走后，杜步舟有些紧张，他预感到一场激烈的冲突不可避免，彻夜不能入睡。
侦察表明，赵玉英所说属实。为了避免过早的战斗，十几天后，六团拉出了黄夹镇。这支年轻的队伍，从此开始了没有根据地的游动生活。杜步舟所看重的那些小知识分子，没有跟队伍走，留在了黄夹镇。
队伍进入了陌生的庆云县境。这你土匪、民团不多，队伍活动不太困难。
一天晚上，队伍开到一个叫汪养贤家的小庄，获得一个情报：西边20多里远的胡家村里，驻着庆云县民团头子胡振国的一个排，20多条枪。
六团决定打它个措手不及。队伍分三路包围了胡家村，杜步舟带20多个人翻进一个大院落，里边只有一间大北屋。这群家伙村外没有岗哨，门口没有警戒，院子里连个值班的都没有，门虚掩着，里边响着混杂的鼾声。
杜步舟一脚把门踢开，几道手电筒的亮光铺泻在地铺上乱七八糟睡着的人身上。等这些家伙惊醒过来，大刀片已架在脖子上，挂在墙上的枪已背在六团战士肩上。
队伍押着20多个人来到村西头。杜步舟对他们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借用你们的枪去打鬼子。今后日子还长，咱们可以交个朋友。不过，我警告你们，要少干点坏事，不然可要对不起了。”
队伍开拔，一个家伙赶上来央告：“长官，你们要借枪，不敢不借，不过请留下个收条，我好给胡团长交差。”
杜步舟叫人写了个条，给了这个排长。
队伍奔正南庆云、阳信县境而去。
走了30多里路，天亮时抵达姚千家村，找到了党的关系姚思清同志。杜步舟和周凯东一进他家大门，姚思清劈头就问：“在村里没碰上什么人吗？”
杜步舟连忙问什么事。姚思清说，国民党县党部一个叫李歧的委员带着十几条枪住在这里，可要小心点。
周凯东一听就乐了，不由分说，带着一个小队就冲向李歧的住宅。李歧还没有起床，周凯东几下就敲开房门，把他从被窝里提出来，没收了他的10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支匣枪。
周凯东讯问李歧，他倒表现得十分“慷慨”：“借枪很好，我也是一心抗日，但没有力量，这几支破枪就当是兄弟对抗日事业的贡献吧。”
六团把他留下招待一番就放他走了。
这一夜之间，队伍增添了30条枪和2000多发子弹。
六团在姚千家一带休整了半个月。部队有了广泛接触群众的机会。这个地区有不少回民村庄，做好群众工作成了首要的任务。周凯东每天都要讲几个红军遵纪爱民的故事教育部队，同志们觉悟很高，深知维护群众纪律的重要性。
六团专门印制了一批封条，盖上团部大印，贴在部队占用的房子里的箱子、柜子等家具上，临走时再组织力量检查，哪个封条破了，就追查占用房子的单位。部队严格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吃的、用的尽量避免打扰他们。需进礼拜寺时，一律脱鞋，行他们民族的礼节。
群众看到了我队伍严明的纪律，交口夸奖。后来，当六团一走到回民村里，老乡们便一齐涌上来迎接，亲热地喊战士“表弟”。
在这个地区里，部队有了迅速的发展，离开时，队伍已达500多人。
不久，六团发起五堡战斗，活捉了一个鬼子参谋和两个朝鲜顾问。接着，又在庆、盐公路上先后截击鬼子三辆汽车。六团的抗日行动为更多人认知。
不久，敌人对六团发起全面进攻，队伍遭到一连串沉重打击，处境极端恶化。队伍不得不日夜奔走，避免过大的损失。许多口口声声喊抗日的队伍，都挑起了“太阳旗”对六团开枪。
六团陷入独立状态，生活一天天困难起来。在严峻考验面前，那些动摇分子离开了，逃走了，部队成员大大削减，留下的多是贫苦弟兄。他们仍然和往日一样，默默无言地执行着命令。队伍更坚强了，也更巩固了。
10月，六团被迫开进河北境内的盐山地区。
初冬季节，已很冷了。部队还没穿上棉衣，在呼呼的西北风中，同志们冻得白天夜里都不能安生。但气候的寒冷只是一方面，更冷人心的是，村子里进不去。
这个地区差不多每个村子里都有农民的自卫武装，都有土围子墙，并且村与村之间的联防组织很强。几乎每个村子都拒绝六团住宿，也拒绝提供粮食。有些村子摆出了打仗的架势，有些甚至在偷偷袭击队伍。
天冷，无粮，无房，部队生活越来越难。当然也可以不必这样，六团打垮三个五个的“联防”是没问题的，但这样做只能在盐山造成更多的敌人，带来更困难的处境，唯一的办法是团结、感召他们。
部队与好几个村子的小头目进行谈判。对方公开说：“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们，想进村办不到。有本事打跑了鬼子，进城去住。”这是公然的嘲笑，大家都感到很气愤。
党委会对当下处境进行了研究，认为要摆脱目前不利的处境，打消群众的疑团，必须采取坚决行动，打开盐山城。
长时间的“窝囊气”，给部队鼓足了劲头。大家喊出“不打开盐山城不算共产党部队”的口号。
10月下旬，天寒地冻，六团攻打盐山城的战斗开始了。
盐山城过着一道又高又厚的围墙，里边有100多鬼子400多汉奸。敌我人数差不多，但敌装备却要好上几十倍。六团无炮无炸药，只有几十条“洋炮”和100多条步枪，真攻城很难。
晚上，队伍贴近城边打一阵，寻找着登城的机会。白天，只能留下小部队打枪扰乱。两天过去，毫无结果。敌人已察觉到六团没有攻城的力量，在城墙上傲慢地喊：“你们是打仗呢，还是给我们蹭痒痒？”大家下定死决心：“就算是捉迷藏，也要把盐山城摩开！”
战斗打响的第三天，正是盐山城集。谁也想不到敌人居然四门打开，照常赶集。商家照常摆摊，若无其事地做生意。敌人扬言：“‘土匪’攻城挡不了赶集。”人群从四面八方赶来，盐山城门上的岗哨都没有增加。敌人是铁了心地不把第六团放在眼里。
周凯东发出怒吼：“走！今天攻不下他的城就算孬种了！”根据周凯东的意见，六团选出30名党员，带上仅有的30支短枪，由手枪队长李景耀带着，随着赶集的人群涌进城去了。
晚上，集散了，城门刚关上，城里“叭叭叭”连响三声，霎时一阵大乱，事先埋伏在城边的部队，迅速把无数条长梯竖上城头，在敌人应付城里的突然袭击的时候，队伍分成数十路翻进城去，迅速逼近汉奸大队部。
漆黑的夜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暴风骤雨般的枪声从一条街滚到另一条街，从每个角落滚遍全城。几个小时前还傲气凌人的汉奸部队，瞬间成了一群捅了窝的马蜂，四处溃窜。战士们提着大刀片，追击着残敌。全城是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和大刀片下面的敌人嚎叫声。
守在小据点里的鬼子，只在岗楼上疯狂的射击，轻重机枪的曳光弹，一道一道划破长空，交织成火网。孤立无援的汉奸队，不到两个小时就被收拾干净了。
当火力集中在小据点周围时，鬼子兵惊慌了，仓皇冲出来向南突围逃去。六团组织火力追击，当场打倒30多个鬼子。但已经战斗了三天的部队，实在无力再追击这股火力很强的敌人了。
战斗结束，打开了敌人的仓库，战士们穿上了棉衣，换上了日本武器。从此，六团使用自造“洋炮”的时代过去了。
打扫完战场，太阳已经升起老高，盐山北门升起一面很大的红旗。
打开盐山城，就打开了局面，打开了人民心中的疑问。六团再不必去与那些小头目谈判，不必祈求粮食和房子了。
整整一天，锣鼓声从四面八方涌进城来。成千上万的人民组成慰问队，带来了整猪、整羊和整车整车的米面。
这支组建仅3个月，靠着坚韧顽强，打急了敌人，壮大了自己，在冀鲁边广阔的平原上扎下了根。
1938年7月，肖华来到鲁北，六团得到了党的有力领导。这支部队已由50条“洋炮”发展到600支步枪、6挺轻机枪、2门迫击炮，已是一支敌人闻之色变的八路军劲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