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之前，咱们先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假如有两个干部，一个油嘴滑舌两面三刀手上还不太干净，今天跟你称兄道弟，明天可能就把你卖了，但办事能力极强；另一个守身克己一身正气，做事也是原则性极强，绝不会拿你的秘密当成他仕途的敲门砖，业务能力却比较惨淡。倘若你是他们的领导，眼下有个提拔名额，你会选择谁？

把好与坏完全割裂并不是讨论问题客观的方式，但任何情况的出现都有可能。历史上，不少皇帝还真面临着这样的抉择困境。

公元1572年，明穆宗朱载垕驾崩，临走前留下了三位顾命大臣，其中最为显赫的当属内阁首辅高拱。在当时的官场上，此君可是个活传奇。要知道，前朝大奸臣严嵩同大权臣徐阶斗法到最惨烈的阶段时，朝堂之上一片肃杀，大伙连大气都不敢吭一声，这高拱却是往来自如我行我素，看你不顺眼就恶心你，却让两大山头谁都不敢轻易招惹。庆隆三年，此前被迫辞职的他再度出山，人还没到京城呢，一干政敌竟有的辞官保命，有的整夜失眠，有的直接吓出抑郁症，不久身亡。

高拱此番复出，此前强劲的对手大多已被肃清，可谓是风头无两，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如日中天的他居然也不知不觉成了替别人打江山的枪；而日后踩着他“尸体”上位的，恰恰是亲手帮他重返政治核心的关键人物之一，自己一厢情愿的“铁杆心腹”张居正。

咱们都知道张居正的业务能力很强，放眼整个古代史，他的政治才华也堪称顶尖。担任内阁首辅的十年里，他在政治上实行“考成法”，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用极短的时间便让饱受摧残的大明王朝重现勃然生机，几乎凭一己之力塑造了至今仍被称道的“万历中兴”，改写了大明的国祚。然而，假如把他的政绩从履历里除去，你会发现这老哥乍看怕是跟严嵩之流没啥两样。

张居正有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会玩。他要搞谁，通常还不太用什么很复杂的、让人看后拍案叫绝的阴谋，反而看上去颇像流氓耍无赖。就拿扳倒高拱的事情来说：当时，朝中虽有三位顾命大臣，但真正的“话事人”只能有一位。大局未定，一场暴风雨已然临近，高拱未雨绸缪想要占据战略先机，便想挑个好拿捏的，先把那些更狠的除掉再说。他的目光很毒，一眼就盯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

事实上，冯保也是“顾命”之流，但大伙儿都不太愿承认。彼时，朝中不少大臣认为，先帝所谓“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的遗诏，完全是这个太监借职权之便擅自伪造的。宦官离皇帝更近，操作空间也大得多，有野心的太监对内阁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况且两人眼下因拥立新帝之事闹得很不愉快，高拱深知这阉人手段了得，决定先声夺人，遂私下找到张居正，委婉地提点了一番：叔大啊，你看那冯太监最近是不是有点太跳了？不如咱这样摆他一道，搞定之后好处五五分。什么？不谈国事？好好好，来来来吃菜喝酒，呵呵呵……

在高拱看来，自己找张居正这个选择是完全没毛病的，毕竟两人同为顾命大臣，跟徐阶斗法时也是站在同一条战线的；当张居正想方设法让高拱重返权力核心之时，后者恐怕便已经将对方视作自己的铁杆心腹了。但令高拱万万没想到的是，这老张居然早就背叛了革命，当自己面把那冯保骂作“一只死老鼠”，说扳倒他不费劲儿，不料高拱前脚刚走，张居正后脚就跑到冯保那儿告了密。这冯保也不是吃素的，旋即跑到太后那儿大吐苦水，无限放大高拱在拥立新君一事上的放肆，引起了太后的警惕。最后，高拱不得不再度提前退休回家养老。剩下那位顾命大臣——没啥存在感的礼部尚书高仪，看这架势慌得不行：得，你们也省得跟我斗了，自己把自己搞得寝食不安，最终吐血身亡。

凭一手漂亮的一石二鸟之计坐稳了权位，张居正也彻底放飞了自我，尤其是在“私德”方面，他实在是让人有些一言难尽。

据《张公居正传》，张居正严禁百官在非公差的情况下入住公家旅馆，自己却出入公家旅馆跟回自己家一样。古代大官出门要坐轿子，张居正就命人给自己打造了一个超大号轿子，里面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宛如一座移动豪宅，大到需要32个人才能抬动。

此外，老张老当益壮，对美色来之不拒。下属把妹子送到他府上，他每每笑纳从不手软。都说男人最懂男人，把老张拿捏得最稳还得是抗倭名将戚继光。后者是当仁不让的大英雄，却为了提干有些不择手段。同样是《张公居正传》记载，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孝敬老领导，换着花样来，结果把老领导搞得虚的不行，天天吃药狠补，“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戚继光咱们随后还会提到，现在把话题回到主线。

张居正的贪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情，甚至连他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在贪，而是把“合理的外快”视为对勤勉能干的一种鞭策。老张圆滑得像一条泥鳅，在清水与淤泥中往来自如，混得是风生水起，有人却恨得咬牙切齿，这其中有个典型就是咱们无比熟悉的、堪称历史上“清官天花板”的海瑞。

海瑞就特讨厌张居正，虽然两人同在朝中时，大面子上过得去，甚至还曾替对方开脱过，但私下里却是另一番模样。据一些地方志记载：海瑞在老家赋闲期间，按照惯例，地方官员轮流登门造访这位朝廷三品大员，不料海瑞一开口就喷，其中多半话语直指首辅张居正。相比之下，张居正做得更绝：他干脆立了个牌坊，劝皇帝“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其中，“清流”并不是啥褒义词，指的是那些张口闭口“圣人曰”的酸腐文人，整天齐家治国平天下，结果自己一上手，干啥啥不成。虽然张居正没明说，恐怕没人不知道他的矛头正对着海瑞。事实上，海瑞人品顶尖，政绩却确实堪称灾难。

庆隆三年，海瑞被调任应天巡抚，人还没上任呢，下面就搞起了面子工程。大户人家生怕铁拳砸到自己头上，纷纷把家宅大院做旧一番，还特意将红色大门漆黑。商人也怕“海青天”为难，趁早开溜。在当时的背景下，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其实已非常激进，而海瑞更胜一筹，干脆玩起了“斗地主”，硬是从大户手中夺回田地，分给贫寒百姓。最过分的是，退休老干部徐阶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居然也不明不白地挨了顿敲打。

久而久之，官员商贾都绕着海瑞走，这位“道德模范”反而成了百官眼中的毒瘤。辖内穷人不见得富了多少，富人倒是跑了个七七八八，吏部给事中戴凤翔是在看不过去，遂上书弹劾海瑞“沽名乱政”。这一切都让张居正看在眼里，他对海瑞之流愈发深恶痛绝。在前者看来，官员的职责在于把事做成，把目的达到；相反，整天将自己端得高高的，摆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别人指手画脚的“清流”看似牛X的不行，实则一事无成，嘴炮的功夫却能把人烦死。

相对之下，张居正“循吏”体系拢获了大批能干之人，就拿咱们刚刚提到的戚继光来说，单从人品来看，这家伙也绝不算啥好货色。

在义乌时，戚继光获准招兵，他向朝廷上报领取了4500人的粮饷，其实自己只招了不到2000人，多出来的全进了自己口袋。此外，戚继光很懂得经营养成，赃了银子不去找乐子，而是当成本钱继续投资。他在行贿方面也是行家，四处奔走打点关系，把每一位领导都吃透，伺候得舒舒服服。最终在1568年，戚继光如愿被提拔为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职位相当于如今的集团军司令。

至于张居正本人，那就更典型了。出于对太监冯保的憎恨，万历在他死后抄了他的家，竟发现小小一太监家中“金银珠宝钜万计”。此事对万历的冲击很大，他由此不得不怀疑跟冯太监走得很近、私德同样堪忧的老师，会不会手上也不干净。果然，在抄张家时，人们从其家中搜出黄金2400余两，白银10.77万两，金银器物和各类首饰共计约2万两，还有玉带16条，另有田产8万亩——在年轻且不谙世事的万历看来，拥有如此财富的绝不可能是一位好官。

要知道，张居正一直以圣人的要求约束学生朱翊钧，不料自己的老师偏偏活成了圣贤书中最丑陋的样子。虽然对这样一位一手塑造中兴盛世、权倾天下的首辅来说，这笔财富并不算多么惊人，但这却直接击碎了万历摇摇欲坠的世界观人生观：好家伙，你让我当圣人，自己倒是挺会享受啊！随后，他的人生就拐了个弯，逐渐走上了黑化的道路。

诚然，正如咱们先前所说，讨论问题时把好与坏完全割裂是毫无意义的。况且有张居正这样的治世能臣镇着场子，也不多一个“道德标杆”锦上添花。从根本上看，两人的终极追求并不冲突，都以自己的方式追逐着强国富民的理想，其实是同一条线上的战友。但多数情况下，人无完人，再英明的皇帝也不可能凑出一屋子既能干又清廉的大臣；相反，盛世难得，大半部史册恰恰是被这些尴尬的状况填满的。那么问题来了，倘若你是领导，需要在一名“品德高尚的庸才”和一名“不干不净的干才”之间提拔一人，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