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一支只拥有5-6000人且纪律松散、远道而来的“乌合之众”，居然打败了拥有几十万军队且士气高涨、纪律严明的大清帝国。

自此之后，帝国主义无不将清朝主宰的中国视为肆意宰割的肥肉，纷纷过来竞相啃食，使得自汉代吹出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强号角的大中华沦为了可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中国近代任人宰割的屈辱岁月促发了中国有识之士的思考：我们大中华明明已领先世界1800年，为何在近代却如此不堪一击，被原本视为蛮夷的蕞尔小国英国给敲开了大门呢？如此再一次引发了关于国家治理的大思考。

胡适：愚昧是一切落后的根源，中国古代实行的恰巧是愚民政策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阶层就对如何治国非常感兴趣。春秋战国时期开展了治国思想的大讨论，掀起了有关治国理政研讨的热潮，最终实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壮观景象。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名家、农家等思想登上历史舞台，竞相角逐治国理政之桂冠。

随着处于西部边陲的秦国一跃而起、蒸蒸日上并最终建立歼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大功，法家思想成为了独当一面的治国利器，一时风头无两。

但是随着秦始皇死亡，昏庸的秦二世偏听偏信、贪图享乐。秦朝大厦一瞬间轰然倒塌，“始作俑者”法家思想便成为众矢之的，遁入到了二三线。哪种思想才是最完美的治国思想再一次引发了大讨论。最终在汉武帝实地实行和董仲舒的倡议下，儒家思想击败了诸子百家，一跃成为了治国理政的不二思想。

从某种意义来说，汉武帝和董仲舒眼光不错，儒家思想主导中华文明之后，此后的2000年确实没再出现思想变更的“混乱”时期，有的只是对儒家思想的缝缝补补，比如宋代的程朱理学，明朝的阳明心学，都是将儒家思想中重道德、轻实操的思想发扬光大，并逐步走向极端。一时间，道德文章成为了官场士大夫竞相追逐的入仕利器。

道德是瞄准人而言的，而关于如何“治人”“束人”成为了治国理政的唯一方略。因此有明一代，因为朱元璋尊奉朱熹的理学，故而有了设置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监视百官的依据；翰林院有了脱离实际空谈大道理的存在理由。

更难能可贵的是，崇祯皇帝虽然因为不务实将大明江山折腾完了，但是因为其拥有着“不屑于李世民弑兄杀侄”的道德污点，重用道德流派东林党人而备受后人怜惜，转而将明亡责任推给了嘉靖、万历。

清朝入主中原后，深感儒家思想对维持满人江山统治的重要性，故而康熙皇帝本人虽然不受约束，但对宫内礼仪要求是十分严苛的。皇子的教育必修课程也是全方位贯彻儒家思想：《论语》《大学》乃至《易经》（当然它不是儒家著作），都是皇子科目的座上宾。

正如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礼记》所言：“孝悌忠顺之行立，可以为人，然后可以治人。”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目的并无二致，都是“为君分忧”，为君主治人提供便利。

那么如何才能治人到位呢？相信很多人都猜到了，也是初中历史上下的结论：愚民化政策，如此方便治理。胡适说得很到位：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在于体制。中国古代因为一直实行愚民化政策，才使得中国落后。

孔子：关于愚民政策，我提了两点；贾谊：我说了一条

其实对于“治民”等于“愚民”的认知，中华古代老祖宗基本都持这种观点。比如道家学派集大成者老子就强调，主张实施愚民以治国，《道德经》多次有言：“绝圣弃智，民利百倍”，“非以明民，讲以愚之”。

对于拥护君主专制，谋求富国强兵的法家思想更不必说，对愚民政策举双手赞成，认为“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愚民的同时还狠狠“鄙视”了一把民智。

在愚民方面，孔子也“顺应潮流”提了两点：

1.《论语·泰伯》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对老百姓而言，只要告知他怎么做就行，用不着让他有知识有思想。这是典型的封闭百姓视野，将百姓工具化的“愚民”思想。对照孔子反复强调的“忠顺之德”和繁文缛节的周礼，也就明白了。

2.《论语·阳货》提出“唯上智下愚不移”。“下愚”自不必说，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进一步强化，并且非常“露骨化”，就是将下方百姓的“愚”进行到底。同时上层建筑保持聪慧，上智下愚形成势差，自然治民无忧矣。

儒家创始人孔子尚且如此，对儒家思想不吝美言的汉初贾谊也“不甘落后”，就愚民政策也相应说了一条：“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对民众智慧的认知与法家思想如出一辙。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慑于民末农民起义的巨大力量，贾谊认为民众虽愚钝，但可以通过让他们参与官吏的选拔，实现麻痹民众，从而维持君王统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