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地人统一的观照境界
宋明理学的特征，最重要的是天地人统一的观照境界。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突出特点，在宋代理学中又呈现出新的面貌，此即天地人统一的观照境界。理学的经典来源主要是《周易》和四书，《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很明显，对理学的影响主要有五个方面。（1）以人合天，如《周易》的大象辞，先言天，后言人，以天为人效法的对象。《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蒙》：“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大有》：“火在天上，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这些耳熟能详的格言警句表明：天是人效法的榜样，人是天教育和警示的对象，天人一体，顺天才可休命。（2）天的性质、内容和人的性质、内容一致。这在儒家形上学的最主要文本《中庸》中表现得很充分。《中庸》的“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是宋明理学论述天道、人性的直接理论来源。诚是天的性质，万物皆是小的诚体，天是大的诚体。诚者真实不妄之意。而人的修养的最高目标就是与天的真实不妄为一。（3）人的性质是天给予的，天与人的性质是同一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最经典的表述：人性是天赋予的，人性的内容是善，循着天赋予人的善性去行为是现实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具体化，就是对人的教化。从天到人，贯通为一。天与人从性质到内容皆同一无二。（4）人的修养就是将天的性质与内容落实于人。如《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理学家往往将生生不已作为人的修养要实现的最主要内容，于是就有周敦颐的“窗前草不除，与自家意思一般”[1]，二程的“鸡雏可以观仁”[1]（59），张载的喜听驴鸣[1]（60）等佳话。这些无非是要说明，人的修养就是将天道所显示的不息的创造力、鲜活涌动的生命力落实于人。这些都需要在人的日常行为中实现。（5）人的最高境界是天人一体，如程颢说：“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1]（20）“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1]（81）程颐在他的《周易程氏传》中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1]（689），也是说形而上的理是体，形而下的具体事物是用，形上和形下、理和具体事物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二程又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如此，人几时与？与则便是私意。”[1]（30）这也是说，天理是先在的、绝对的，人对于天理不能增减什么，只能顺承。增减便是私意。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古老传统，但怎样合一，从先秦到宋明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理学兴起以前多从气上说万物皆是气所构成，万物的本性是同一的，故万物一体。理学兴起以后，万物理同气异说占据了统治地位，认为万物皆禀受了天理，而天理是“理一分殊”的“理一”，万物上的理是同一的天理在事物上的分别体现，人也是万物中之一物，“人之所以为人者”就是人之性，人性就是人之理，故人与其他事物皆禀受了同一的天理，故天人合一。二程所谓“天与人本一，不必言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都是在天地人统一这个境界的观照、解释下实现的。这一境界、识度是天人合一这一古老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表现。
（二）知行合一
中国哲学的典型特征是知行合一，这一点学者所论甚多。中国哲学逻辑学和知识论不发达，但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却是非常丰富和深刻的；而伦理、政治最后也要落实在修身上。所谓“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大学》），“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中国文化可以说是广义的伦理学。但中国文化不像西方文化那样重视公共德行，而是特别重视私德，即仁义礼智信五常和与之相关的人伦关系，典型的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由于重视私德，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生命的学问”。中国文化并非不重视知识，而是由于中国知识的经验性、直观性、技巧性、非系统性，也由于中国文字的表意性、形象性等特点，这种知识可以容易地作道德性诠释、发挥，可以很容易地和修身联通起来。这种文化特色在宋明理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宋明理学所谓的知无所不包，自然知识、人文知识、社会知识、历史知识、工艺制造知识等，皆包含在内。所以理学家所谓格物，方面极广：“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事接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1]（88）理学所重在修身，这种知识都可以通过人的诠释、联通，变为对修身有助益的养分。所以在理学这里，知识有二重身份：一是它作为人对客观外界的认识，有其实际的效用；二是它经过人的创造性诠释，作为一种伦理性的道理，有加深人对自身性质、使命、人与他所处的自然界的关系、人在宇宙间的地位等的认识，从而对人的精神境界、人修身的自觉性、人的修养的高度，有很大帮助。知识的这种一身二任的性质，虽然对人的修身有帮助，但削弱了它作为纯粹知识的客观性、系统性、精确性，往往与道德指向、精神境界缠夹不清；过分注重人文，重视学以致用，对自然事物的探究往往浅尝辄止，对发展出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系统有阻碍作用。所以有人鉴于现代教育的诸多弊病，主张大力加强旧式书院教育，将修身寓于知识传习中，培养“适合新时代人才”，这种主张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知行合一所谓行，最重要的解释向度是实行。儒家经典本来多是政府的文件，如《尚书》《周礼》《春秋》及《诗经》中的《雅》《颂》等，涉及执政理念，具体行政措施，对圣王美政的歌颂、怀念等。这些经典的不断应用、解释、传承，加强了中国文化的实用精神。加上由先民的农耕文化养成的经验性思维，中国文化呈现出实用理性发达、思辨理性发展不充分，轻视纯粹理论体系、重视现实问题的解决等特点。这使中国文化呈现出重实行、轻理论，重经验、轻思辨的精神。特别是长期以来官师合一的身份形态的影响，中国的知识阶层以得君行道，完成经邦济世的志愿为最高追求，这更加重了学以致用，不追求玄远深奥的民族性格。这一点深深地印在中国人特别是士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定式。
这一特点也显著地体现在宋明理学中。理学家普遍关注知行问题，知行先后、知行轻重、知行难易是理学的中心问题之一。虽然大多数理学家都强调知行不可偏废，但都强调行的有效性、现实性。如朱熹就曾明确说：“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2]后来的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力图纠治知而不行的社会弊病。王夫之起而批判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力辨能所关系。受王阳明深刻影响的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现代新心学的“不知亦能行”，皆代表了这种思想趋势。这一特征重视实践中的活智慧，反对过分依靠书本知识；重视通过行为去探求真知，反对在书斋中冥思苦索；重视起而实行，反对坐而论道；重视思想推展于行为的现实性、当下性，反对久思不决，议而不行。但重视实行容易养成轻视理论、急功近利、不求甚解、肤浅莽撞、揶揄深刻等弊病。
中国文化有一个经世致用的传统，这个传统造成了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以博施济众为最高理想，亲民爱民，与人民打成一片的积极入世精神。这个传统与道家的遁世、游世不同，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先秦是这一精神的奠基期，如孔门，政事为四科之一，子路、冉求、仲弓等为其中的佼佼者。荀子继承了这一点，以隆礼重法为其学术纲领。汉代经学虽极重传承经典，教授弟子，但在经学中贯彻了经世致用精神。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有一经之益也”[3]。而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制度建设最为重要的时期，西汉制定的各项制度为以后的朝代奠定了基础。东汉的《白虎通》又以皇帝亲临决断的形式定了下来，并作为国家法典公之于众，成为历朝政治、法律的蓝本和依据，重视经世致用的传统越发强固不替。
知行合一的另一个重要解释向度是下学上达。中国文化由于缺乏像基督教那样的一神教，超验的、彼岸的观念不发达，加上中国文化强烈的道德品格，所以强调把对超验事物的追求寄托在经验事物中。孔子提倡下学而上达，孟子主张尽心知性知天，《中庸》提倡“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点也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老子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庄子讲道无处不在，甚至在至污秽之物上。这一思想传统在宋明理学中有突出表现。宋明理学家认为，天道、人性、治平之事是统一的，眼前最切近的事就是天道天理的表现。程颐把下学上达解释为“下学人事，上达天理”，为向天理人事之间的贯通规定了基本方向。朱熹的“理一分殊”将这一解释方向大大推进了一步。理一分殊是说，宇宙间的根本道理、根本法则只是一个，这个法则可以体现在一切事物之上，一切事物上的理都是宇宙根本法则的分别的、完整的体现。
“下学上达”使得从事任何具体事物都有了上达天理的可能。这一方面使儒者具有了“上下与天地同流”的胸襟，另一方面也使儒者成就理想人格的途径变得俗世化、多样化、具体化，任何社会阶层、任何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通过简单易行的修养，达到儒者人格。王阳明有两句诗最能道出其中的意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先天未画，即天地未剖判之前，说的是先天的、永恒的道。不离日用常行，就可以造道，这是理学对先秦孔孟之学在新形势下的解释发挥。它适应了宋代以后由于整个社会的近世化而出现的对于学术文化下移的要求。而王阳明的学说，更是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走向广大读书人，走向普通民众这一趋势的反映。前人谓朱子学是针对学者的，而王阳明学说是针对全体民众的。知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根本精神，而不离日用常行即可造道是知行合一学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自然推展。
（三）三教融合的文化氛围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与中国固有文化的融合会通。经过格义、立教、创宗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的提法取自冯友兰先生）[4]，佛教终于变成了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成分，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至于道教，本来就是中国道家、神仙方术、民间文化的混合体。道教与佛教为了争夺中国宗教的正统地位，明争暗斗，实际上是争夺与中国主流文化儒学的联姻权。中国文化长期在儒释道三教既斗争又融合的文化氛围中发展。佛道二教在天道论、人性论上的造诣，对理学的深刻性与全面性有极大助益。理学的主要概念范畴来自于《周易》、“四书”、佛教道教，哲学思想中吸收佛教道教的地方很多。天道方面主要得益于道家道教。如理学开山周敦颐的《太极图》就来源于道教的《无极图》，他的“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演化论，从用语到思想都取自道家道教。他的“无欲故静”的修养方法，也有很强的道家色彩，以至于二程要将“主静”改为“主敬”，以消除其中明显的道家成分。朱熹之推尊周敦颐，也是因为朱熹突出的形上学特别是天道方面的兴趣，而周敦颐正好提供了这方面的理论成果。朱熹在对北宋理学诸家的总结、集成中，突出了宇宙论、本体论的地位，于是“道”成了理学的首出观念，成了理学理论架构的核心和支撑，成了一切具体事物的最高最后的来源和保障，加深了理的实在性和权威性。朱熹之所以花力气注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为了将周敦颐所得于道家的变成儒家的固有思想，补足儒家偏于人事、形上学单薄的弱点，使儒学成为有体有用、有天有人、人道天道通而一之的理论形态。朱熹完成了一次中国文化完备化、体系化的重大工作，并通过科举渗透至广大读书人之中，引领了此后儒学的主流理论形态。
心学的成立和发展也吸取了很多佛教道教的养分。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王阳明当时皆被讥为类禅。陆九渊的学术宗旨“先立乎其大”，认为人人皆有本心，但被人自己的物欲遮蔽，需要用“减担”工夫，去掉遮蔽后，本心自然呈露。王阳明的学术宗旨致良知，不是直接承自陆九渊，而是从朱子学入手，发觉与自己的信念扞格不通，经龙场的居夷处困自悟自得的。致良知有两个解释方向：一是将自己的良知推致于具体事为中，使事事在良知的范导之下，一是在实践中获得具体知识，使良知的含蕴不断充扩。二者皆需去掉良知的遮蔽，使本来之良知充分显露。这也被时人讥为禅学。心学代表人物特别是王阳明，修养目标与所获得的境界，虽是典型的儒学，但他的修养方法中确实吸收了禅学的修养方法。对此王阳明并不讳言，他认为道家的炼养身体和佛家的不染世累本来是儒家的，但儒家收拾不住，遂为佛道所有。至于心学的弟子中，类似禅宗的方法、做略所在多有。如心对外境不黏滞，静坐数息，教授弟子中的擎拳瞬目等，皆被指为禅学。但宋明理学本来是在三教合一的氛围中生长，吸收其他文化传统的合理成分充实自己，是文化发展的通则，指责其为禅为道，并不影响三教互相吸收这一大的趋势及其合理性。
此外，不仅理学吸收佛道，佛道也广泛吸收儒学。宋明尤其是明代，科举发达，其影响可谓无孔不入，带动了佛道二教对儒学大量吸收。三教合一在中唐以后即呈现强劲趋势。如北宋初年名僧孤山智圆，以佛徒而自号中庸子，自谓除佛书外好读儒书，自称修身以儒，治心以佛；斥佛门中人排斥儒学者为陋妄。稍后的镡津契嵩倡导儒释道同教异、本同迹异之说。甚至把自己的著作取名《治平集》，意在平息佛教内部派别之争，以辅佐国家之治理。佛门中人也广交儒士为友，宋元士大夫之好佛者，如杨亿、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张商英、耶律楚材、赵孟頫等皆有方外友，他们的作品得佛学之助而更加空灵和飘逸。明代三教合一的趋势更加强劲，自朱元璋起即对佛道二教采取既优礼又控制的措施，既重视佛道“幽赞王纲”的作用，又严密监视勿使其成为民间起事的借手。由于宋明以来三教并生并长，佛道教中对儒学的吸收非常广泛。宋代佛门宗匠多通儒学，并且认为在最高层面上儒佛道本来是一。如僧传中记载：“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5]即是说，这些禅门大德，虽非儒门中人，但其思想却可助益儒学。至明代后期儒佛融合达到高峰，明末四大高僧紫柏真可、云栖袾宏、憨山德清、蒲益智旭皆对儒学有精湛研究，或本为儒生后出家。其著作中处处浸透忠孝节义等儒学思想。道教因是中国本土宗教，受儒学的长期浸染，其中的儒家精神更是随处可见。明代道教的一支名净明忠孝道，大讲孝悌忠信。其典型的表现是三一教的出现。三一教并尊释迦、孔子、老子，所依持的理论是，儒释道同是大道的表现，道一教三，教三不妨害其道为一。其修养方法是将意念集中于背部，称“艮背”，此名称取自《周易》，其方法为佛道常用之方法。三一教影响达于福建、浙江、江西、两湖乃至北京。此外佛教与道教的通俗讲经与善书、宝卷的流行，对下层民众影响极大，其中最著名的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般若心经》《太上感应篇》《玉历钞传》《文昌帝君阴骘文》等，流传极广，而普通百姓所接受的，多是这类劝善惩恶、讲因果报应的通俗读物。
佛教道教将高严的教门大众化，将深奥的经典通俗化，对儒家是一种刺激，促使儒家也须通俗化，以与佛教道教争夺信奉者，适应学术文化下移、宗教生活世俗化的社会现实。所以宋代以来儒学迈开了大众化的步伐，四书学的成立就是因应这一潮流出现的。明代中期以后，儒学讲学更加通俗化，孝悌慈等成了其核心内容，听讲者、讲学者也更加多样化，泰州学派的出现就是儒学平民化的结果。三教合一也影响到儒学与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融合。
三教合一思潮流行，多元文化并举，一方面使得儒家养成了较为弘阔的平等心态，扩大了思想容量，加强了理论深度，使精英思想家体系更加完备，思想更加深刻、细密，诠释角度更加多元；另一方面使得通俗传播更加广泛，更加平民化，修齐治平的理想更加和孝悌慈等通俗内容结合起来，使市民社会生长起来，整个社会彻底进入近世化。而整个社会的近世化又为中国文化顺畅地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器物文明奠定了基础。
注释：
[1]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60．
[2]朱熹．朱子语类[M]．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148．
[3]皮锡瑞．经学历史[M].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90．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l3．
[5]志磐．佛祖统记校注[M]．释道法，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112：1091．
摘自《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