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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改革开放的先锋,经济特区的榜首。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深圳之所以能为国家带来高额的创收,离不开其交通枢纽——深圳火车站。
从边陲渔村跃升为经济特区,深圳车站在历史的浪潮中也在不断演变。
1991年,深圳火车站正式建成,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它被邓公亲自题字,却唯有“深圳”二字。
对于一个交通站点来讲,没有后缀意味着残缺,邓公此举背后究竟有什么深意呢?
坐望风云改,我自不动摇
20世纪70年代,冷战开始由武力冲突转入国力竞争,美苏都在扶持自己的卫星国或傀儡政府,期望巩固自身阵营的实力。
彼时的东亚,“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正如明日之星冉冉升起。
这四个地方,土地狭小、资源匮乏,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验室。
拿彼时的韩国举例,总统朴正熙大权独揽,一手操办经济,使得韩国在其任内飞速发展,比之北边的朝鲜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后,将视线移回国内。
曾经,中国的发展可是整个朝鲜半岛都不能比拟的。
但如今,中国却仍未完全步入工业化,甚至根本没赶上轰轰烈烈的世界商业浪潮。
而一心为国为民的邓公,在复出之后,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掌握着最高决策权。
他决意要为中国开辟一条新道路,使之国富民强,彻底地振兴中华。
改革开放便是最根本的大政方针,可是,当谈起经济体制改革之时,人们却犯了难。
毕竟是要在既定的体制上做“外科手术”选址必须十分小心,不能有半点差错。
而这时,中央经过仔细思量之后,决定在几大城市开辟“试验田”来尝试新型的经济体制。
其中一座城市就包括深圳,但彼时的深圳严格来说不算是座城市。
它遍地荒草,寒风凌冽,实际上更像是一座破败的渔村。
但中央一道政令,就使得这座小渔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
此后,历经数十年的改革,深圳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开始被张贴在电光火石的众多工地上,包括深圳站。
所谓“要想富,先修路”深圳若要兴旺发达,则必要有发达的交通系统,来承载源源不断的务工人员。
三年后,深圳站有了新的站房、新的联检大楼、新的人行天桥,也从三等站升级为二级站
1985年,深圳站再度升级,成为了一级站。
曾经无人问津的僻远渔村如今如今变为承载亿万人民愿景的大都市,自然地,深圳站的规格也水涨船高。
一日同风起,扶摇九万里
91年深圳火车站建成,时任深圳市长的李灏请邓公为其题字。
可为何收到后只有“深圳”,独少一个“站”字,直到一年后邓公“南巡”再来深圳,大家才恍然大悟,明白邓公的远大用心。
时间转眼来到了1990年,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过一场严峻的考验,中央意识到改革开放来到了一个重要关头。
炎热的六月,深圳市政府和原广州铁路公司共同改造深圳站,立志将其捧上一个新高度。
鉴于深圳站代表了这座城市吐故纳新的精神,又是承载无数务工人员的重要站点,彼时的深圳市长李灏便十分渴望一样东西——邓公的题字。
毕竟深圳特区是邓公亲自圈定的宝地,若有其亲笔题名,则更能体现出中央的重视与肯定,使深圳的建设更有干劲。
实际上,1984年1月,邓公便已来过深圳视察,可随行人员留意到小平同志一路上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似乎并未对深圳有特别的好感。
这使得深圳的大小官员战战兢兢,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未对深圳留下墨宝的邓公竟在离别的船上写下“海上世界”赠予珠海。
回首往昔,更让李灏力排众议,放弃亲手题字,而是争取邓公的墨宝。
李灏为此宵衣旰食,向中央递交了请求,却只收到了邓公的“晓得”二字。
尽管算是答应,但随着深圳站一个个项目的落地,到最后建成挂牌之日,仍没有邓公的消息,这让李灏在内的一众干部心急如焚。
某日,正当李灏为此事抓耳挠腮之际,中央来信让其领取邓公的题字。
大喜过望的李灏连忙上京受领,可打开一看,却只见“深圳”二字,唯独少了个“站”字。
如此题字,令深圳的干部们百思不得其解,连夜开会讨论其意为何。
但李灏眼见经过验证后其确为邓公墨宝,依然在车站的落成典礼上将之高挂车站大楼上。
即使人们不明所以,但这个谜团将在不久后揭晓。
实际上,邓公此举颇有深意。
自古以来,中国人便痴情于“说文解字”将情感寄托在符号上。
1992年,已经卸任的邓公乘上列车,开启了“南巡”的旅程。
邓公刚一来到深圳,便对李灏坦言想要去四周走走。
人们当即明白邓公是想在时隔多年后,亲眼检验一下深圳的建设成果,另一方面也是验证改革开放的可行性。
在三天的视察之后,邓公即将去往下一站——珠海。
而去往深圳站的路上,随行的众人都明白,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即将别去的邓公转身勉励李灏,要他们带领深圳继续走下去,不要停。
正是在送别邓公离去之际,众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之所以“深圳站”缺少了“站”字,是寄寓着邓公期望深圳继续前进的盼望。
砥砺前行,永不停歇
91年深圳火车站建成,邓公题字时留下自己的大智慧,只写“深圳”,不写“站”,如今中国的发展正在朝邓公的预想所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放眼全球,正当我们的改革开放热火朝天之时,社会主义阵营正在遭受巨大的挫折。
先是1989年东欧剧变,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尽数覆灭,倒在了内部的敌人手上。
接着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休克疗法”使得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民饥寒交迫,挣扎在生死线上。
1991年,苏联解体,红旗落地,冷战宣告结束。
但中国却凭借着改革开放获取的成果屹立不倒。
即便西方的反动实力不依不挠地对我国进行渗透和干扰,但我们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从此越走越稳。
由此可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改革之路,正如邓公对深圳站的寄语一样,只有永远向前,没有停“站”。
事实上,邓公留下的政治遗产远不止是经济体制改革。
1978年6月23日,邓公做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
为了贯彻邓公的指示,教育部迅速选拔了50名赴美留学的学生,来者包括清华、北大、中科院等。
其中就包括一位叫做姜伯驹的年轻人。
历经数年的刻苦学习后,留学生们纷纷回国,他们当中有17人成为院士。
而本科毕业于北大的姜伯驹留学归来不足一年,便当选了中科院数理学部委员,同时也是“首航”学者中当选为两院院士的第一人。
1983年,姜伯驹晋升教授,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正是因为有着留学美国的科研经验,姜伯驹才能在国内发光发热,促进了我国的科学研究。
而这背后,少不了邓公的高瞻远瞩。
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过去孱弱的中国,而是富强的中国。
我们矢志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向民族复兴的明天。
参考文献:
邓公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18
邓公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0-1
邓公题词:深圳无“站”,文史博览,2016(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