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今天来讲个乍听非常儿戏，却让人越想越后怕的历史事件。

故事发生在1986年2月28日。当晚，时任瑞典首相的奥洛夫·帕尔梅在下班回到家后得知自己二儿子跟女友邀请他跟妻子一块去影院看电影，妻子因此询问他的意见。帕尔梅欣然答应，夫妇二人便出门搭乘地铁前往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约定地点。11点多，电影散场后，帕尔梅跟妻子一边惬意地聊着天，一边顺着斯韦瓦根大道走向地铁站。当接近十字路口时，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突然从背后窜出，在数十名路人眼前啪啪对着首相夫妻二人各开一枪，在众人反应过来之前又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堂堂国家领导人横尸街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案发后，瑞典当局立马出价50万瑞典克朗悬赏线索。按照汇率，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约36万人民币。一年后，瑞典政府把赏金翻了10倍；1987年11月，赏金又翻了十倍，达到5000万瑞典克朗，相当于850万美元。这笔钱在当时无异于天文数字，单从这点来看，瑞典政府对首相遇刺一事展现出了足够的重视。然而从案件调查经过来看，当局的表现却又像是一场表演。

斯韦瓦根大道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最繁华的主干道之一，而从资料来看，帕尔梅夫妇遇刺时，附近至少有20名目击者，他们也在第一时间报了警。令人费解的是，警察居然在几个小时后才不紧不慢地抵达现场，他们以非常业余的办法对现场进行了封锁——其实就是拉了几道警戒线。通常情况下，谋杀案一旦发生，现场众人自然都有嫌疑，但警察居然只先随机挑了一部分人到警察局录口供，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分批传唤剩下的目击者进行询问。最令人尴尬的是，警察似乎都懒得打扫案发现场，几天后，一名路人在路过案发点时意外捡到了凶手射出的弹头并主动上交，警方这才掌握了案子的关键物证。

虽然警察的业余表现使得案子被及时侦破的可能性几乎降到了零，但他们仍确认了一件事：专家认定凶手使用的子弹是.357马格南子弹，这种子弹多用于我们俗称的“左轮”手枪，威力巨大；就算目标穿着防弹衣，在近距离挨上一枪，即便不直接毙命，恐怕也要身负重伤。侦案专家由此确定，针对首相夫妇的谋杀案绝非凶手一时兴起，而是经过缜密策划的刺杀。

那么问题来了，帕尔梅究竟是得罪了何方神圣，使得对方不惜痛下杀手呢？在解决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帕尔梅是一位怎样的政治家。

总的来说，在剑拔弩张的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都恨不得立马置对方于死地，帕尔梅确实一位铁杆的“鸽派”人物。西方国家老大哥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后，帕尔梅不但多次公开反对，他还跟越南驻瑞典大使一块参加了反战游行。当时，帕尔梅在瑞典政府担任教育大臣一职，他这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也不知是不是害怕因此得罪美国，当局以“违反中立原则”为由要求帕尔梅主动辞职。除此之外，他也旗帜鲜明地反对许多白人政策，比如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等等。他还试图以自己在联合国的影响，想办法修复东西方国家间的关系。总而言之，帕尔梅在当时的世界政坛就是“清流”的代表，这反而令他与大多数同僚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仅仅是提反对意见，这也并不足以为帕尔梅引来杀身之祸，关键是他的努力还当真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在1980年11月，他以联合国秘书长特使身份参与了两伊战争的调停。某种程度来讲，帕尔梅成为了世界和平精神的象征，这也使他在国际社会中的声望与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阴谋论者认为帕尔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遭到了西方某强权政府或是白人势力的政治暗杀，从瑞典警方的故意怠慢来看，这股势力一定拥有巨大能量，能让一国首脑遇刺案调查一事荒唐如儿戏。

这种猜测并非没有道理，我们从类似的哈马舍尔德悬案中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1961年9月18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达格·哈马舍尔德在前往刚果调解停火时在今赞比亚恩多拉附近坠机身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此案就是一起计划周密、目的明确的政治刺杀。在案发现场，机组人员全部被烧成焦炭面部无法辨别，唯有哈马舍尔德本人躯体完好，仅仅是衣服脏了点而已。甚至有人指出，秘书长遗体上出现了类似于CIA特工确认击杀的标记。更诡异的是，所有关键物证本应被送往联合国接受调查，却最终莫名其妙地消失在了华盛顿。值得一提的是，与帕尔梅一样，哈马舍尔德也是一位高尚的政客，他反对战争反对种族隔离，一生都在为世界和平做努力。

这起儿戏的谋杀案还远没有结束，令人意外的是，瑞典政府居然宣布侦破了此案，这个过程也是十分荒谬的，简直令人眼界大开。

1989年，也就是帕尔梅夫妇遇刺3年后，警方抓住了41岁的瘾君子克里斯特·彼得松。当局宣称此人就是当年的刺客，而他们给出的理由十分简单：有一名目击者指认了他。经过一番庭审，彼得松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立马提起了上诉。荒唐的是，由于控方给不出关键证据，也无法向法庭提供凶器，彼得松最终只蹲了3个月的监狱，还在出狱后获得了5万美元赔偿。众所周知，这种高福利发达国家连监狱都十分“豪华”，一点也不像是在惩戒犯人。彼得松相当于“带薪”住了几个月旅馆，这薪水还不是一般的高。

后来，瑞典当局又宣称平面设计师斯蒂格·恩斯特伦是真凶，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案发时他就在附近；其二，彼得松早年在军队服役，爱好射击，经常去射击场练习枪法。另外，当局还提出恩斯特伦对帕尔梅的政治主张极其不认同，表面上看，他确实有作案的动机与条件。其实，这些“铁证”根本都站不住脚，仅一条就可以完全推翻它们——所有目击者都声称凶手是一名高大魁梧的男子，而恩斯特伦是个又矮又胖的中年男人。不仅如此，甚至连证人的证词都出现了前后矛盾。即便如此，官方仍坚持认定恩斯特伦就是凶手并宣布结案。

既然证据这么蹩脚，恩斯特伦为啥不上诉呢？原因很简单——他早已于2000年自杀身亡，当局直接来了个“死无对证”；即便比当年指控彼得松时还要离谱，恩斯特伦也无从辩驳了。仔细一想，从案发到结案，这些堪比闹剧的侦查和审判反而又为这起命案增添了些许深不可测的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