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古代国家构建的核心逻辑是：第一，诸侯国在战国时期普遍面临着激烈的军事竞争；第二，为了维系政治生存，许多诸侯的选择都是相似的，就是采用法家风格的改革，包括军事改革、税收改革和官僚制改革等——当然，各国改革的实际成效是有重大差异的；第三，这一军事压力驱动的法家改革过程，最终推动了中国古代国家构建。

2、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的政体类型与政治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君主制的；二是中央集权的，亦即大一统的或纵向一体化的；三是官僚制的。三者叠加，秦就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秦的统一，不仅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政治版图的雏形，而且还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的基本政治模型。

3、按照福山的说法，“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如果我们把“现代国家”不仅视为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或官僚制国家，而且视为包括立宪、法治甚至是民主要素的国家，福山的观点就会备受争议。但如果我们把“现代国家”仅仅视为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或官僚制国家，那么福山的判断大体上还是成立的。

4、问题是，秦作为一个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究竟是如何兴起的？由于作为分封制王朝的周朝的中央权力日渐衰微，从春秋到战国，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是诸侯竞争不断加剧的政治格局。起初，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高达100多个，但到了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就有了“五霸”之说，就是说陆续有五个实力很强的诸侯主导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到了战国后期，在东周版图内，原先春秋时期的100多个诸侯国已逐渐合并为七个较大的诸侯国，即“七雄”，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基本政治格局。

5、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小诸侯国来说，只要它还没有被消灭，它就需要面对这样的政治格局。这也是诸侯国需要面对的外部约束条件。在春秋时期，较有实力的诸侯主要关心的还是争霸，但到了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后期，较有实力的诸侯主要关心的就是兼并与统一了。但凡强有力的诸侯都要在这种战争格局中谋求政治生存，甚至谋求通过兼并别的诸侯来实现发展壮大。

6、除了外部的军事竞争压力，诸侯同时还面临着较为复杂的内部权力结构。从内部权力结构看，诸侯（国君）跟诸侯国内主要贵族（大夫）的关系，与周天子跟各主要诸侯的关系，几乎是同构的。周朝其实是一个从天子到诸侯、再从诸侯到大夫的多层分封制王朝。

7、这样，在周朝分封制的制度框架下，各诸侯国内部也是分封制结构，诸侯常常要跟主要贵族分享政治权力。诸侯跟大夫之间的权力平衡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分封制背景，才有了诸如春秋时期的“鲁国三桓”和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

8、为了实现更好的政治生存，从消极方面来说，君主需要打破贵族在分封制条件下对于土地、人口、税收与军队的控制；从积极方面来说，君主需要建立一个纵向一体化的武力系统、税收系统和官僚系统，以便塑造在武力资源上的优势。这就迫使那些想要维系政治生存的诸侯进行必要的重大变革。

9、正是因为这种需要，战国时期，诸侯国纷纷开始启动政治、经济与军事改革，比较著名的包括齐国邹忌改革、魏国李悝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燕国乐毅改革、赵国胡服骑射、楚国吴起变法和秦国商鞅变法。这些改革和变法，尽管细节各不相同，但大体上都属于法家改革，这些改革的主要目标，基本上都是为了富国强兵，而富国的直接目标也在于强兵。

10、改革的成败除了取决于君主与改革者本身的政治决心和改革能力之外，国内政治结构因素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在战国诸雄中，楚国的许多条件称得上是得天独厚，吴起变法一度也很成功，但楚国并没有像秦国那样变得非常强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楚国的君主和贵族长期维持着君主弱、贵族强的格局，由此楚国就很难完成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构建。

11、决定改革成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诸侯国面临的区位与地缘政治因素。跟战国时期的齐楚等强国相比，秦国的区位因素与地缘政治结构更为有利。这是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重要变量。秦国的基地是关中平原，关中平原沃野千里，人口众多，由于晋陕之间的黄河有着陡峭的山势，加上函谷关的天险，秦国在区位与地缘政治上有着易守难攻的特点。这种地缘政治结构便于秦国“东出”，争雄天下，而六国则较难发动对秦国的进攻。

12、从现代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商鞅变法就是一个推动国家构建的过程。驱动这一改革过程的直接动力，就是秦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与战争。这一法家改革要求削弱分封制与贵族制，强化君主制，提升中央集权程度，建立郡县制，发展不依赖贵族势力的官僚制，强化中央政府对底层社会的渗透力量，等等。所有这些做法都推动了古代中国的国家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