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这部电视剧，想必很多人都看过了，这支部队不仅是抗战时期真实存在的武装力量，人数也只有区区百人左右，而且它在抗战胜利时还意外创下了八路军一个“唯一”的记录，那便是铁道游击队主导的沙沟受降是八路军唯一一次接受日军正式投降，载入了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而出面代表八路军鲁南军区铁道大队接受临城日军司令官投降的，就是刚接任铁道大队政委没多久的郑惕，时年22岁。

我们可别小看郑惕，他可是经历过多重战火洗礼的革命战士，在建国后，更是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

1923年12月出生在山东临沂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的郑惕，在他青少年时期，正值日军侵略铁蹄染指齐鲁大地的时刻，郑惕的家乡也在1938年初被日军占领；郑惕亲眼见证了日本侵略者在家乡烧杀抢掠的残暴罪行。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不满15岁的郑惕经过父亲的介绍，来到了我党领导的临郯费边区联合办事处工作，担任军法处文书，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鉴于郑惕年龄尚小，遂在他参加革命没多久，就被安排到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就读，也就是知名的“岸堤干校”，毕业后又转入山东鲁迅艺术学校深造。

对于郑惕来说，在革命战争时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在主力部队中成长，一直在地方部队中参加革命斗争。

在抗日战争时期，到了1940年前后，属于日军侵华的猖狂时期，郑惕主要在苏鲁支队从事宣传工作；进入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后，郑惕在八路军鲁南军区从事敌后对伪军的分化瓦解宣传工作，担任过鲁南军区第一武工队队长；到了抗日末期，郑惕才调到鲁南 铁道大队当副政委，协助张鸿仪政委做好伪军高层的统战工作，当张鸿仪政委牺牲后，接任铁道大队政委一职。

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铁道大队撤番被改编为鲁南铁路局，郑惕政委先后转任铁路局特派员兼兖（州）徐（州）段总段长、鲁南军区16团政委等职，在解放军和国军作战中，郑惕主要率部打增援作战。

总之，在建国前的两大革命战争中，郑惕的军中职级相对较低，所参加的大规模战役也较少。

1948年12月，郑惕调任徐州警备司令部担任参谋处长兼军法处长，主要维护徐州的社会治安和支前工作，这算是郑惕军旅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从这一刻起，是郑惕从一线军事作战向二线公安保卫战线的过渡，开启了他为期25年的公安生涯。

前期，郑惕在山东省公安厅的领导下，参与围剿国民党顽固特务分子；后期在华东公安部队、公安军司令部的作战处、边防处任职。边防业务建设是郑惕在公安战线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仅参与起草过边防队伍的一系列条例条令制度，还参加了以外交部副部长曾勇泉为团长所主持的中苏边界谈判、以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为团长所主持的中蒙边界谈判，以及中缅、中越边界谈判。

从敌后战争的游击战老兵，到边防事务的管理者，是郑惕大半个军旅生涯的真实写照。

但真正能体现郑惕军旅征程的高峰时刻，还是军旅后半期的二炮部队任职期间。

1973年6月，时年50岁的郑惕离开公安战线，跨军种调到新成立的解放军二炮部队，担任副参谋长兼技术部部长，这是郑惕革命之路的第三个阶段，并有幸在1982年11月接任二炮部队副司令员。

郑惕担任二炮部队副司令员的9年时间里，先后给贺进恒、李旭阁两任军事主官当副手，而且郑惕的这两位顶头上司各有特点。

其中贺进恒在郑惕升任二炮副司令的同时，晋升的二炮司令员，属于二炮部队成立后唯一没有将官衔的军事主官，除了他之外，历任二炮主官不是开国少将就是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的新式中将或上将。李旭阁是和郑惕同时晋升的二炮副司令员，只是李旭阁在贺进恒退役后，顺势接任了主官一职，而郑惕则继续任职二炮副司令员到1990年4月卸任，两人同时获授中将衔，李旭阁成为恢复军衔制后唯一没能晋升到上将的二炮部队军事主官。

值得注意的是，郑惕在获授中将衔后，也意外创造了两个先例。

第一：郑惕是二炮副司令员中，首位获得新式中将的将官。在郑惕就任二炮部队副司令员之前，先后有7位副司令员，除了无军衔的贺进恒和开国大校王珽之外，其余皆是开国少将。

到了1982年11月，郑惕和李旭阁同时被任命为二炮部队副司令员，又同时在6年后被授予中将，但李旭阁在授衔前3年升任了二炮部队军事主官，使得郑惕就成了二炮部队首位获授新式中将衔的副司令员，跟郑惕属于同一时期任职的两位二炮副司令员杨国梁和杨桓，当时仅被授予少将衔。

第二：郑惕是铁道游击队历任军政主官中，唯一晋升中将的将领。鲁南军区铁道大队从创立到撤番，共诞生了2位大队长和6位政委，其中唯一被授予开国将官衔的是1964年晋升到少将的第三任政委杨广立，而唯一被授予中将的便是铁道游击队最后一任政委郑惕，其余的大队长或政委，要么牺牲，要么被授开国校官。

在此，向郑惕将军致敬！感谢他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国防事业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