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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这位昔日的文学先锋，晚年充满了争议与孤独。
身处战争与政治的风波中，他行尽汉奸之事却至死不认汉奸罪，这一点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成为了公众争论的焦点。
此外，当时与他合谋侵吞哥哥家产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更为他的晚年生活增添了灾难。
与此同时，周作人与其兄弟鲁迅的后人之间，也没有任何往来。
周作人与鲁迅，这两兄弟一生的关系复杂而微妙，虽同为文学巨匠，却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鲁迅去世后，这种复杂关系转移到了鲁迅的后人身上，周作人与他们之间仿佛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使得周作人的晚年更显孤独与落寞。
我没有当汉奸
1946年7月的法庭上，周作人，鲁迅的胞弟，站上了被告席。
他被指控为汉奸罪。
当天有不少文人都来观看这次审判。
那天，他身着一袭朴素的白色夏布长衫，剃去了日式胡须，戴上了无边框眼镜，好像是一个书生。
在审判的严肃氛围中，公诉方的声音铿锵有力，一一列举了周作人的罪状，每一项都如同重锤击打在听众的心上：
周作人在伪职期间，执行日本的侵略计划，推广奴化教育，编写伪教科书，协助日本掠夺华北资源，参拜靖国神社，甚至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
然而，这边的被告席上，周作人却未有慌乱，他一字一句的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和开脱：
我在日军占领北平后，生活陷入困顿，出于无奈才被迫担任伪职。
因为我当时在元旦期间，被暗中刺杀，虽然最后人没事，但是生命已经受到了威胁，所以才这样。
我原本以为卢沟桥事变仅是中日两国间的一次局部冲突，很快便能得到解决，因此选择留在北平。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我想维护教育事业，抵制奴化教育，以减轻占领军对当地民众的伤害。
他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忍辱负重、为国为民的教育家。
然而，法庭并未采纳周作人的辩解，证据确凿，他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当时，周作人已经年逾花甲，这一判决无疑是对他晚年生活的沉重打击。
同年12月，周作人对判决结果不服，提出上诉请求。
在申诉书中，他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观点，即他试图将儒家思想融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以期实现对日本人的同化。
周作人还举出实例，指出在历史上的五代、辽、金、元、清等异族统治时期，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但中华文化始终未曾被征服。
他试图借此证明自己并非叛国投敌，而是在进行一场文化的抗争。
然而，这一辩解显然难以自圆其说，法官都明白，这只不过是他为了逃避罪责而寻找的牵强附会的理由罢了。
于是，周作人锒铛入狱。
但尽管遭受重罚，周作人在狱中的生活却相对平静。
在狱中，他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规定，每日清晨六时必须起床，梳洗完毕后返回囚室。
他的一日三餐虽然简陋，但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
尽管狱中的生活单调乏味，但周作人似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
他利用这段时间研读古代典籍，创作古典诗词，甚至有时还会为狱友或外界人士题写书法作品，保持着一位文人应有的生活习惯和高尚情操。
周作人在狱中的生活，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远离尘世喧嚣、专注学术研究的环境。
在这里，他什么都不用想了，生活过得也还好。
与日本妻不睦
1949年1月26日，寒冬腊月，周作人终于从幽暗冰冷的囚室里走出。
当时，好友尤炳圻收留了它，在那个洋溢着田园风光的家里为他提供了暂时的庇护。
不久之后，他带着妻子羽太信子以及全家人，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希望重新开始。
可是，这是已是新中国，他不知道如何谋生。
深思熟虑过后，他决定提笔写信，向周总理倾诉心中的困惑与辩解。
很快，他写好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书信，心中对过去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也说了自己希望能够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尽一份微薄之力。
为此，他甚至在信中提及了自己精通的希腊文知识。
周总理收到信后，立即与文化界同仁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将他们的意见转达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在阅读了完信后，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周作人。
他认为虽然周作人曾被冠以“文化汉奸”的恶名，但并未犯下不可原谅的大错，而且精通希腊文的人才实属难得，因此建议可以充分发挥他的语言才能，从事翻译工作。
然而，尽管得到了宽容，周作人的身份问题仍然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困扰。
他曾多次向北京市法院提出申请，希望能够恢复自己的公民权，但都遭到了拒绝，政治权利的丧失成为了他一生中的遗憾。
就连自己曾经居住的家，所有权也被政府收回，他只是暂住在这里。
再者，他最精通的文学创作，也因他的罪行不能再继续了。
也不是不能继续创作，是出版书籍时不能用“周作人”之名。
为避免更多的麻烦，他只能使用笔名“周启明”来发表作品。
这时候，周作人的日子过得很惨，然而还有更惨的。
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周作人也逃不过。
每当她要为钱财发愁的时候，羽太信子就会破口大骂：你看看我们现在成了啥样，这都是你的错，都是你没用。
此外，羽太信子晚年的疑心病和“癔症”在晚年也总是发作，每次都要给周作人带来无尽的苦难。
但是他又没处发泄，只能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下她的病态和自己的无奈。
有时候，他还会自己安慰自己：吵吧吵吧，把感情消磨完，这样以后死了就不会思念对方了。
1962年，羽太信子因病入院治疗，周作人虽然未能亲自陪伴在侧，但当他得知妻子在病重之际竟然用绍兴方言与人交谈，而非母语时，心中不禁涌现出深深的感动。
这件事情深深地触动了周作人，他在日记中表达了对妻子的深切怀念和对过去情感的珍视。
1963年，羽太信子离开了人世，周作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孤独。
但也正是这个，让他感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可以更加专注于文学创作。
与鲁迅后人不相往来
我们总说亲情的可贵，但总有人把亲情当成了枷锁，想要拼命的挣脱。
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留学归来时，鲁迅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作家，他便用自己的稿费在八道湾购置了一所宅子，让家人们都住在一起。
当时，鲁迅还不认识许广平，鲁瑞是个老太太，朱安更是大字不是一个，管家权就落在了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身上。
鲁迅和周作人加起来的500块钱工资，也都交给了羽太信子。
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羽太信子膨胀了，挥霍了好一段时间。
1924年，鲁迅发现自己给了那么多血汗钱，日子却过得紧巴巴，就忍不住去问了羽太信子。
护妻心切的周作人不满意了，鲁迅宣布自己以后不和他们一起吃饭了。
结果没过几天，“偷看弟妻洗澡”的谣言就出来了，周作人将鲁迅赶出了八道湾。
两人至死不相往来。
多年后，周作人又回到了北京，许广平和周海婴也居住在北京，可直到周作人去世，也没有和周海婴见过面。
就凭当年的事情，周海婴对周作人也怎止一个“恨”字了得。
更不用说，周作人后来还做了汉奸，周海婴肯定是不屑于这种人交往的。
周海婴在他的著作《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周作人在鲁迅离世之后，如何不动声色地将房产转移至自己名下的事实。
他提出，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家族信任的严重背弃。
更何况，当年周作人既然拿到了房产，为何不出钱抚养鲁瑞和朱安。
这里有个细节，就是周海婴在书中的称呼周作人为“周作人”，但将小叔叔周建人称为“建叔叔”，这无疑显示出他对周作人的极度不满和不信任。
甚至，这一恨意绵延了几十年。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周海婴收到参加葬礼的邀请，但周海婴拒绝参加。
1996年，周作人离世30周年之际，八道湾胡同即将拆除的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许多人纷纷呼吁保留鲁迅的故居，但周海婴先生却选择了不支持保留八道湾11号院。
他认为，真正的鲁迅故居应为西三条，因为那里才是鲁迅亲自购置并居住过的地方。
最终，八道湾11号院被拆除，周作人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点念想也没有了。
若是周作人黄泉有知，或许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吧！
毕竟鲁迅搬出八道湾那天，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在回头看八道湾牌匾“周宅”那刻，长叹一声：
“他（周作人）竟是这样一个‘昏’人！”
不禁唏嘘，兄弟情，父兄情，从来都是相互的。
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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