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初四，明太宗朱棣颁布《迁都诏》，改北平为北京，昭告天下迁都北京。
永乐皇帝朱棣把首都由南京迁至北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除了因为这里是他熟悉的封藩地首府，还主要看中了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地缘优势。也自此接续了元朝设置北京为国家都城的历史。
北京作为帝都，权重自然与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同。
明清两朝五百多年，护卫京畿的重点虽有所区别，但份量从未减轻。
明代对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防御是国防重点；清代的山海关外，则是其老根据地，无所谓防不防御，反而是天津、旅顺口、广州等海防成了心头要患。
有人说，每一座关隘，都是一部厚重的史册。它见证了王朝兴衰，镌刻着戍边将士的荣辱，流淌着民族悲欣交集的眼泪，也累积着数代人的追思、感叹与梦想。
明清历史上的各朝皇帝，对京城安全都极其重视，对四边关隘防范不惜人力和财力投入。
京西北的重要关隘，当属居庸关。
长城居庸关位于自塞外晋北赴京畿重地的咽喉要道上，属于帝都的核心关隘。这里两旁山势雄奇险峻，中间溪谷深幽绵长。
因林木繁茂、翠嶂如屏，居庸关享有着“居庸叠翠”美誉，跻身于“燕京八景”之一。
居庸关之名，含有“徙居庸徒”之意。据传秦始皇修长城时，把一些从事苦力劳作的囚犯、士卒、民夫徙居于此，居庸关因此得名。
明代，防守京城西北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的关城主要有三座，分别是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即所谓的“内三关”。其中距离北京最近，地势最为险峻，也最为重要的便是居庸关。
但现存的的居庸关关城，并不是秦代建筑，而是由明朝开国大将徐达主持修建的。
居庸关现位于北京昌平区，由此向东南方向直线距离约50公里，便是明清的统治中枢皇宫。
在没有飞机导弹的冷兵器时代，居庸关如被突破，雄兵铁骑不日即可进抵北京皇城根下。可谓居庸一倾，关隘以南皆无宁日。
明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早在朱元璋建立统一政权建立之前便已开始，并且贯穿了整个朝代。
为了加强对北方的有效防御，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也开启了“天子守国门”的时代。
明朝不同于后来的满清王朝，因为明朝未能实现对北方蒙古等地区的掌控，其北部边疆只止于长城一线。朝廷在这里长期驻守重兵。
明军对居庸关的防御，不只是利用简单的一座要隘关城，而是以居庸关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防御体系。
他们沿关沟由北向南，依次建造有岔道城、八达岭、上关、居庸关、南口五道关城。关沟两侧的山岭中多有岔道，这些岔道也曾多次被敌人利用攻关。
为了阻挡敌军来袭，朝廷专门在这些岔道中筑城建塞防守。
完整的居庸关防御体系，很像是一张伸展开来的蛛网，张开在京城西北的群山之中，相互掣肘，牢牢控制着从西北方向南下的大小通道。
1644年二月，李自成统领大顺农民军攻破大同、宣府。
明军在京西北的防御体系被打得支离破碎。
这年三月中旬的一天，崇祯皇帝登上皇城后面的景山眺望敌情，心中惶惑不安。果真在几天后的三月十九日清晨，朝廷叛臣张缙彦无耻打开城门，放任李自成大将刘宗敏的部队杀入京城。
战火弥漫，杀声震天，众叛亲离之下，崇祯皇帝与贴身太监跑到景山，在一颗歪脖子树上自缢。他没有守住国门，只是凄凉地做到了“君王死社稷”。
京师陷落，崇祯帝自缢殉国，大明王朝黯然落幕。
可以绕过居庸关的飞狐陉和蒲阴陉也是要隘。
地理上的飞狐陉，位于河北涞源县北和蔚县之南，一线峡谷蜿蜓百余里。
在涞源县，飞狐陉蒲阴陉相衔接，向东抵达易县，而扼守此陉的要隘是紫荆关。
自古兵家走这条线路，便可绕过居庸关，迂回闯进京畿重地。1213年，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攻不下居庸关，曾绕行飞狐陉，实现了包围金中都。
1449年八月的土木堡之役，御驾亲征的明军精锐丧失殆尽，明英宗竟然当了瓦刺俘虏。十月，瓦剌大将也先挟持英宗朱祁镇攻破紫荆关，进抵京师。
瓦刺兵马没料到，明王朝皇帝被俘虏，朝廷拒不投降。
北京城军民在兵部尚书于谦主持下展开京师保卫战，瓦刺也先三战皆败，明廷转危为安。
明朝时期，为确保京城万无一失，还加强了居庸关外的防御纵深。除修筑宣府镇长城、大同镇长城等外边长城外，还不惜重金修建了晋北等地的内边长城。
内边长城起自黄河入晋交汇处的偏关，东行经宁武、雁门和平型诸关入河北，然后向东北经涞源、房山等县，直抵居庸关。其用意在于防止游牧民族迂回太行山以东，危逼京师。
弘治年间，蒙古鞑靼部常驻今内蒙河套地区，而偏关一带的黄河曲流多滩，常为其南下渡口。但明内边长城渐次成型后，这些隐患大为减少。
京北的重要屏障，是有着天下第一关美誉的山海关。
古代北京北部防御主要依托崇山峻岭间的蓟镇长城。这段长城的核心，便是闻名遐迩的山海关。
山海关因依山襟海而得名，号称边郡咽喉、京师保障、天下第一关。
历史上，它又称榆关、渝关、临闾关，现位于河北秦皇岛市境内。
山海关还与万里之外的嘉峪关南北遥相呼应，双双天下闻名。
明朝末期，为抵御日益强大的后金政权袭扰，朝廷以坚固的山海关为后盾，构筑了前出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并直抵大凌河的关宁锦防线。
山海关所面临的两次后金最大规模威胁，都是因为有了名将袁崇焕而化解。
1626年爆发的宁远之战，袁崇焕凭坚固城防和葡萄牙制造的红衣大炮，使努尔哈赤遭到用兵44年来最惨重失败。
后来皇太极采取了迂回战术，正面攻不进去就绕行。清军绕道山海关以西的三屯营和大安口攻入关内，迫使明朝展开了第二次北京保卫战。
直至明朝覆灭，山海关仍固若金汤，如果不是因为吴三桂为红颜而降清，这里仍是阻挡满清铁骑进军中原的大闸门。
明朝覆灭后，随着清王朝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对北方蒙古统治策略由军事防御改为政治拉拢、和亲怀柔、宗教控制等办法，从而代替了对长城的修筑，致使长城的防御功能逐步淡化，
明代兴盛的山海关东罗城，逐渐成为繁华的商业城镇。山海关作为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道，开始发挥传递信息和商品集散地的作用，城墙维修基本无人问津。
清初康熙皇帝曾亲临澄海楼，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也多次来到这里巡视，在山海关留下许多遗迹。
清朝延续260多年，山海关长城虽然安静地屹立在这里，但并不意味战火从此远离这里。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武力攻占北京，他们在北京烧杀抢掠，抢无数的国宝。10月初又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占领山海关之后，这些西方强盗纵火，把长城入海之初的澄海楼烧成灰烬。
去过山海关旅游的人可以知道，山海关有一块地名叫六国营盘。这个名字就跟八国联军侵华有关。
八国联军占领山海关后，他们发现山海关地理位置太重要，军事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于是，英、法、德、日、意、俄六国盘算在这里长期驻军。他们威逼清廷同意，在山海关老龙头的西部和北部圈地，分别建立了各自国家的军营，这就是六国营盘的来历。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3年，中国军队曾依托蓟镇长城各关隘，组织了抗击日寇侵略的长城保卫战。
当年这场不屈的战斗打响后，日寇调动了关东军精锐3000多人，出动八架飞机，两艘军舰，三列铁甲车，还有40门野战炮，陆海空全方位进攻山海关。
当时驻扎山海关的中国守军，只有东北军第9旅626团的1346人官兵。他们没有任何重型武器，杀伤力最强的也就是机关枪。但是将士们毫不畏缩，用手榴弹、步枪甚至大刀与日军血战，打死打伤日寇387人。
只可惜，当年的实力相差实在太大，浴血奋战三天之后，山海关守卫军营长安德鑫以下412名官兵壮烈牺牲。山海关最终沦陷敌手。
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还在冷口、喜峰口等地重创来犯之敌，1933年3月11日，29军37师利用夜色掩护，组织大刀队发起冲击，将嚣张的日寇逐出喜峰口。自此，29军大刀队威名传遍华夏。
京东南的门户是天津大沽口
自明代开始，华夏海防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北方的渤海湾临近京畿重地，当年的白河口，也就是今天的大沽海口，西距北京约170公里。
从这里沿着海河溯流而上，由三岔河口经北运河可以直达京城。军队即便是到天津城下船，也可以避开海下地区的沼泽泥洼拦阻，陆路行进的距离大幅缩短。
大沽口设防的历史，始于明嘉靖年间。当时倭寇作乱，大将戚继光高瞻远瞩，预料到大沽口海防的重要性，他亲自在此督建了一座营垒。但彼时倭寇还没有开进海河进犯京畿的实力。这座营垒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直到清代嘉庆年间，大沽口开始修筑炮台，南北两岸各设一座。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大沽口炮台先后经历了四次战役，其中三场都是清军惨败，大沽炮台几经毁建。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再次北上，军舰直抵大沽口。这一时期，英法等西方列强的军事装备，已经远远优于清军。在激战两个小时后，英法联军仅用几十人的伤亡就靠近了炮台。坐镇指挥的直隶总督谭延襄临阵逃脱，致使大沽口群龙无首。这场战斗中，清朝守军有兵力约九千人，却不败而逃。英法联军顺利占领天津，威胁北京。
这次战败之后，咸丰皇帝痛定思痛，下旨身经百战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掌管大沽海防。
僧格林沁重新对大沽炮台进行加固修缮，将炮台增建到6座，部署大口径火炮64门，中小口径火炮400多门，另外在海口水面设置了铁链等障碍。
大沽口的“威、镇、海、门、高”五座高炮台，均成型于这一时期。
1859年，英法联军以到北京换约为借口，提出将船舰直接开到津门，遭到大沽口守军抵抗，因此又爆发了战端。
这次交战在僧格林沁指挥下，清军利用海口障碍和海水涨潮机会，诱敌深入，使得敌军军舰在河滩搁浅，大沽口守军随即用火炮向敌舰猛轰。此役，英法联军损失军舰6艘，伤亡近600人。清军仅战死32人。
这也是大沽口四次保卫战中，清军的唯一一次胜绩。更是鸦片战争打响以来，清军的唯一一次胜利。
1860年七月，换约不成后的英法联军，聚集百余艘舰船在大沽口外，于八月初陆续在大沽口以北清军未设防的北塘登陆，且相继攻克新河、塘沽等地，对大沽南岸清军形成侧击之势。
八月二十一日，恐后路被断的僧格林沁率南岸守军不战而退，致使京津门户洞开。
英法联军遂攻入北京，纵火烧毁了圆明园···。
北京海路防御除大沽口外，还有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呈犄角区域。1885年，清王朝海军衙门成立，醇亲王奕譞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会办。
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辖军舰22艘，以旅顺和威海卫军港为基地，京师海路防御纵深曾短暂兴盛一时。
京南是平原并有密布的河网，即使没有关隘也不利于敌军进攻。
从历史记载看，北京南部历来不是京师防御重点。
这片区域尽管多是平原沃野，却能凭借深远的纵深和密布的河网使敌军不敢轻易踏入。
历史上，自南部攻入北京的战例很鲜见。
早在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曾乘灭北汉的威势，自河北正定发兵北进，直指辽朝南京幽州（今北京）。不料却被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和北院大王耶律休哥左右夹击于高粱河，也就是如今北京的西直门外，宋军阵势大乱，太宗赵光义身中两箭，忍痛逃至涿州才乘上驴车得以活命。
只有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为正副征虏大将军的北伐残元，属于自南部入北京的成功典范。
1368年闰七月二十八日，二十多万明军进据通州。夜半，元帝妥懽帖睦尔出大都健德门而仓皇北逃。八月初二明军攻入大都，元朝覆亡。
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彻底摧毁清朝统治，在派兵西征的同时，洪秀全与杨秀清委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为主将，率兵两万，由扬州出师北伐。
这支从扬州出发的太平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质量却极其精锐：清一色由从广西出来的太平军老兵组成，即太平军常说的“老广西”。
这些老兵各个身经百战，更对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迷信到狂热地步，作战十分悍勇。
1853年五月，太平天国北伐军从扬州出发，经安徽、河南进入直隶，逼近天津。咸丰帝宣布京师戒严，并派出兵将奋力迎敌。
八月初，太平天国北伐军进攻天津失利，林凤祥在连镇突围被俘，押至北京被杀害。
李开芳慌忙率部退守山东茌平冯官屯。僧格林沁率军追至后加以围困，见久攻不下，乃于屯四周挖沟筑堤，从数十公里外引运河水淹敌，致使屯内积水深数尺，太平军难以生存，纷纷逃出被杀，李开芳也被俘，在北京被凌迟处死。至此，宣告太平天国北伐失败。
北京拥有“北依山险，南压中原”的地缘优势，也是历代王朝愿意把国都城选定于此的原因所在。
但“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北京四周虽有诸多关隘，也未能阻止明清两个封建朝的灭亡。
可见，关隘与先进武器一样，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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