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相较于封建主阶层，喇嘛阶层在外蒙古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有着更大的实际影响力。

在蒙古，喇嘛实际影响力的构成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即喇嘛教、喇嘛僧侣、寺庙。

喇嘛教即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是蒙古传统社会的灵魂，清康熙皇帝平定蒙古诸部后，采取广建寺庙免除世俗赋役等推崇喇嘛教的措施，以怀柔蒙古民众。因此，有清一代，喇嘛教在蒙古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

1921年舒米亚茨基在给列宁的报告中指出，在蒙古喇嘛教的信徒众多，“蒙古男性居民中44.4%都是喇嘛”。

喇嘛是喇嘛教的“载体和传播者”，同世俗社会一样，喇嘛内部也是等级森严，既有上层喇嘛，也有底层贫困喇嘛，上层喇嘛中地位最高者为活佛。

活佛有呼图克图（圣者）、绰尔济（法主)、诺门罕（法王）、达尔罕（栋梁）、班地尔等不同封号，至清朝末年，外蒙古活佛达数十人。

呼图克图是喇嘛教中道行最高者，既是一方教主，又是众多喇嘛的管理者。康熙、雍正年间清廷不断向喇嘛教赐以DALAI、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等封号，因而在蒙藏地区形成了DALAI、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等四大呼图克图系统。

在外蒙古地区，最神圣的活佛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在外蒙古宣布独立之前，喇嘛阶层并未掌握正式的政治权力，只是在蒙古民众日常的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在外蒙古建立了类似于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哲布尊丹巴既是整个外蒙古地区的宗教领袖，又是外蒙古“国家”首脑，外蒙古的“政府”总理和财政部长以及内务部长等重要职位均由喇嘛充任。

此后，上层喇嘛阶层开始公开介入外蒙古的政治生活。

上层喇嘛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底层喇嘛，底层喇嘛主要来自普通的阿拉特农牧民，喇嘛有免除赋役和兵役的权利，出于这点考虑，很多阿拉特农牧民选择皈依喇嘛教，基本上每个阿拉特家庭都会有一人出家当喇嘛。

根据迈斯基的考察统计，1921年“革命”之前外蒙古有2565所寺庙和10.5577万名喇嘛，1921年之后经统计，2565所寺庙中只有747所是真正意义上的寺庙，其余的寺庙没有喇嘛居住。

寺庙是喇嘛主要的聚集场所，同时传统意义上也是外蒙古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活动中心。

在寺庙内部，也分有严格的等级职位，具体有转生喇嘛、扎萨克达喇嘛、副扎萨克达喇嘛、副达喇嘛、达喇嘛、苏拉喇嘛、得木齐、格斯贵、经头、涅尔巴、哈比尔、扎麻、格隆、班第、额外教习喇嘛等。

一般阿拉特牧民的孩子七岁时便被送往寺院当喇嘛，诵习经典，从班第（学徒）做起，拾级而上。

外蒙古众多寺庙各自均有大量庙产，除掌握的大量牲畜外还拥有众多土地以及各种产业，此外，寺庙还接受封建主阶层和世俗民众的各种“奉献”。

寺庙是各地的经济中心，外蒙古75%-90%的寺庙从事经营各种商铺和传统的畜力运输业以及高利贷业务，并同中国公司合作，积极参与至外蒙古国民经济生活之中，“寺庙喇嘛在蒙古是最有文化和经济能力的群体，并对蒙古普通民众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喇嘛影响力的另外两个重要表现形式是喇嘛教育和医学。在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权建立以前，外蒙古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教育和医疗科学。寺庙喇嘛是普通阿拉特民众获取“科学知识”和“医疗帮助”的主要场所与对象。

在外蒙古，喇嘛教经典书籍有着不容质疑的权威，喇嘛教认为，人们通过学习喇嘛教书籍可以从中得到关于心灵、罪孽、惩罚等方面的“启示”，可以从喇嘛教典籍中获得关于医疗、地理、天文等方面的知识，对于喇嘛教徒来说，其他来源的书籍和知识均不必要学习，也就是对所有的蒙古人来说，所有的“知识”都能从喇嘛教书籍中找到答案。

早在沙俄时期，沙俄政府曾尝试派遣蒙古儿童到俄国城市中去学习，但当这些人返回蒙古后，“又被置于喇嘛教世界观的影响之下，并最终成为不学无术的人”，此外，俄国也曾在驻库伦的领事馆下开办小学，甚至学校为入学的蒙古儿童提供奖学金，但是成效不大，大多蒙古儿童在学习一、二年之后，又被喇嘛教师“抢走了”，而孩子们的父母则声明，“他们的孩子会经过严格的喇嘛教典籍学习，不再需要学习异端书籍”，而且“孩子的父母们也不反对喇嘛教师对他们的孩子施加影响”。

此外，普通阿拉特民众患病或是饲养的牲畜有病也均求救于寺庙，而寺院喇嘛则通常使用西藏医学方面的知识进行救治。可以说，寺庙喇嘛实际承担了为蒙古民众提供“国民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职能。

可以看出，喇嘛的影响力几乎渗入到了蒙古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而，苏联人认为，外蒙古的宗教阶层——喇嘛，是外蒙古“国家最大的祸根”，喇嘛阶层夺走了外蒙古男性居民中的大部分，并将整个蒙古社会民众“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喇嘛教作为存在于所有蒙古人当中的宗教，无论是在蒙古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还是在“整个国家的重大事件”中，均处处“施展着自己的权威”。

显然，喇嘛影响力的长期存在，对于苏联在外蒙古建立并巩固自身影响力是重大的“威胁”。因此，莫斯科对于清除外蒙古喇嘛影响力的问题，采取的一直是“谨慎而又坚决”的政策。

在帮助蒙古人民革命党人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莫斯科推动蒙古人民革命党人实施了不触动甚至是团结喇嘛阶层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权建立后，则开始了逐步削弱喇嘛势力的工作，直到农村派上台执政确立了左倾激进的发展路线，莫斯科方才指导蒙古人民革命党发起了大规模的清除喇嘛影响力的运动。

莫斯科在帮助蒙古人民革命党人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一直致力于实施团结外蒙古所有“爱国者”的“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对于喇嘛阶层实际上采取了争取团结的政策，因为彼时的主要敌人是白卫军和中国在外蒙古驻军。

1921年7月，蒙古人民党人进占库伦并建立政权，很快面临着如何处理在新政府中遗留下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时期政府工作人员的关系问题，并就此问题向莫斯科请示。

1921年10月，主要出于稳定刚刚建立的蒙古人民政权的考虑，舒米亚茨基和契切林向蒙古领导人建议，在喇嘛问题上暂时采取妥协的方针，保留哲布尊丹巴在宗教领域内的优先权和寺院喇嘛的物质权利，不要同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喇嘛阶层过早分裂，而是要在确保所有政权切实掌握在蒙古人民政府手中的前提下，“不留麻烦地促使哲布尊丹巴转向蒙古人民政府。”

如此，蒙古人民革命党建政初期，在莫斯科的“建议”下，外蒙古建立了立宪君主制度，哲布尊丹巴被保留了名义上的君主地位，实际的权力掌握在蒙古人民党人手中，而此时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实际上是“联合政府”，一些有名望的大喇嘛也被吸收参与进了政府当中，并担任相应的职位。

转变发生在1924年。1924年5月20日，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博格多根哲布尊丹巴活佛突然去世。莫斯科抓住这个机会，开启了去除喇嘛影响的实际进程。一个细节是当时蒙古人民政府为博格多根举行了葬礼，在库伦的很多外国公司送来了花圈等物品，但苏联驻的所有工作人员均没有送花圈，也没有派遣人员前往凭吊。

6月3日，蒙古人民党中央全会在蒙古建立“不设总统的共和国制度，国家的最高权力归属大人民呼拉尔”，11月，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会议召开，以法律形式通过了蒙古人民党6月中央全会关于建立共和国制度的决定，并通过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由此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

利用博格多根去世的机会，仅在1924年下半年，莫斯科就推动蒙古领导层迅速采取了旨在削弱喇嘛阶层势力的系列措施，如开始对寺庙牲畜征税、通过了可以征召喇嘛服兵役的法律，禁止少于三个孩子的农牧民家庭向寺庙输送孩子，且规定超过三个孩子的家庭也只能输送一个孩子前往寺院以此限制喇嘛学徒的增长。

其中最有苏联“特色”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对沙比衙门的改造，沙比衙门是专门服务于博格多根的私人机构，该机构直接管理博格多根的喇嘛属众，博格多根死后，蒙古人民党派遣了一名政治委员进入沙比衙门主持工作，并在沙比衙门中成立了党委会，在政治委员的领导下党委会对沙比衙门进行了改造，结果党委会“在2-3个月内便将整个沙比衙门控制到了自己手中”，取消了过去沙比衙门属众承担的用以供养博格多根本人及其侍从信徒总计几十万美元的费用，很快，“沙比衙门成为了蒙古党和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并且在其中设立了党的基层支部”。

需要指出的是，1925年蒙古政府正式撤销了沙比衙门。

1925年，苏联在外蒙古的情报机构向莫斯科发送了一份关于外蒙古喇嘛问题的秘密报告，报告详细阐述了博格多根去世后的有关情况、蒙古人民革命党准备对喇嘛采取的措施、苏联情报部门对外蒙古喇嘛的工作现状和未来目标等有关情况。

报告指出，外蒙古内部“谁都没有料到博格多根活佛突然去世”，毗博格多根宫殿和高层喇嘛并未采取准备工作，新活佛的转世问题也没有提前决定，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始逐步从将喇嘛从政府部门中清除，“如果喇嘛向人民革命党反扑过来，蒙古人民革命党并不能立刻打倒喇嘛势力”。

而且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内部对于喇嘛问题的系列措施也存在分歧，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在犹豫不决中”采取了系列措施，包括取消民众向寺庙喇嘛供奉的制度，对沙比衙门进行了改造，下一步将对博格多根财产进行清点处理和讨论政教分离的问题。

但是，蒙古人“无一不信仰喇嘛教”，蒙古人民革命党内部在对于喇嘛的政策问题上也存在原则分歧的可能，“左派稍一提出对待喇嘛教的问题，右派老辈成员便要求谨慎”。

目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对于如何全部消灭喇嘛势力的问题并无统一意见和十足信心，只是对于喇嘛阶层采取了“零散”措施，并未找到解决喇嘛问题的确切办法。

1925年6月23日，雷斯库洛夫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

应当推动蒙古领导层在在宗教事务方面采取系列措施，将喇嘛教从蒙古国家中分离出来，依据宪法取消喇嘛阶层作为剥削者的权力，废除阿拉特居民对喇嘛阶层的义务，逐步清除喇嘛教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1926年9月，苏联推动蒙古人民革命党做出了关于将宗教从蒙古国家事务中分离出去的决定并颁布了相应法律，开始实施政教分离的政策，从法律层面禁止喇嘛阶层参与蒙古政治和国家事务。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代表指导蒙古人民革命党进行了“清党运动”，大量封建主和喇嘛出身的党员被清除出党。

1927年1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在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中向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指出，虽然蒙古领导层采取了建立共和国、废除喇嘛特权、颁布将宗教从国家中剥离出去的法律等系列措施，但是反动喇嘛阶层并未被最终摧毁，蒙古人民革命党不应当忘记，喇嘛仍然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并在蒙古普通民众中享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有可能为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国主义者所利用。

因此，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应当在正式立法的基础上坚定并且长期地开展削弱喇嘛阶层势力的工作。

但是，乌兰巴托并未将莫斯科关于喇嘛问题的指示严格贯彻落实，1926一1928年农村派上台之前，蒙古右派领导层掌握政权，在内外政策上寻求独立自主，对于莫斯科的指示“阳奉阴违”，公开表达不满甚至直接反对。

在此期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对于喇嘛问题“本质上持维护态度”，喇嘛阶层虽然逐步退出政治舞台，但是在经济和社会影响方面仍然拥有巨大势力，寺庙仍利用庙产对蒙古贫民进行高利贷剥削，“月利高达10%”，而右派领导层“籍口喇嘛教是蒙古民众的信仰，对于寺庙喇嘛的高利贷行为不仅不予限制，反而加以保护”，同时“压制并取缔左派的反宗教运动”。

到1928年时，外蒙古领导层中甚至出现了活佛重新转世的想法。显然，这是莫斯科所不能容忍的。实际上，外蒙古喇嘛问题的根本被触及，始于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和农村派的上台。

1928年10-11月，莫斯科借助于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的契机，一手扶植左倾激进的农村反对派取代右倾领导层掌握了政权。

农村派的理论水平和实际治国理政经验均不足，农村派所提出的政治经济纲领完全是由苏联一手帮助制定，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通过的决议也集中于反对封建神权阶层同时确保外蒙古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前进两个方面。而这正是莫斯科所需要的，因为上台执政的农村派在内外政策上完全倒向了苏联，为苏联对外蒙古喇嘛等各方面政策的实际落实提供了有力保障。

而农村派也确实不负莫斯科所望，刚一上台，在对待喇嘛问题方面即采取了重大行动。1928年12月，外蒙古“最高”权力机构大人民呼拉尔正式通过了关于废除活佛转世制度的决定。活佛是喇嘛教的灵魂人物，第五次大人民呼拉尔会议禁止活佛转世决定的实施从法律和制度层面给予喇嘛阶层以重大打击。

农村派的上台和蒙古人民革命革命党七大决议的通过，为落实苏联对外蒙古的各项政策提供了保证。与此同时，莫斯科对外蒙古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划和讨论。1929年1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召开了关于蒙古问题的专门会议，会议的首要议题便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如何做才能分化瓦解喇嘛阶层并且削弱喇嘛在蒙古居民中影响力”。

1月7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会议为解决外蒙古喇嘛问题定下了“基调”——内部瓦解、注重宣传、分配庙产、政治斗争。

1929年3月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通过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决议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将同喇嘛阶层的斗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蒙古领导层应集中所有力量落实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决议，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彻底摧毁喇嘛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中东路战事结束后不久，1930年2月21日至4月3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了第八大次代表大会，在外蒙古确立了左倾激进的发展路线。

对于喇嘛问题，蒙古人民革命党八大指出，喇嘛阶层掌握了近3000万图格里克的财产，控制了外蒙古全部牲畜的20%，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最大的封建剥削阶级，同喇嘛阶层进行坚决斗争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当前首要的任务。

为此，蒙古人民革命党八大做出了关于喇嘛问题的两个重要决议：

其一，“责成寺庙在合同的基础上将牲畜交给阿拉特贫民来放牧”，其二，动员全体党团组织“千方百计地促使喇嘛还俗”，要在五年内“使大部分喇嘛还俗并从事生产性的劳动”，“从经济上削弱继续在寺院中生活的喇嘛”。

蒙古人民革命党八大之后，在苏联的指导下，针对喇嘛阶层的斗争运动全面展开。运动具体涉及的对象是寺庙产业和喇嘛本身，主要内容为“庙宇产业运动”，即在签署合同的基础上将寺庙的牲畜交由集体农庄成员和阿拉特牧民“代为”放牧，同时限制寺庙喇嘛从事手工业、运输业等各行业活动并运用税收政策进一步削弱喇嘛经济势力，此外“千方百计”地推动喇嘛还俗，核心要义即是运用多种手段摧毁寺庙喇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影响力。

不过，1929年9月开始的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已经引起了喇嘛阶层的警惕，为此寺庙喇嘛已经开始了“行动”一一“隐藏和挥霍”牲畜。

不到一年时间里，寺庙手中的牲畜减少了25.1538万头，尤以骆驼马匹等大型牲畜减少的最多，其中骆驼减少了14.3%，马匹减少了16%，大型有角牲畜减少了22.1%，寺庙“用于祭祀的牲畜开支在急剧增加”，报告特别指出，仅科不多地区的寺院在1929年就宰杀了全部牲畜的23%。

或许25万头牲畜同寺院手中拥有的328万总量相比不多，但是对于莫斯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因为1931年苏联在外蒙古的各型牲畜采购计划为100万头，也就是说，寺庙在不到一年里“挥霍”的牲畜超过了1931年苏联在外蒙古牲畜采购计划的四分之一。显然，在莫斯科看来，针对寺庙喇嘛的斗争运动已经刻不容缓。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