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71年深秋，台北市一间简陋的房子里，一位曾叱咤风云的国民党高官悄然离世。他就是张厉生，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CC系三号人物，在临终前竟连买药的钱都没有。更令人唏嘘的是，他还背负着一个特殊的身份：毛泽东亲自钦定的第19号战犯。从北平到重庆，从南京到台北，张厉生的人生轨迹充满戏剧性的转折。他为何会在解放前夕选择留在大陆？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从国民党的核心圈子沦落到晚年凄凉的境地？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位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他的人生轨迹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一、从知识分子到政治人物的转变（1920-1927）
1920年初，巴黎协和广场附近的一间咖啡馆里，22岁的张维新正在与几位中国留学生热烈讨论国内时局。这位来自河北乐亭的年轻人，在法国勤工俭学已经两年。当时的法国，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复兴期，巴黎街头弥漫着浓厚的革命气息。
在巴黎期间，张维新结识了一批留法学生。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了国民党的重要成员。1921年3月，张维新加入了在巴黎成立的国民党支部，开始参与党务工作。同年冬天，他当选为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
1923年夏天，张维新结束了在法国的学业。临行前，他与留法的同学们约定：＂革命不分早晚，为国效力要分先后＂。回国后，他来到上海，进入中山学院任主任教授。在这所孙中山创办的学校里，张维新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国民党要员。
1925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次茶会上，张维新与陈果夫首次见面。这次会面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带来了重要影响。陈果夫对这位年轻的留法学者颇有好感，两人就国内外形势进行了长谈。
1926年初，张维新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在那里，他加入了国民革命军。为了表示与过去决裂的决心，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厉生。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他去世。
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张厉生做出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选择。他立即从武汉赶往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蒋介石看重这位留法归来的知识分子，任命他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从此，张厉生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在担任监察委员期间，张厉生表现出了极强的行政能力。他主持制定了《党务整理方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党务监察制度。这份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认可，也引起了陈果夫的注意。
同年秋天，张厉生被推荐给了刚上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备司令陈诚。陈诚需要一位既懂军事又熟悉党务的人才。张厉生的留法背景和在党内的工作经验，正好符合陈诚的要求。于是，在邵元冲的推荐下，张厉生开始担任陈诚的司令部秘书，由此开启了他在军政两界发展的道路。
这段时期，张厉生逐渐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才能。他不仅协助陈诚处理军务，还在党务工作中表现出色。在处理军队内部党务问题时，他展现出了极强的协调能力，多次化解了军队内部的矛盾。
二、CC系的崛起之路（1928-1936）
1928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建立，各派系之间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在这个关键时刻，陈果夫开始在党内组建自己的势力。2月的一个雨夜，陈果夫在南京莫愁湖畔的一座私宅内，与张厉生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密谈。次日，张厉生便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这次任命标志着张厉生正式加入了陈氏兄弟主导的CC系。在组织部工作期间，张厉生负责建立和完善党内情报网络。他创立了一套独特的＂三三制＂组织方式，即每个党员发展三个下线，每个下线再发展三个，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
1929年夏，张厉生被派往华北地区，担任特派员。他在北平设立了秘密联络处，表面上是收集党务信息，实际上在进行大规模的特务活动。期间，他建立了一个覆盖冀东地区的情报网，将触角伸向了日本在华北的势力范围。
1931年，张厉生在天津租界一次秘密行动中，意外获得了日本关东军的部分军事计划。这份情报为蒋介石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参考。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厉生又在华北地区组建了多个地下情报小组，专门监视日军动向。
1933年春，陈果夫在南京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扩大CC系在党内的影响力。张厉生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开始全面接管党内人事工作。他推行了一项＂干部考核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将大批CC系成员安插到了党政军各个重要岗位。
1934年底，张厉生在上海设立了＂中央调查统计局华东办事处＂，这个机构表面上负责统计党员人数，实际上是CC系在江浙一带的情报中心。通过这个机构，CC系成功打入了上海金融界和工商界。
1935年，随着CC系势力的扩大，张厉生的权力也达到了顶峰。他在这一年主持制定了《党员管理条例》，这份文件为CC系控制党内人事提供了法理依据。同时，他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档案系统，详细记录了每个重要党员的背景和活动。
1936年初，张厉生被正式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在就职典礼上，他宣布要＂肃清党内不纯分子＂。这次行动导致数百名异派系人员被清除出党，进一步巩固了CC系的地位。但这也埋下了日后政治斗争的隐患。
同年冬天，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张厉生通过其情报网络，向南京政府报告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异常动向。虽然未能阻止事变发生，但这份情报为后来的和平解决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战时的政治博弈（1937-1945）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厉生立即开始了一系列紧急部署。8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与陈诚达成协议，将CC系的情报网络与军统局进行有限度的合作。这个决定使得CC系在战时得以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性。
1938年初，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期间，张厉生负责组建临时党务机构。在此过程中，他巧妙地将大量CC系骨干安插进新成立的战时机构。3月，他在汉口设立了＂战时党务特别委员会＂，表面上协调各方面工作，实际上强化了CC系对后方党务的控制。
1939年，河南发生严重旱灾。张厉生被任命为赈灾委员会副主任，与陈诚共同负责灾区救援工作。然而，在救灾物资分配过程中，CC系成员借机大肆侵吞救灾款项，引发了严重的政治风波。这件事后来成为其政敌攻击的把柄。
1940年春，张厉生在重庆主持特务系统整合工作。他提出了＂统一情报，分散行动＂的方案，试图将军统局、中统局和CC系的情报网络进行整合。这个计划遭到了戴笠的强烈反对。双方的矛盾由此逐渐激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厉生接到一项秘密任务：通过在日本的关系网络，探索和谈可能。他派出多名特工前往上海，与日方代表进行秘密接触。这些活动虽然最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为后来的情报工作积累了经验。
1942年底，重庆国民政府内部围绕战时动员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张厉生支持陈诚的＂扩大征兵＂主张，与戴笠主导的军统系统在征兵权限上发生激烈冲突。这场争斗最终以双方各让一步告终，但CC系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开始下降。
1943年，张厉生开始着手建立新的情报系统。他在云南、贵州等后方省份设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站，专门负责收集军统局的活动情报。这个举动进一步加剧了与戴笠的对立。同年冬天，一份关于军统特工暗杀CC系成员的密报，引发了两大特务系统的正面冲突。
1944年初，在重庆沙坪坝的一次秘密会晤中，张厉生与日方代表就战后安排进行了初步接触。这次会晤的内容后来被军统局获知，成为戴笠打击CC系的重要证据。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张厉生主持销毁了大量涉及对日谈判的机密文件。然而，部分文件还是落入了军统局手中。这些文件在战后成为他被定为战犯的重要依据之一。
同年末，随着抗战胜利，张厉生在重庆主持CC系的善后工作。他将大量特工人员转入地方政府，试图保存实力。但是，CC系在战时积累的负面影响已经难以挽回，其政治影响力开始迅速衰退。
四、从战犯到囚徒（1946-1963）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期间，张厉生仍在为CC系的转型奔走。2月，他在南京一处私宅中与几位老部下密商后路，但谈话内容被军统特工记录在案。这份谈话记录后来成为指控他＂图谋破坏和平＂的重要证据。
1946年春末，张厉生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这个看似体面的职务实际上意味着他被边缘化。4月，他主持的最后一次CC系骨干会议在上海秘密召开，与会者仅有十余人，远不及往日声势。
1947年初，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张厉生被派往天津，表面上是负责党务整顿工作，实际上是被软禁观察。期间，他多次申请返回南京述职，均被以各种理由搪塞。这年夏天，他在天津的一处私宅中被军统特工秘密监视，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前夕，张厉生向南京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华北局势的分析报告。这份报告直指军事指挥系统的问题，引起了一些高层将领的不满。10月，他被以＂调查研究＂为名调离天津，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北平。
1949年1月，平津战役打响。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厉生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拒绝随国民党军队南撤。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天，他主动向北平军管会投诚。这个决定震惊了国民党高层。
1949年3月，张厉生被正式逮捕。他被关押在北京第一监狱。在狱中，他开始写下《我的罪行交代》，详细记录了CC系的活动。这份材料后来成为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重要史料。
1950年夏，张厉生被列为第19号战犯。他被转移到北京专门关押战犯的监狱。在这里，他开始了为期13年的服刑生活。期间，他多次被提审，交代CC系与日本特务机关的勾结内幕。
1952年，军事检察院对张厉生进行了专门审讯。他交代了1941年至1945年间与日方进行秘密谈判的详细过程。这些供词为研究抗战时期国民党与日本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1956年，张厉生在监狱中完成了一份详细的CC系组织架构说明。这份材料记录了该组织从1927年至1949年的发展历程，成为后来研究民国特务组织的重要参考。
1960年，因表现良好，张厉生获准在监狱中进行有限度的活动。他开始整理个人回忆录，记录了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经历，以及后来投身政治的过程。
1963年春，经过特赦，张厉生被释放。他被安排在北京郊区一处简陋的房子里居住。这位曾经的CC系要员，在获得自由后的最后几年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出狱后，他开始为文史资料馆整理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
五、晚年笔墨生涯（1964-1975）
1964年春，张厉生在北京西郊的一间平房内开始了他的晚年生活。这座房子是政府专门安排的，位于香山脚下，环境清幽。他每天的作息都很规律，上午整理文史资料，下午则在院子里种花养草。
1965年2月，北京文史馆邀请张厉生参与编写《民国政治史料》。他接受了这个任务，开始系统整理自己保存的大量历史文献。其中包括了许多关于CC系内部运作的珍贵档案，这些材料大多是首次公开。
1966年初，张厉生完成了《南京十年见闻录》的初稿。这份手稿详细记录了1927年至1937年间南京政府内部的重要事件。特别是对当时各派系之间的斗争，他做出了独特的记述。然而，这份手稿因文革爆发而被迫中断。
1967年，文革运动波及到了张厉生的居所。他的大量手稿被查抄，其中包括准备交给文史馆的《民国特务组织内幕》等重要资料。所幸他提前将部分重要文件复制了一份，秘密保存在地下室的夹壁中。
1969年秋天，张厉生被要求搬离香山居所，迁往北京西城区的一处筒子楼。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他继续默默整理剩下的资料。期间，他用小楷誊抄了大量历史文献，其中包括许多关于抗战时期的重要史料。
1970年，张厉生开始撰写《我所知道的陈氏兄弟》。这篇回忆文章记录了他与陈果夫、陈立夫的交往细节。文章完成后被他藏在一个旧皮箱的夹层里，直到1980年代才重见天日。
1971年夏，张厉生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一本1930年代的工作日记。这本日记记载了CC系在上海的秘密活动，包括多次与日本特务机关接触的细节。他将这些内容重新整理成文，题为《上海秘密档案》。
1972年，一位老同事找到张厉生，请他协助整理民国时期的党务档案。他答应了这个请求，开始为中央档案馆提供咨询。通过这个机会，他补充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
1973年初，张厉生开始撰写《特务工作二十年》。这份回忆录详细记录了他在CC系工作期间的经历，包括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但这部作品最终未能完成。
1974年，张厉生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他将大部分时间用来整理个人文档，并开始写作最后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民国政坛内幕》。这部作品只完成了开头几章，便因病中断。
1975年春，张厉生病重住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保存多年的秘密档案交给了一位信任的故人，嘱咐妥善保管。这些材料后来成为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史料。4月，张厉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