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苏联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戈亚金诺海关在西部边境截获了一列塞满名贵物件的火车，据描述，倘若用大货箱来装这些东西，它们可以装满足足85箱。尴尬的是，在一番追查下，所有证据都表明它们的拥有者是朱可夫元帅。

事实上，这种事说小不算小，说大也的确不太大。搜取战利品是古往今来战争胜利一方彰显优越感的常见手段，连拿破仑这样的领袖都不介意下属做这种事。从资料来看，二战结束后，不少苏军将领成卡车地从德国往回搬东西，大伙儿心照不宣。虽然朱可夫一次性拉了七大车厢确实有些过火了，但考虑到他的身份以及在二战中的贡献，这似乎也并不太骇人听闻，然而玩味的一幕出现了。

客观而言，二战诸多参战国中，苏军的军纪还是比较严的，上述行为显然是违反纪律了。做错事要认罚，这事儿的调查工作无论是交给内务部贝利亚还是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都算是按程序走，一点问题都没有，然而，它最后落在了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手中。

此君何等人也？1932年，还在莫斯科一个区级单位任职的他因为一封神秘的“内部介绍信”被调入内务系统，从此平步青云。二战爆发前一年，阿巴库莫夫已经成为内务部罗斯托夫地区一把手；1941年2月，苏联内务部与国家安全部门合并，阿巴库莫夫在这轮洗牌中直接成为新的内务部门的副部长，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权倾朝野的贝利亚。二战爆发不久，苏联高层在内部系统中专门成立了用以搜集情报、确保内部安全的特别行动部，我们可以通俗地将此部门视为“锄奸局”，而阿巴库莫夫被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亲自扶正。1946年，也就是朱可夫这个案子发生不久，他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虽名义上接受贝利亚管辖，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已被斯大林发展成为直系下属，被安排在贝利亚麾下怕不是来协助工作的，而是用以分权制衡的。

那么话说回来，专门安排这样一个角色来负责该案，这或许表明了高层的一个态度：类似于朱可夫这样的将领在战争积累下了巨大的功勋，这使得他们在国内有着难以估摸的影响力。别的先不说，眼下苏军到底姓“苏”还是姓“朱”怕是都说不好了。如今战争远去，这些勋贵反而成了可能影响国家稳定的负面因素，偏偏朱可夫又不是省油的灯，一来他有着自己的思考，不会轻易屈从于权威；二来他一早就展现出了对政治权力的渴望，这些都是上面不愿看到的。考虑到这些，此事的意图就很清楚了——至少也要适当地敲打一下这位踌躇满志的“胜利元帅”。

显然，阿巴库莫夫非常好地完成了领导交代的工作，初步调查结束后，在提交给最高领导人的报告中，他十分详尽地罗列了那批货品的成分。根据文献，货品中仅锦缎、天鹅绒等高档布料就多达4000多米，能够横跨足足6个红场；各种昂贵的瓷器装满7大箱，而金银制器皿也装了2大箱。除此之外，货品中还有数十张名贵的毯子，其中有一张大得出奇。当然了，以上罗列仅仅是它们的冰山一角，总而言之，阿巴库莫夫的报告看上去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与此同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也来横插了一手，他不但狠批了这七节车厢的东西极尽奢华，还指责朱可夫的寓所“简直就像是在德国境内”（指里面塞满了搜取于德国的战利品）。果不其然，此事过后，朱可夫的政治生涯险些宣告终结，被贬到偏远军区，他的处境也在进一步恶化，似乎有被逮捕的风险。

表面上看，此案像极了历史上一桩典型的“飞鸟尽良弓藏”的故事，掌权者们背后的意图当真这么简单直接吗？笔者认为不然，虽然在那个时间点上，朱可夫的声望盖过了领导，但斯大林的最终目的并不只是想要搞垮一位急于在政治场上找存在感的军事统帅，而是超级权臣贝利亚。对此，我们不妨从头讲起。

无论是翻看文献还是零散的资料，我们从许多方面都不难看出，斯大林是一位卓越的领袖，他把几乎所有政治手段都玩得炉火纯青。除此之外，一位出色政治家有个必备的素养，那便是比别人多看两三步。相比于冷不丁地折腾朱可夫一下，斯大林对贝利亚的防备才是实打实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某天，斯大林闲得无聊，开始大量身边的警务员，不一会儿突然变得暴躁起来。他喊来贝利亚，厉声问道：为什么这些警卫人员全是格鲁吉亚人？

值得一提的是，贝利亚是格鲁吉亚人，斯大林过度警惕，认为对方把其“铁杆心腹”插满了自己身边。事实上，斯大林本身也是格鲁吉亚人，让“老乡”负责保卫领导，这已是苏联秉持多年的传统了。被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通，贝利亚当场就懵了。这则轶事出自斯大林近侍的回忆，我们从其中不难看出斯大林对这位权臣的防备。事实上，无论是将阿巴库莫夫这样的直系下属安插在贝利亚麾下的要害位置分权，还是纵容日丹诺夫驱使自己的手下打击贝利亚的党羽，这些行为都足以看出这位内务部长已成为新时代背景下斯大林的心头大患。相比之下，政治才华相对平庸的朱可夫根本算不了什么。

阿巴库莫夫负责朱可夫一案初期摆出了赶尽杀绝的架势，似乎恨不得将对方彻底损毁。然而事实上，就在朱可夫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时，贝利亚突然奉命出面接管了审查工作。有意思的是，反倒是贝利亚直接挽救了处境岌岌可危的朱可夫。

尽管贝利亚整人的手段卓绝，想要搞垮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的朱可夫可谓易如反掌，但前者却快刀斩乱麻地给出了一份带有总结性质的报告，虽十分肯定朱可夫违反了苏军纪律，但颇具“就事论事”的意味，几乎断绝了其他人想继续拿此事做文章的可能。

与此同时，其他军方大佬一看，顿觉这案子也不过如此，虽说朱可夫搜刮了号称足足七大车皮好东西，但其中真正值钱的也没多少，例如金戒指金项链加起来才30多件，绝大部分都是不怎么很值钱的家具，这些玩意儿随便换个上校都能轻松搞到，要按查此案的标准去查别人，那苏军还不得被掀个底朝天？眼下能保全朱可夫，那便是保全了整个军方。于是，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华西列夫斯基等老战友纷纷出手求情，朱可夫这才没有遭到进一步处罚。

毫无疑问，在这一来一往中，贝利亚充当了朱可夫乃至苏联军方的“救世主”。当然了，前者并非善人，他这样做有自己的目的，正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与军方交好，巩固自己的权势。不得不说，贝利亚的手段确实非常高明，表面上是在落井下石，讨好了上司斯大林，实际上又让真正的受害者免遭进一步伤害。朱可夫伤皮不伤骨，保留了日后东山再起的可能，大伙儿皆大欢喜。

从朱可夫整个生涯后半段在苏联政坛上的表现来看，与其军事才华相比，其政治能力用“拙劣”来形容都不太夸张。此君是个直肠子，不会玩弄手段，更看不出那些操作背后的深层含义。在1946年的案子中，贝利亚显然有恩于朱可夫，但恐怕在后者看来，数不清的苏军将领犯了同样的错，只有自己被抓了典型，不但自己的家都被抄了，还让人一脚踹到了没啥存在感的乌拉尔军区，这难道不是种羞辱？即便朱可夫并没有因此记恨贝利亚，但他也因此领教了内务系统这个特殊国家机器的恐怖，本身苏军将领大多对秘密警察们就心存芥蒂，如此一来就更不愿信任对方了。

表面上，这是苏联高层几大势力间的斗法，但从深远处看，笔者认为这恐怕是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精心做的一个局。

首先，正如我们刚刚所说，二战结束后，几大集团争权逐利，权力中心的斗争愈发尖锐，而战争又催生了朱可夫这样的超级明星，其声望甚至一度盖过苏联最高领袖，这些都让斯大林倍感不安。在如此敏感的时间点上，斯大林急需抓个典型，即便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整垮谁，而“七大车皮”这事儿恰巧撞到了枪口上。显然，这件事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从斯大林的视角来看，自己想要下手整人，连朱可夫这种级别的角色都如同砧板上的鱼肉，任人玩弄，这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自己心中的忧虑，因此也乐得点到即止。同时，让自己的心腹阿巴库莫夫出面充当了“搅屎棍”，强行让军方和内务部间产生些不愉快，让彼此相互猜忌，确保他们不会联手搞事。

其次，从更长远来看，贝利亚掌握着可怕的国家机器，手握数十万内务部队，他还攥着几乎所有人的黑料，在下一轮权力角逐中，其他人已经落后一大截。倘若贝利亚再争取到了军方的支持，那么苏联将迎来一位手握超级权力的统治者，这与列宁同志“集体领导”的原则直接相悖，斯大林绝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发生。虽然眼下自己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同贝利亚是政治盟友，但毕竟最高席位只有一把，谁也不能保证为了争夺它，双方日后会做出怎样出格的事。而斯大林想要确保的，就是尽可能削弱贝利亚对整个国家体系的把控。

果然，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意外逝世，贝利亚立刻利用职权之便抢占了先机，距离头把交椅仅一步之遥。关键时刻，本着对秘密警察的极度不信任，以朱可夫为代表的军方最终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贝利亚反对者的一边，以迅雷之势除掉了这位超级权臣。谁又能想象，当年被整得走投无路，险些断送了整个生涯的朱可夫，居然成了改写历史的关键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罪臣”朱可夫又被轻描淡写地调回了权力核心，获得了候补委员的身份。或许当年那一通折腾，正是斯大林有意的安排；而他的得力干将朱可夫，无意中为他打了最后一场胜仗。至于半路杀出个赫鲁晓夫抢走了胜利的果实，把苏联带到了另一条道路上，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