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双面人！杨登瀛一生说不清自己身份，临终自白周总理知道我

1975年冬天，一个看似平常的午后，上海市第二医院的一间病房内，躺在病床上的老人突然要求见当地公安部门的负责人。当时已是重病缠身的他，用微弱的声音对赶来的干部说：＂我叫杨登瀛，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组织......＂。这位老人在临终前的自白，揭开了一段尘封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他是民国时期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人物，既是国民党中统的高层，又与中共地下党保持着神秘联系。他左右逢源，在租界、国民党、帮会之间游刃有余，却始终保持着对进步力量的支持。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他为什么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执着地要向组织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

一、早年求学与归国发展（1893-1925）

1893年初春，广东香山县前山白石村一户殷实人家迎来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就是后来的杨登瀛，本名鲍君甫。鲍家世代经商，家中开设了茶庄，经营茶叶贸易，与香港、澳门的商人往来密切。

鲍君甫自幼聪慧，在私塾读书时就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1911年，十八岁的鲍君甫在家族支持下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深造。当时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此求学。鲍君甫选择就读政治经济学部，这个选择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早稻田大学求学期间，鲍君甫不仅刻苦学习专业课程，还广泛阅读日文报刊，深入了解日本社会。他经常参加中国留学生的读书会，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1914年，他开始为《大阪每日新闻》投稿，分析中日贸易形势，引起了日本商界的关注。

1916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鲍君甫进入大阪市日支经济通译社工作。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日本各界人士，建立起广泛的人脉关系。他不仅担任译员，还继续为多家日本通讯社撰写有关中国时局的文章，逐渐在日本新闻界树立起权威形象。

1919年，在日本生活了八年的鲍君甫决定回国。此时的他已经改名为杨登瀛，这个名字由他在日本结识的一位占卜大师所取，寓意＂登高瀛海＂。回国前，他专门拜访了在日本的几位重要商界人士，为今后在上海的发展铺路。

抵达上海后，杨登瀛先是在日本人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任职。这个职位虽然不显眼，但却给了他一个绝佳的社交平台。他一边继续为日本通讯社撰稿，保持与日本方面的联系，一边积极结交上海的各界人士。他经常出入书店、咖啡馆，与文化界人士交往，同时也注意与商界保持联系。

1920年至1925年间，杨登瀛逐步确立了自己在上海的地位。他精通日语，熟悉日本国情，这个特长使他成为上海与日本之间重要的沟通桥梁。他先后担任多家日资企业的顾问，并开始在《申报》等中文报刊发表文章，分析国际形势。这段时期，他还开设了一家日语补习学校，既为维持生计，也为扩大社交圈子。

二、结识各方势力（1925-1928）

1925年，上海已经发展成为远东最大的商业中心，各方势力在此盘根错节。这一年的春天，杨登瀛在伊文思洋行书店购买日文书籍时，与青帮骨干杨剑虹不期而遇。两人因同是广东人而相谈甚欢，这次偶遇为杨登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杨剑虹当时担任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在码头、工厂都有很大影响力。通过杨剑虹的引荐，杨登瀛开始接触上海的帮会势力。他经常出入位于北四川路的一家茶楼，这里是帮会人物议事的重要场所。在茶楼里，杨登瀛不仅结识了众多帮会人物，还了解到许多上海滩的秘闻轶事。

1926年初，杨登瀛在日语补习学校认识了中共党员陈养山。陈养山表面上是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的一名普通职员，实际上负责将大量进步书刊从广州运往上海，再分发到全国各地。杨登瀛与陈养山因共同的文化兴趣而熟络起来，两人经常在法租界的咖啡馆讨论时局。

这一时期，杨登瀛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他开始频繁出入公共租界的跑马厅，在那里结识了几位英国商人。这些商人看重他的语言才能和广泛人脉，经常邀请他参加商业洽谈。同时，他还通过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关系，与日本在沪商界保持着密切联系。

1927年初，上海局势日趋紧张。杨登瀛通过陈养山认识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些成员，包括在文化界颇有影响力的沈雁冰、赵子昂等人。他们经常在一家名为＂共和茶园＂的小店聚会，讨论文化和时政话题。

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杨登瀛因发表不当言论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得到了蔡元培等人的营救。这次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上海滩势力之复杂，也让他在处事方式上更加谨慎。

出狱后，杨登瀛表面上减少了社交活动，实际上却在暗中发展着更复杂的关系网。他开始在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定期会见各方人士，这家咖啡馆后来成为重要的情报交换地点。他还通过杨剑虹的关系，认识了一些国民党要员，为日后进入中统埋下伏笔。

1928年初，当蒋介石重新掌权后，上海的政治气候再次发生变化。杨登瀛凭借着与各方的关系，不仅安然度过了这段动荡时期，还在其中找到了新的发展机会。他开始频繁出入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同时又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着与地下党的联系。

三、双重身份的确立（1928-1932）

1928年夏天，经过杨剑虹的引荐，杨登瀛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他以日本通的身份被安排在情报科，负责收集整理与日本相关的情报。这个职位让他获得了合法的身份，也为他的双重情报工作提供了掩护。

同年秋天，杨登瀛在北四川路租下了一间两层楼的房子，对外以＂远东贸易咨询处＂的名义开展业务。一楼是营业场所，二楼则成为他会见各方人士的秘密据点。这个办事处的位置十分巧妙，既靠近公共租界，又临近法租界，方便他在不同势力范围之间穿梭。

1929年初，通过陈养山的引荐，杨登瀛与中共地下党员陈赓建立了联系。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法租界一家名为＂东方茶社＂的小店。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约定每次见面都选在不同的地点，并使用预先商定的暗号。这种联系一直持续到1932年。

在中统任职期间，杨登瀛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利用与日本方面的关系，为中统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同时，他又巧妙地将一些中统的情报透露给地下党，帮助他们躲避追捕。他在办事处接待的客人中，既有中统的特务，也有地下党的联络员，还有租界的洋人和帮会中人。

1930年，杨登瀛的办事处成为上海滩一个重要的情报交换站。他通过在日本通讯社的关系，获得了大量日本的政治经济信息。这些信息经过筛选后，一部分上报给中统，一部分则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地下党。为了确保安全，他还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上租了一间公寓，专门用来存放重要文件。

1931年，杨登瀛开始与租界的英美商人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他经常在外滩的沙逊大厦和汇丰银行大楼出入，与外国商人谈生意。这些商业活动不仅为他提供了经济来源，也为他的情报工作提供了新的渠道。

这一时期，他多次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进步人士脱离险境。有一次，一位被中统追捕的地下党员在他的办事处暂避，他立即安排人将其转移到法租界的安全住所。另一次，他得知中统要在虹口区进行大规模搜捕，提前通过陈赓向地下党通报了这一消息。

1932年初，杨登瀛的活动引起了中统内部一些人的怀疑。为了消除疑虑，他主动向上级提供了一些看似重要实则无关紧要的情报，同时减少了与地下党的直接接触，改用更隐蔽的方式传递信息。他在远东贸易咨询处增加了几名职员，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他精心挑选的助手，负责不同方面的联络工作。

四、抗战时期的特殊贡献（1932-1945）

1932年末，随着＂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上海局势骤然紧张。杨登瀛的远东贸易咨询处成为各方势力关注的焦点。他利用与日方的关系，打探到日军在上海的部署情况，并通过秘密渠道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中方相关部门。

1933年春，杨登瀛在中统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被任命为沪上特务处副处长。这个职务让他能够接触到更多机密情报。他设法将一批重要的军事情报通过地下党员转交给中共。同年夏天，他还协助several名进步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避免了被捕的危险。

1935年，杨登瀛在虹口区开设了一家名为＂东方文化交流所＂的机构，表面上经营日语教学和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收集点。他从日本请来几位教师，其中有两位实际上是他在早稻田大学时期的同学，通过他们建立起了与日本国内进步势力的联系。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杨登瀛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他一方面要应付中统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维持与日方的表面关系，同时暗中为抗日工作提供帮助。在这期间，他通过各种渠道为地下党传递了大量情报，包括日军的军事部署、后勤补给等重要信息。

1939年初，杨登瀛遇到了一次重大危机。一名中统的密探发现他与可疑人物接触，准备向上级报告。他立即启动了早已准备好的应急方案，通过青帮的关系将这名密探调离上海，化解了这次危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杨登瀛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但他仍然通过巧妙的方式继续工作。他利用东方文化交流所的掩护，将情报藏在日语教材中传递。有时还假借举办文化活动之名，实则进行秘密会晤。

1943年，杨登瀛在黄浦区的一家茶馆内设立了秘密联络点。这家茶馆的老板是他的亲信，专门负责接收各方传来的消息。期间，他多次协助地下党转移重要文件和人员，其中包括几位在文化界有重要影响的进步人士。

1944年底，局势开始发生变化。杨登瀛预感到日本即将战败，开始着手处理各种文件，将重要资料分别转移到安全地点。他同时通过各种渠道，为战后局势的变化做准备。在这一年里，他还帮助多位爱国人士脱离了危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杨登瀛将收集到的大量有关日军在上海活动的情报，通过地下党员转交给了中共。这些情报对接管上海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还利用自己在帮会中的影响力，协调了一些地方势力，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混乱。

五、解放后的生活轨迹（1945-1960）

1945年10月，上海解放后，杨登瀛主动向新政府汇报了自己的特殊经历。他详细交代了在中统任职期间的活动，以及为地下党工作的具体情况。新政府经过严格审查，确认了他在抗战期间为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

1946年春，杨登瀛被任命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他开始整理战时收集的大量资料，记录下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其中包括了大量关于上海地下党活动的珍贵史料，这些材料后来成为研究抗战时期上海地下斗争的重要依据。

1947年，杨登瀛参与了上海市政府组织的＂旧档案整理工作组＂。他利用自己熟悉多国语言的优势，对大量外文档案进行翻译和整理。在这项工作中，他发现了不少关于租界时期上海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为后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杨登瀛被调往上海市外事办公室工作。他负责接待来访的日本友好人士，其中包括了一些战时与他有过秘密联系的进步人士。通过这些活动，他为促进中日民间友好做出了贡献。

1951年，杨登瀛开始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担任日语教师。他将自己多年的语言经验和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传授给学生。他编写的教材中加入了大量实际案例，这些案例多来自他在战时的亲身经历。

1953年，杨登瀛应邀参加了全国政协举办的＂抗日战争史料征集会议＂。在会议上，他提供了大量关于上海沦陷时期地下工作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收入《中国抗日战争史料汇编》，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1955年，杨登瀛参与了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工作。他负责撰写有关近代上海对外关系的部分，特别是有关租界时期的历史。他的记述详实准确，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1957年，他开始专注于回忆录的写作。这部回忆录详细记录了他在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经历，以及与各方势力打交道的复杂过程。这些记录为研究抗战时期上海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独特视角。

1959年，杨登瀛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上海市举办的＂抗战胜利14周年纪念会＂上。会后，他将自己收藏的最后一批文献资料捐赠给了上海档案馆，这些资料包括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和文件。

1960年初，杨登瀛在整理旧居时，发现了一些战时隐藏的文件。这些文件记录了他与各方势力联系的详细情况，以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他将这些文件分类整理后，全部移交给了有关部门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