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我才5岁半，哥哥送我去上女子小学，满屋里坐的都是十四、五岁，十二、三岁的女同学。待一会老师领我们站在五色国旗下面，由黄香谷老师、李子善先生带着我们向五色国旗行了三鞠躬礼，又向老师三鞠躬，同学相互行了一鞠躬礼，然后把我们领到教室里。教室是三间东房，里边桌子、凳子、讲台和黑板等都预备好了。老师这时站在讲台上给我们发书。这些书是语文、算术、修身共三本，然后老师说，明天八点钟以前来上学。从此，滕县女子小学就成立起来了。
这虽然是建立了一座普通小学，却是一件大喜事。因为，从古以来，都是重男轻女，有一句最能体现压迫、轻视妇女的话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无才，才能甘当奴隶，不知反抗。所以，从来没办过女子学校，这是第一次，因此说这是一件大喜事。我是第一届学生，从1912年以后，一直在那里上到了五年级，1918年我才离开这学校，上了济南女子职业学校。
学校最初设在县城西北隅黄增朴（字荆叔）先生的私宅，房主人黄先生是名誉校长。1915年学校改为县立，称滕县县立女子国民学校。黄香谷是第一位老师，他担任了语文、算术、修身三门课的教学。黄老师是山东高等学堂毕业，曾经留学过日本，参加了同盟会，满腔激情地投入革命，目的是在推翻满清政府。此时清政府刚被推翻，正是建设民国的时候，所以他对于这个学校不单是一般的教书，而是把她当作革命事业，提倡男女平等，提高女子思想觉悟和女权。所以，他非常热心而又认真地进行教学。当时学生有二、三十位(三间房子坐满了)。后来，因为这些学生中有的订了婚，她的婆婆家反对上学而被迫退学；有的父母受不了别人的讽刺、讥笑，被迫让孩子退学；还有的学生不愿意学习而退学。因此，一年以后，学生就比原来少了一半。在第二年的暑假后又招了一班，把原来的空位子腾在一块，让她们坐上，这样，一个教室里就有两个班级，变成复式编制的学校。但老师还是尽心尽力，认认真真地教。到了第三年，又有一些退学的，接着又招了一些女生，这样一个教室里就有三个年级了，到第四年时，一个教室里成了四个年级，但老师仍是认真地、逐个年级地教，引导学生认真地学。当时的学制是四年初小，三年高小，一共七年。到了第六年、第七年学生就纷纷地到济南参加女子师范的考试。而一九一八年，就有一个同学叫王国贞的，当时才六年级，就考上了女子师范。到一九一九年又有刘静泉和我也考上了女子师范，而且是插班。王国贞在师范第七班甲级，刘静泉和我在女子师范第七班乙级。一九二〇年春节，黄玉秀就考上师范九班了。1920年暑假，姚芝芳和巩庆荣又考上女子师范的十班。从开学到毕业这一班还有十个人，就有六个学生考上了师范，还有一个学生叫任玉贞的考上了省立茧业学校，也是个中级技术学校。那就是说，这一班十个人有七个人升学考上了师范和茧业学校。在滕县就是男子小学和后来办的女子小学，这样高的升学率，我觉得还是不多的。我虽然没有做具体的调查，但毕业升学的人回来还都得在滕县工作。有这么些升学的，主要是当时老师培养的结果，学生们认认真真地学，才能考上高一级的学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黄香谷老师他本人是主张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拯救民族危亡的。他把教学不是单纯地看作是自己的职业问题，而是当作整个革命事业来做的。所以他热情地教，以致出现这样好的成绩。
我记不甚清了，最早是1913年，最晚是1914年，这段时间又请了一位女老师，姓孔，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她叫孔繁纯。她是我们县孔军的女儿，她曾在保定上过学，所以，她很早就当了教员。她教我们音乐、体操、手工、图画，她也教得很认真。在那时候我很小，她就教我用钩针织小孩的鞋子、帽子、围巾、手套什么的。这些我很小就会织了。织得一件一件的。一根线就能织出东西来，以至我祖母感到惊奇，来了客人时，祖母就拿出来给人们看，让大家欣赏，孔老师来的时间我已记不清了，具体情况可问一下她的儿子就明白了。她的儿子叫姚汉源，是我们现代的水利专家。我刚到那学校的时候是五周岁半，当时别的同学都已十几岁了，我是当时最小的学生。我到八七年实足年龄八十一岁，比我大的同学现时健在的已经不多了。
后来我听说这学校搬迁到火神庙街一段时期。我没有去过，那时我正在济南上学。到了1921年或者是1922年，滕县学校常驻兵，那时王仲阳先生担任教育局长，并兼任女子学校的校长，学校这时已搬到了“大学”（文庙）西北部西斋，后来扩充至文庙大成殿后，作为正式校址，改称滕县县立第三小学（俗称“三高”）。王仲阳先生怕兵占学校，就叫我和我的邻居刘静泉来校给学生上课(我和刘静泉是女师的同班同学)。这样，兵就不能来驻了。我俩就答应了他，在校教了一暑假的课。
1924年2月到1928年6月我在这个学校里当教员。起初是一个女师同学王淑兰当校长，后来是秦子元先生当校长，那时，滕县在女子师范毕业的，能担任讲课的很少，不够用的，往往到外县去请老师，有时请来老师一看课本，觉得不能教，就回去了。可是秦校长为人厚道，常想法给他们调课，使他们能在这学校教下去，也算她们没白来，走了，我们也能对得起她们。我是本地的老师，校长常给我商议，比如说，地理课外县老师不能教。校长问我，能教地理吗？我说，我能教，因为我当初上学时，不是为了当教员，要教何门功课而学的。我父亲叫我学习为了投考协和医学院，凡是考试的功课我都是努力学习的。所以我也很愿意帮助这个新来的老师。我就愉快地接过来教了。我过去当学生的时候，最敬重两位老师，一位是李子善先生，一位是刘仲昌先生。这两位老师讲书的特点是，从来不看书，从来都是看着学生来讲书，学生注意力也集中，他们讲的重点也都清楚，所以我喜欢听这两位老师的讲课。要让我今天来讲地理、自然这些功课，我也会学他们的，我备好课，不看书，看着学生讲。这样一来，学生听得有兴趣，哪一门课也都有重点。因此，教了一门功课又重新温习了一次，我也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在这个学校里教了四年半，虽然学校里请我当六年级的语文、数学教员，我却打了四年半杂，自然、卫生、地理、历史、算术等，什么我都教过。
没想到1928年暑假，北伐军打到山东，五月打到了济南，发生了五三惨案，日本占领济南。北伐军队驻在泰安，省政府就设在泰安。当时办了一补习班，为全山东省各县的小学教员、校长和教育局长开办的。去的人很多，近两千人参加考试，进行录取。当时我也参加了考试，是滕县教育局送去的。没想到在这场考试中，常识试卷(包括地理、历史、自然、卫生、教育学、数学等一些常识，共一百道题，每题一分，可是如错一道题还得倒扣一分，这样错了一道题，就只能得九十八分了。因此，这一次考试很多很多的人不及格)，我却得了八十六分，只错了七道题。在常识考试中我的试卷是第一名，这是我想不到的。各位老师由于专教一门，而其它门课差不多都忘了，我当时正年富力强，且刚刚教完，我就自然成了那一场考试常识题目中的第一名了。
学习班中的职员崔纫秋先生看中了我的试卷，认为得这么多分数了不起，因而她愿意留下我，等济南惨案解决以后，山东省府回济南，她接管一所学校当校长(当时她正聘请老师，我考的分数多，她认为教学成绩必然好)，让我留下来当她的教员。当年冬天我得了肝炎病，回了老家，没能和她一块去济南。冬天，济宁山东省立第三职业学校来请女老师，并且当女生部的主任。我就上那里去了。我弟弟年纪小，我同时也带他上那里去考学。到了一九三〇年，我去济南，被崔纫秋先生留下。我就在女子师范附小一气当了七年半的教员。这七年半的时间里，我受到了锻练，并且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可以说，不论崔纫秋先生让我教什么课，我是有把握教会学生的。当时就成了这么一个教员。
我所以能够这样，也是在滕县县立女子学校四年半什么都教过，并且认真努力教的结果。我是在这个学校开始上学启蒙认字的。由于当时只五岁半，年龄小、能力差、成绩不多好，可是后来我到了女子职业学校、女子师范学校里成绩比她们还要好。我的算术还是很少有差错，一般题都能算上来，难题也知道怎样进行分析和解决。这些进步，都是滕县县立女子小学培养的结果。所以说，我的成绩一大半是在此校的培养下取得的，我终生不忘这个学校。当时在反对封建，开创了女子就学的新风尚，这也是我们滕县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啊！
我离开滕县以后了解到的情况，女子小学不断发展，学生一度达到了二三百人，1937年底以日军逼近县城而停办。滕县沦陷期间，日伪公署组织恢复办学，称滕县县立文庙女子小学，抗战胜利前，学生一度达到过近五百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忙于内战，学校从此停办。
这所女子小学从1912年创办，共经历了34年，为现代滕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妇女的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创办女学的开明之士黄增朴先生，首开滕县女子入学之先河，为邑人所敬仰，也应当为历史所铭记。
（写于1986年）
作者简介：颜道慈（1906—1993），字心存，女，滕州大颜楼村人。系辛亥革命知名人士颜兰亭先生之次女、我国科学家颜道岸教授的二姐。1924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后在北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一生节俭，逝世后，把一生积蓄全部捐献给了“宋庆龄慈善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