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历史上湖北的先贤们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
现代汉语中的“楚辞”，有两个义项：一是指战国时期，以出生于今湖北秭归的屈原和出生于湖北宜城的宋玉为代表的楚国文人所创作的一种文学体裁。
二是指西汉时期的刘向所编辑的收录楚辞体的文学作品著作——《楚辞》。
作为文学体裁的楚辞，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一是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宋朝黄伯思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二是它在表现手法上，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特色。
可能是受当时楚地巫术、巫歌盛行的影响，大部分作品都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作者大胆想象，用现代无人机的全方位视觉，上天入地，飘忽六合，遨游九州。而且感情奔放，词藻华丽，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憾!
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湘夫人
它与《诗经》的用质朴语言来写人叙事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形成了互补。
两部文学作品，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坛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的先河！
三是与《诗经》的那种多以规整的四言句相比，楚辞在写作手法上更为灵活，绝大部分作品句子或长或短，以满足表达的需要。
只有极少的作品，如屈原的《橘颂》等，可能是受《诗经》的影响，采用了四言句。
刘向辑录的《楚辞》一经问世，打破了诗歌在《诗经》之后两三百年沉寂的局面，并成为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在诗坛上异彩纷呈！
后人抽出《诗经》中《国风》的“风”字和《楚辞》中《离骚》“骚”字，组成“风骚”一词，来泛指文学，并且把诗人称为“骚人”，可见它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巨大。
有人认为，《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要大于《诗经》。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屈原等人创作的楚辞，“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①以上”。
鲁迅先生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我国的四大文学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中，皆不同程度的都存有它的影子。
由于刘向所编辑的《楚辞》，早已散佚。人们对《楚辞》的研究，是以王逸编著的为《楚辞》作注的《楚辞章句》为底本的。
王逸
王逸生活的时代毕竟距现在也近两千年了，所以他所著的《楚辞章句》，连同《后汉书》记载的他所著的赋、诔、书、论等各体作品二十一篇,并作《汉诗》一百二十三篇一起，也早已散佚了。
幸亏宋朝洪兴祖著了一部《楚辞补注》，这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为《楚辞》作注的原装本了。
所谓“补注”，就是对王逸的《楚辞章句》中他认为说得不详细，或是疏误的地方，进行补充注释。
好在他对《楚辞章句》原文只字未动。哪怕是对文中不知是原作者的笔误，还是在刊刻中出现的明显的错别字，他都保留了下来。只是在补注中加于说明。
他的补注排在王逸的注释后面，并在前面标上“补曰”二字以示区别。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楚辞章句》，就是删除了《楚辞补注》中有关“补曰”内容的本子。
王逸的《楚辞章句》依次收入了：战国时期楚人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的《九辩》、《招魂》，景差的《大招》，汉代人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共十七卷。
宋玉塑像
因为书中倒数第二卷《九叹》的作者是刘向，最后一卷《九思》的作者是王逸。
据此，人们认为，刘向先收录了其他八人的作品，编为十五卷，后又收入了自己的作品《九叹》，形成了十六卷本的《楚辞》。
王逸在为其作注时，又加上自己的作品《九思》，并且他也作了注，成为了十七卷本的《楚辞章句》。
不过，对于王逸为《九思》作注，历来有不同看法。如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就认为王逸不可能注解自己的文章，可能是其子王延寿作的注。
清代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这一观点作了反驳，说在王逸之前有《汉书·地理志》和《艺文志》自注的先例，之后又有谢灵运为《山居赋》自注，故王逸自注不足为奇。
再如清未学者俞樾又指出，《九思》注“思丁文兮圣明哲”这句时，把“丁”解释为“当”，指出王逸决不可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不知“丁”为“武丁”的简称，而解释成“当”，据此断定此篇非王逸自注。其实，这是刊刻之误亦未可知。
《九歌.云中君》中的云中君
因为近现代的学者，毕竟谁也没有见过刘向所编的《楚辞》。于是，部分学者又提出了新的观点。
他们认为，传到王逸手里的十六卷本《楚辞》，并不是刘向编的书的原貌。刘向只是收录了屈原、宋玉、景差三个楚国人的作品。汉代的那些仿楚辞作品，包括他自己的《九叹》，都是后来淮南小山等人续编的。
这种观点是根据史料得出的，还是仅仅只是一种猜想，不得而知。目前也还没有定论。
细思一下，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刘向将其命名为《楚辞》，有可能只是想收集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人的作品，即战国时期楚国人的作品。
因为后来的那些依据屈原、宋玉作品中提供的素材所仿写的作品，由于作者生活的时代不同，生活的地点和环境不同，毕竟已不是原汁原味的楚辞了。
《九歌·山鬼》中的山鬼
这就象生活在北方的人唱越剧，总让人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
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目前公认的影响最大，也是最权威的一部对《楚辞》注解的著作。
如唐代著名的学者李善编写《文选注》（“文选”，即俗称的《昭明文选》）一书时，对其中楚辞作品的注解，全部采用的是王逸的《楚辞章句》。
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这除了王逸学识渊愽和他任职校书郎，有丰富的藏书可资参考外，也与他所生活的环境和生活的时代有关。
王逸出生于楚国故都宜城，除了他说的“逸与屈原同土共国”外，而且与宋玉还同为乡里。他与宋玉辞世后均魂归故里。他的墓地（今宜城三中北面）与位于宜城南郊腊树园的宋玉墓地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
宜城修复的宋玉宅。宋玉墓位于其宅后面
他所生活的汉代，与屈宋生活的战国时期，也仅隔着一个只存续了15年的秦朝。
宋玉墓
因为去古未远，所以他对那些先贤们描写的自己故乡的山川地名、风俗习惯、物产及方言俚语显得非常熟悉。
如他在注释屈原的《离骚》中“夕揽洲之宿莽。”中的“宿莽”时说：“冬草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在注释“扈江离与辟芷兮”时，说“扈，被也，楚人名被曰扈。江离、辟芷皆香草名也。”类似的例子在书中俯首皆是。
《楚辞章句》对《楚辞》解读非常细致，笔者感到一个老师如果要讲解《楚辞》，你只要把《楚辞章句》中的相关内容稍加整理，就是一份很好的教案。
因为它每卷前均有序言，先介绍作者，然后介绍作品的创作背景、缘起及表现手法等，对读者领会作品的内容具有较好引领作用。
如说明屈原放逐沅湘间，深受民俗“信鬼而好祀”、“作乐鼓舞以乐诸神”的影响而作《九歌》。当他忧心忡忡，徘徊山泽，仰天叹息之时，看见楚先王庙和公卿祠堂壁上所绘天地山川神灵及古代贤圣行事之图画，便书壁呵问，以泄愤懑，遂成《天问》一篇。
一个对诗中所描写的环境不熟悉的人，是断难写出这么具体的创作缘由和背景的！
在序言后面的正文中，先解释题目，如对《离骚》的解释：“离，别也；骚，愁也。……言以放逐离别，……中心愁思，以风（通讽）谏君也。”
然后逐句解释，先解释字词，后解释句意。如对”凭不厌乎求索“解释：”凭，满也，楚人名满曰凭。言在位之人无有清洁之志。皆并进趣贪婪于财利。中心虽满，犹复求索，不知厌饱者也。“
先秦文学对后人特别是现代人本来是不友好的，因为它晦涩难懂。但有了这本《楚辞章句》，我们读《楚辞》就很方便了。
王逸的《楚辞章句》稍显不足的是它对作品的作者标注。
一是他上面标注的作者，不少遭到后人的质疑。
如《招魂》，王逸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
但从古至今都有人认为，作者不是宋玉，内容也不是宋玉在招屈原的魂。作者是屈原，是他在招楚怀王的魂。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作品中描写的主人公的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只能是王者。
再者，在诗的最后说：“魂兮归来，哀江南！”招魂的目的是把死者的灵魂引回到故乡。
江南本来就是楚国的领土，作者想把死者灵魂引回到江南，说明他不是死于楚国，结合当时的情况，这只能是作者奉命在为客死秦国的楚怀王在招魂。
现在的出版物上，已把该篇的作者署名为屈原。
再如《卜居》、《渔父》，王逸标注是屈原的作品，但历代都有人拍着胸说，这绝不会是屈原写的！
二是有些作品的作者，王逸自己也不能确定。
如他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
由此可见，对作者出现争论的主要是一些先秦的作品，他标注的《惜誓》的作者是贾谊，人们没有提出疑议。
至于有人提出《招隐士》的作者，王逸说是淮南小山，而《昭明文选》中标注的是刘安，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淮南小山是酷爱文学的淮南王刘安，招募的擅长写作的门客作诗写赋时用的集体笔名，有的作品可能就是集体创作的，刘安也可能参与了其中。所以标注刘安也未尝不可。
据文献记载，刘向的十六卷本《楚辞》本身也有注释。《楚辞章句》中所标的作者，应该是受到了原注释的一些影响。
这些为人们所喜爱的作品，到底是谁写的，刘向没说清楚，王逸没说清楚，历代为《楚辞》作注的人也无人说清楚！
不但是这些，说不清作者的或对作者有争议的先秦文章和著作何其多！
出现这种状况，笔者猜测，极有可能先秦时期，人们除了无版权意识，也不想用文章扬名立万。所以写完后，根本就没署名。
注释:
①诗三百:即《诗经》，它收录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共311篇，其中有六篇只有题目，没有内容，所以只有305篇。人们取其整数。称其为“诗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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