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长征”，是指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的红一方面军长征。

1934年10月初，博古等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向西部的湖南转移，目标是在那里活动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根据地。

此前，中央已经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率领红六军团前往湖南，“一为探路，二为诱敌”。

出发时，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机关人员共计8.6万人，红24师和地方部队共计1.6万人被留下，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进行游击战。

红军主力出发时的阵型为：红一、三军团做先锋，红八、九军团分居左右两翼，红五军团为后卫，军委纵队居中。

由于出发前，潘汉年、何长工就奉命与陈济棠达成了秘密协议，所以，第一、二、三道封锁线过得相对轻松，从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到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只用了20多天。

第三道封锁线突破后，蒋介石确定红军的方向是西边，于是命令何健率部尾追。

11月下旬，红军成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但因为湘江战役，红军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下了3万多人，红八军团因此撤销番号。“三人团”的军事领导能力受到严重质疑，博古自感责任重大，十分内疚。

12月上旬，红军翻越了广西和湖南的界山——老山界。此时，红军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是继续按照原定的计划，向湘西前进，与贺龙、萧克会师？还是放弃原计划，向别的方向转移？

为此，中央在湖南西南的通道县临时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次会议上，顾问李德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让追击的蒋军跑到红军前面去，红军在他们的后面向北前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然后在湘赣川三省交界处创建根据地。

毛主席听后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蒋介石已经洞悉了中央红军要和贺龙会师的计划，必定已经在路上设立了重重埋伏，此时如果继续北上，必将陷入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建议放弃原计划，继续向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支持。这次关键的调转行军方向，史称“通道转兵”。

据情报显示，当时蒋介石已经在湖南构筑了4道堡垒线，所投入的兵力是红军的五六倍，北上必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通道会议虽然只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却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李德的威信是一次重大打击，李德因此在会议期间托病离开，此前被李德罢免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朱德的提议下恢复了职务。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离开军事指挥位置二三年后，首次参加了这次军事会议，他临危不惧，果断决策，提出意见并被采纳，这是他重新获得指挥权的开始。极而言之，没有通道会议的基础，就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

通道会议后，红军向西进入贵州黎平县。此时，博古等人认为，红军进入贵州，已经避开了敌人的追击，应该继续执行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应该彻底放弃原先的会师计划，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贵州和四川边界建立根据地。

在黎平会议上，毛主席的主张再次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并形成了《黎平会议决议》的正式文件。文件中除了确定行军方向，还决定红军到达遵义后应召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后，李德、博古还不想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他们沿途一路争辩。为了彻底解决整个问题，必须进行组织上调整，让毛主席出来领导军事。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

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明确了红军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贵州北部和四川南部，并要求今后作战方针，军委必须向政治局报告，李德一家独断的指挥权至此被剥夺。

猴场会议后，李德、博古实际已经退出了军事指挥层。15天后，遵义会议召开，他们将进一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红军到达遵义后，中央根据《黎平会议决议》，召开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

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张闻天根据毛主席的发言，起草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主席等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主张，否定了李德、博古在军事问题上的主张。同时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三人团”。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迷惑调动追兵，奇迹般地突出重围。

遵义会议后，由于敌情所迫，一些重大决策还没有来得及落实，很多重要的工作还没来得及部署。所以，在遵义会议20多天之后，中央在云南召开了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并不是一次会议，而是在扎西的几个地方召开的系列会议。扎西会议有以下几个决议：

一、以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负责”，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前为李富春）；

二、通过《遵义会议决议》，确定日后发展方向；

三、讨论二、六军团行动方针问题，以及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问题；

四、讨论红军缩编问题，即著名的“扎西整编”。红一、三军团取消师级建制，编为4个团，五军团从3个团缩编为2个团，九军团一部编入一军团，一部编入三军团。

扎西整编是长征中最大的一次缩编，部队通过缩编和加强政治工作，更加适应机动作战的需要。

1935年3月10日，中央在遵义县苟坝村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会议上，大家都赞同打，毛主席认为此时不应该进行攻坚战，如果不能快速解决战斗，红军将陷入险境。但他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提着马灯找到周总理和朱老总，详细分析了战场态势。3月11日，大家重新讨论后，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有感于20多人讨论决定军事指挥会贻误战机，主席提议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3月12日，毛主席的提议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成。

苟坝会议确定了应对战争危机时的新的决策指挥体制，形成了精简、高效、统一的指挥系统，为日后战争状态下的指挥形式提供了极为有效的模式。

在四渡赤水期间，有人对红军走弓背路，不走弓弦路提出了疑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5月12日，中央在四川会理城召开了会理会议。在会上，大家批评了个别同志的错误意见，并做出红军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师的决定。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懋功胜利会师。为了确定两大主力会师后的行动方向问题，6月26日，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两河口会议。

周总理在这次会议上做报告，并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随后，中央做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一、四方面军各部队陆续开拔，分路北进。

8月上旬，中央在沙窝召开会议，决定加强两个方面军的统一指挥和领导，并积极推动张国焘执行北上方针。

8月下旬，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北上之后，应该向东（陕甘）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并强调左路军应该向右路军靠拢。

9月9日夜，中央率领一、三军团连夜北上，于9月12日抵达甘南的俄界，并在这里召开了俄界会议。

这次会议指出了张国焘的错误性质，强调了继续贯彻实施北上方针，确定了以游击战的形式打通国际。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主席任政委，单独北上。

会议后，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进入哈达铺，并在这里得到了刘志丹在陕北根据地的相关情况。中央随即召开哈达铺会议，将陕甘根据地定为红军的落脚点。

据统计，在长征途中，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议，其中重要的有32次。本文所列举的这些会议，则是最重要的几次会议。如有补充，请在下方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