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民众与外国教会的矛盾以及特大旱灾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因此义和团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

当然，除了民教矛盾、旱灾这两个主要原因外，各地兴起义和团也各有自己的具体原因。如山东冠县梨园屯之所以成为义和团的发源地，直接原因是因为教会与当地农民的土地纠纷。

当然每个人加入义和团也都有其具体原因。有些人是真信“神拳”，有些人是闲着没事干，有些人是跟风从众，有些人是为了借机报复平时与自己有仇的人，有的人是害怕被报复被义和团打击，

还有人是因为“当了义和团很‘热闹’；有机会练武术；在轻信的众人面前表演很有乐趣；在民众面前耀武扬威会产生很大的自我满足感。然而，这些个人动机并不能替代或涵盖更多人共同拥有的一些动机，例如，对朝廷的忠诚，排外思想，以及相信义和团能够消除外来势力、结束世纪之交祸及华北大部分地区的旱灾的社会心理等”。

而慈禧及端王、庄王、徐桐、刚毅等人之所以相信、支持义和团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虽身在高位却像底层民众一样愚昧无知，他们和义和团有着相同的文化惯习、思维方式、“操作系统”，一样排外守旧信“神”，而且越守旧就越偏执越排外。

如刚毅声称“夷人无种矣 ! 天下自是当太平”，八十多岁的守旧派领袖徐桐“每见西人，以扇掩面”，见到同事戴眼镜不高兴，见到儿子抽洋烟则罚跪，他甚至相信“阴门阵”。

而且就像义和团成员加入义和团各有自己动机一样，这些朝廷大员及慈禧支持义和团其实也各有自己的“小算盘”。

如赵舒翘其实不信义和团但出于自保而睁眼说瞎话；徐桐之所以成为义和团的铁杆粉丝，是因为他认为义和团能发扬“忠孝节廉”等“传统文化”，且他想借此更加赢得慈禧欢心而入军机处；而端王、慈禧之所以支持义和团其实主要因为贪图权力。

戊戌政变后，慈禧一直想废黜光绪，徐桐甚至建议封光绪为“昏德公”。但此举遭到刘坤一、孙家鼐、荣禄等重臣反对，更遭到外国反对，各国认为光绪开明，“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

各国对“大阿哥”一事更是非常冷淡，溥儁父亲端王通知各国使节前来“朝贺”，结果预备茶点等了三天没有任何国家响应。这让端王、慈禧很没面子觉得“洋人欺人太甚”，“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也，几于不共戴天之势”，

他们因此决定依仗“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来灭“洋人威风”，来一吐多年被“洋人”欺负的“怨气”。慈禧之前就因英日帮助康梁逃脱等事对列强“旦夕切齿，未尝一日忘报复”。

本质上，慈禧、端王以及在戊戌政变中得罪了光绪的刚毅、徐桐等顽固派其实是想借义和团之手来废光绪立“大阿哥”为帝。

从这个层面讲义和团运动其实是戊戌政变的演化发展，“庚子年‘拳匪之乱’是中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后来“西狩”的慈禧翻脸比翻书更快，在逃亡路上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严行查办，务绝根株”，命清军协助联军一起镇压义和团，仿佛“圣母皇太后”是纯洁无辜的“圣母”。

慈禧也不管与她“穿同一条裤子”的其他“祸首”了，她甚至认为刚毅、赵舒翘等大臣“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像扔臭袜子一样扔掉了这些“替罪羊”。

应各国公使要求，共有142位“祸首”被惩处，其中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被判斩立决发配边疆，载漪儿子的“大阿哥”之位也自然被废，庄王载勋被赐自尽……

义和团虽然源于平民与教民的矛盾，由来有自，但其中的盲目排外、落后无知、“乌合之众”、民粹主义，我们需要汲取其沉痛教训。

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教训是重大、惨痛的，首先它带来了巨大的民族劫难，造成了几百名外国人、几万名中国教民和几十万无辜国人的死亡，还导致了八国联军侵华及《辛丑条约》签订。

其次“求仁得仁”，义和团最终反过来打击了朝廷中的顽固守旧势力，让国人意识到“排外为野蛮为耻辱”，也沉重打击了清政府，迫使中国历史的巨钟回摆，迫使大清这艘破船革新，大清帝国的灭亡正式进入倒计时。

义和团兴起虽然有相对正常的缘由，但它客观上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浪潮的巨大退潮。“建立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义和团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坚决反对现代化，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是背道而驰的”。这也说明了中国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中外、新旧、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一味地盲目排外保守顽固是绝对行不通的。本文选自张守涛新书《浩荡七十年：大清衰亡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这是第一本全面立体真实书写中国早期现代化、以人物为脉络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本书内容严谨史料丰富，论证充分文史融合，观点独特语言生动，众多名家推荐，注重突出经世致用、大变局、现代化，有较强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入选当当中国历史好评榜、热卖榜（点下方图片即可在当当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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