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史上，陈独秀一定时间、一定程度上，是个颇为复杂的人物。

陈独秀领导过新文化运动，也是五四运动主要的主要推动者，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在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成为党早期主要领导人。

‌然而，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坚持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这客观上造成了党内路线上的分歧。

导致前期他的贡献有多大，后期争议也就有多大。但有一点，无论客观上造成了好或坏的结果，他始终秉承自己的内心，站到世俗和强权的对立面。

和他一生亦敌亦友的胡适，给陈独秀的评价是“终身反对派”，陈自己对此也深以为然。

纵观其一生，从十六、七岁反科举，到二十多岁反清廷，再到反军阀，反孔教，反旧文学，反国民党独裁专制，再到反共产国际肆意干涉，反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等等，他一生铁骨铮铮，从未屈服。

一个人自然不可沉湎于过去，但是现实中的种种行为，却往往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映射。

陈独秀，1879年（清光绪五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城。父亲陈衍中曾考中秀才，但在陈独秀不满两岁的时候，他就已经逝世。

随后陈独秀，就过嗣给了叔父陈衍庶，这个在科举时代，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人。

陈衍庶，23岁时就中了举人，之后就官运亨通，在山东治理黄河有功，被山东巡抚张耀保举荐直隶州用。后调往盛京(即今沈阳)办理文案，又得盛京将军裕禄赏识，署奉天府军粮同知，之后历任怀德、柳河等地知县。

因此陈独秀实际上为叔父所养育，陈衍庶在东北为官期间，一度还把他带在身边，跟着叔父，陈独秀还有了初步的书法启蒙。

书法，学过的都知道，是一门颇费年功的艺术。对于陈独秀这种颇有些完美主义的人来说，既然有了开端，自然是一件“活到老，练到老”的，伴随终身的事情。

直到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入狱，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大画家刘海粟，甚至监狱看守，

都一直有人找他求字。可见他在书法上，也有相当的造诣。

所以我常说，“逆境出人才”是错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才，都于至少成长中产阶级家庭及以上。家长要教育孩子成才，“身教永远大于言传”，还要多给他试错改错的机会，而不是没苦硬吃，动则得辄。

但即使在传统封建官宦家庭，还算无忧无忧的长大。陈独秀长大后的一切行为，似乎与封建社会的一切教条、规矩、束缚格格不入。

虽然自幼聪颖，陈独秀不喜欢四书五经、八股文，而喜欢南朝梁萧统的《昭明文选》。此书内容活泼、文字清新，思想比较自由，不像四书五经、八股文那样。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昭明文选》也在受批判之列，“选学”被斥为“妖孽”，所以陈独秀成名后，还自谑少年时期是“选学妖孽”。

除了“选学”，陈独秀也对西学有着强烈兴趣，在那个一股留学生赴日的浪潮中，陈独秀怀揣中救国救民的迫切希望，东渡日本，足足有五次之多。

那时候出国方便，没有护照之类。中国政府对于出国，也基本采取放任的态度。只要你有钱，什么时候愿意去日本，你就去，什么时候愿意回国，你就回。

而日本方面，对于中国人，也绝对许其自由出入，当时去日本的旅费也不贵。以1915年为例:由上海乘日轮到日本横滨船票，统舱，只需15元国币;而坐船由上海到长崎，再乘火车到东京更便宜，船票7.5元国币，火车7.5日元。当时国币与日元币值几乎相等。

陈独秀赴日本，先入读东京正则英语学校，专攻英语。三年以后，他竟然为当时著名的群益书社，编辑出版了一部足有四册之多的，《模范英文教本》教材。

除英文外，他还顺便学习了法文，这无疑与他独钟法兰西文明，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有关。后来他创办《青年杂志》，也就是《新青年》，封面上，用的就是法语词“LA JEUNSSE”。

回国后，靠留学打下的一点法语基础，大概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就接替好友苏曼殊，把《惨社会》，也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的翻译，从第十一回下半回，续到第十四回。

上海镜今书局在1904年底印出了单行本，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为“苏子谷、陈同译”。

因是出于这样两位名人之手，又是我国第一次翻译雨果名著、所以，以后一版再版，在我国翻译史上也极具地位。

陈独秀在日本期间，还接触到地理学，这一当时对国人较新的学科，并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后来在杭州陆军小学教历史地理，贯彻启蒙教育，也是此时打下的基础。

他不仅能教，也能写，《扬子江形势论略》，就是一篇杰出的地理学著作。

该著从四川上游开始，到东海出口，围绕长寿、荆州、岳州(今岳阳)、武汉、九江与南昌、三山(小孤山、马当山、金鸡山)、安庆、芜湖、金陵(南京)、镇江、吴淞口等十几个要镇为中心，详细叙述了万里扬子江各个江段的地形地貌、水文交通(如江水迂回曲折的流向、水中流沙的运动、潮汐规律与江水涸涨等)、军事教训、历史变故等种种情况。

断断续续几年，他就会了英语、法语，还通晓了地理学。这留学，应该说颇具含金量了。不仅如此，在日本，陈独秀还干了一件在当时惊天动地、离经叛道的大事。

当时，清政府派遣留日学生的监督姚文甫，无理压制学生，并阻挠学生学习军事。1903年3月31日，陈独秀约同张继、邹容、翁浩、王孝慎等人，以姚某生活腐化堕落，强占老师之妾，败坏了中国人的声誉，有损国格人格为由，闯入姚宅。

“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割掉了姚文甫的辫子，发抒割发代首之恨，还把姚的辫子悬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屋梁上，上书“禽兽姚文甫之辫”，使姚威信扫地。

事情闹得这么大，陈独秀不得不回国暂避风头。

在较为消沉的日子里，刚好好友苏曼殊信佛，甚至削发为僧，学习梵文。陈独秀就送他一本英文版《梵文典》，苏曼殊竟把他翻译了过来出版了，还请参加章太炎组织的，亚洲和亲会的印度革命家，前来帮忙校正。

但据后来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向当时与陈、苏住在一起的邓仲纯了解，翻译《梵文典》，其实是俩人共同完成的。陈独秀不知什么时候，居然又学习了梵文，这门号称世界最难的语言。

当然，他所做的这些，家人是难以理解的。他们以陈独秀不成家立业，则心性难定为由，为他介绍了安庆府统领高登科的大女儿高大众，两人虽然算得上门当户对，可一来是包办婚姻，二来此时陈独秀心向事业，两人几乎毫无感情交流可言。

反而因此认识了妻子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

高君曼在北京师范学习过，称得上才貌双全。两人越来越投契，渐渐坠人情网，姐夫和小姨子的爱情，简直是“乱伦”，在封建社会骇人听闻，在乡下是要被浸猪笼的。

叔叔陈衍庶因此与陈独秀脱离了关系，并把其轰出家门。高君曼的行为，作为霍邱将军的父亲高登科，自然也是坚决反对。于是，她也像陈独秀那样，被迫离家出走。两人从此做了一对亡命鸳鸯。

我们不能因为陈独秀是伟人，就美化这种私生活，就像白居易硬要写《长恨歌》，去歌颂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所谓“爱情”一样。

只不过在那个急欲挣脱封建束缚的时代，人们对此，相对多了一份对勇气和自由的包容。

每天更新干货内容，文章原创不易，承爱打赏点赞收藏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