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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8月中旬之初，苏俄政府调裴克斯回国，改派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越飞为《真理报》的创始人之一，曾任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即副外长)。

8月15日，越飞在裴克斯陪同下会晤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

越飞在开场白中说他将力谋中俄之亲善，顾维钧接着话茬说道：

“贵代表云力谋中俄之亲善，本总长以为目下有一绝好机会足以促进两国间之感情者，即贵国方面自动地撤退在外蒙之红军也。今日本总长于各项手续未经定备以前即向贵代表提及外蒙撤退红军问题，实因本国方面对于此事极为重视。贵国方面如能迅予办理，则为中俄间亲善之最好机会，且其他各问题亦必易于解决也。”

越飞答称此事将与其他各问题同样讨论，说当初苏俄出兵外蒙纯为剿灭旧俄白党，今日在撤军之前应确定办法。

顾维钧继言：

“外蒙撤兵问题，本国国民及舆论极为注重。…当时贵国出兵，事前既未征我同意，现在外蒙秩序业已复旧，贵国出兵的目的已达，自应从速撤退，表示诚意，俾免本国国民及舆论之误会。”

越飞说：

“现在红军驻在外蒙，对于蒙事并不干涉，而地方之秩序及通商之安宁，则赖以维持，故该处华人、俄人及蒙古人中颇有请求红军留驻外蒙古者在也。如果余电请本国政府将外蒙红军即日全数撤退，则中国方面、俄国方面或蒙古方面是否裨益，殊难逆料。”

1922年8月下旬，越飞与顾维钧连续晤谈了3次。

9月2日，越飞致函中国外交部，“再行提议，磋商关于双方之一切问题”，要求中方对拟议中的中俄会议的地点和日期提出意见。北京政府外交部于9月7日复函越飞，同意与越飞会谈，建议谈判地点定在北京，开议日期以早为好。

其时越飞要赴长春活动，会谈具体日期未能确定。

1922年9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向苏俄代表送交了一封函件，其中说：

绥远地区总商会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个呈文，控诉俄国新旧两党在外蒙古地区争战，致使当地中国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苏俄红军取胜以后，占据蒙地，久假不归，近来，苏俄在外蒙古地区遍设税卡，向中国内地人民征收苛税，扣留货物，拒绝中国内地人民前赴外蒙古。该商会恳求中国政府向俄国代表严重交涉，“先议定期撤兵撤卡，以示诚意”。

该函件说中国其他地区的商会也递交了类似呈文，中国国会也通过了决议，请求政府根据民意与苏俄严重交涉，要求俄方撤退驻外蒙古军队和税卡。

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函件接着说，裴克斯及越飞均声明苏俄无侵占外蒙古之野心，苏俄将会撤走在外蒙古的军队，但是迄今无有任何行动，最近更有上述种种行为，“现在中国人民对于此事非常注意，群情激昂，举国一致。为此，中国政府特向贵代表严重抗议。务希贵代表迅即电达劳农政府，速本历次宣言，于极短期间将现在驻蒙俄军及擅设税卡悉数撤废，以示贵国尊重本国领土主权之诚意，而使中国人民了解劳农政府对华之态度”。

苏俄代表越飞于10月14日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对中国外交部9月25日函件做出了答复。

这个洋洋三四千字的函件，对中国外交部的指责做了全面的反驳。

苏俄代表的复函说：

在与中国外交总长的面谈中，他坚持中俄两国间的各项问题要在会议中同时提出，一起讨论，不能将个别问题另外提出讨论，中国外长虽不以为然，但未从根本上反对，所以今日中国外交部提议将外蒙古问题在会前解决，与双方最初商定情形不符。

越飞接着说：

“中国最善良之人民，现极争持国家之自由，但其一致之意见，以为外蒙俄兵之立时撤退，不仅于俄人利益有所背驰，且与华人真实利益，亦实相反。”

关于中国内地商人申诉的外蒙设卡征税情形，越飞说这与苏俄军事当局无涉，外蒙一切内政都是由当地蒙古长官主持的。

越飞的复函说：

苏俄是迫不得已才进兵外蒙古和新疆的。苏俄一再向中国提议共同抗拒旧俄白党，中国对苏俄提议置之不理，而且采取仇视苏俄的政策，苏俄不得不进兵外蒙古和新疆。苏俄在进兵时曾声明一旦外蒙古的白党消灭、中国主权恢复，俄军就将撤走。消灭新疆的旧俄白党之后，虽然当地人民要求俄国军队留驻其间，苏俄还是按照旧日声明将军队撤离新疆。今日对待外蒙古也是一样，如果外蒙古的白党之害消除了，“虽蒙人亦要求俄国留兵其间，而俄国仍即撤退无疑也”。

越飞声称：

“倘俟俄国撤兵，确与中俄人民利益有裨之际，自即撤退，惟不幸，其时尚未至耳。”

照越飞的说法，现时苏俄从外蒙古撤兵不但对俄国不利，对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没好处，所以俄国不能撤兵。

那么，为什么不利呢？

据越飞说，是因为由外蒙古进攻苏俄和远东共和国的危险不仅没有减少，近来反而增加了。越飞说，外蒙古战略地位重要，从外蒙古出兵向北进攻，可以切断远东与西伯利亚的联系。

接下来，越飞列举几项事实，指责中国东北当局纵容支持旧俄白党从东北出发袭扰俄境，并称有一支旧俄白党军队于1922年9月底在北京先农坛驻扎。还说中国军队乘船在黑龙江行驶，侵犯了俄国主权。

越飞的复函最后说：

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争取国家自由极表赞同，但不能容忍旧俄白党在东北有军事驻足之地；苏俄对于纵容东北旧俄白党之事提出严重抗议，坚决要求不得容许旧俄白党及其军械在中国境内存留。

越飞主张将外蒙古问题与其他各项问题一起在会议中解决，这点尚可讨论；说苏俄军队立即撤出外蒙古，不仅违背俄国利益，而且违背中国人民的真实利益，这就令人感到奇怪了。

中国内地人民在外蒙古的遭遇，与苏俄军队占领外蒙古无关的说法使人难以相信。

越飞的函件提到了苏俄红军出兵新疆之事，此事的情形是这样的：

1920年春，沙俄将军巴奇赤部一万余人被苏俄红军打败，逃入新疆塔城地区，该部败兵的大部分武器被中国驻军收缴，但他们还保有一部分武器拒不交出。

1921年春，巴奇赤部旧俄败兵图谋通过暴动夺取新疆北部，建立一个新的反苏基地。新疆全省军队只有一万余人，塔城、阿勒泰一带的中国军队远不是窜入的旧俄败兵的对手。新疆当局遂答应了苏俄七河省军事当局过界追剿旧俄军队的要求，双方达成协议，苏俄红军入境后不得侵犯中国主权，消灭巴奇赤部后立即退出中国。

1921年5月至9月，苏俄红军在中国新疆军队配合下，在塔城、阿勒泰地区消灭了巴奇赤部主力，苏俄红军于9月末全部撤回俄境。苏俄出兵新疆和出兵外蒙古，时间上大体相同，但性质完全不同。

苏俄出兵新疆，是得到中国有关当局同意的，充分尊重了中国主权，进入新疆的苏俄红军只打击旧俄军队，除此以外任何事情皆不参与，事毕立即撤走；苏俄出兵外蒙古则根本未得到中国允许，侵犯了中国主权，在外蒙古的苏俄红军不仅打击旧俄军队，而且在恰克图攻击中国政府军，在恩琴白匪军被消灭以后，苏俄军队长期不撤，用武力扶植了一个独立于中国政府的政权。

越飞把这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扯在一起，是为了混淆视听，掩饰苏俄出兵外蒙古的真正性质。新疆人民没有要求苏俄红军留驻新疆，越飞为了给苏俄驻军外蒙古辩护，杜撰了这一事实。

北京政府外交部于11月6日致函越飞，对其10月14日来函做出答复。

针对苏俄代表关于提前解决外蒙古撤兵问题违背双方最初约定的说法，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公函辩解说：

“俄军屯驻外蒙，亟盼撤退一节，本部总长于首次会晤贵代表时，已请格外注意，久未见照办，自不得不为中俄会议提前解决问题之一。”

由于越飞患病，中俄会议未能早开，中国各界关怀蒙事，国会既有专门决议，全国各省区、各商会又纷纷呈请，“亟盼驻蒙俄军本劳农政府历次宣言之精神，早日自动撤退”。

因此中国外交部于9月25日致函苏俄代表请注意此事，“俾中国国民能确见俄国对华之诚意，实于将来会议之进行，裨益非鲜。按之本部总长与贵代表晤谈之宗旨，毫不相背”。

针对苏俄代表在中国对待旧俄白党态度问题上的指责，北京政府外交部指出，数年以来，俄国内部政争使中国所受之损失难以数计。

中国对俄国红白两党“实向无偏袒，惟有固守本国边境，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内争之主义。故中国对于入境之白党遗军莫不解除武装，或遣送出境，或收容监视，绝无予以军事上援助之举动。”

至于北京先农坛驻扎的旧俄白党，北京政府外交部解释说，这些人在新疆已被解除武装，遣送出境，途中经过北京，因候车暂在先农坛收容，派有军警严加监视，这些人早已失去军人资格，自然不能视为屯扎。公函还驳斥了中国兵船在黑龙江航行侵犯俄国主权的指控，说中国在黑龙江有航行权，华兵乘华船由华境一地点调往华境另一地点无所谓侵犯俄国主权。

公函指出：

“撤退蒙古俄军系属另一问题，与航行及中东路等事不必并为一谈。外蒙既遭白军之蹂躏于先，复为赤军所强据于后，其痛苦损失，固已莫可计数，无非因俄乱之影响，蒙波及之实祸。谅亦为俄国国民所歉然于心者。”

公函最后说，贵代表函件既有“俄国对于外蒙并无侵略及利己之心，并已准备撤兵”之语，说明苏俄政府对于应该尊重中国在外蒙古的领土主权早已明了，现在不过是时间问题。

如果中俄会议能迅速开始，那么到开会时再确定驻蒙俄军撤退办法，中国政府也可不坚持异议；盼望贵代表早日痊愈，尽快开会商议，免得过于耽延时日。

次日，苏俄代表团在北京举行庆祝“十月革命”五周年宴会。越飞因病没有出席，让人代读了他的书面演说词，其中就外蒙古问题讲了如下一番话：

“苏俄从不强迫其他民族之意愿，甚至彼等与俄国政治经济利益完全相反。亦从不阻碍在俄国领土上建立年轻的共和国。其他国家亦应全然地放弃其帝国主义政策，例如中国之对待外蒙。我们稔知利用蒙古问题来反对我们的企图，正在进行，但是为了中俄的共同利益，从库伦撤兵实为不可能的事。俄军驻屯蒙古对于中国的益处，绝不比俄国为小。加之，蒙古人民业经请求我们万勿撤兵。”

这里，苏俄以民族自决权为论据，说北京政府反对外蒙古独立是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继续说俄国占领外蒙古有益于中国。

11月1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又致函越飞，说近日各种报纸报道苏俄政府又与外蒙古当局缔结秘密条约，订立合同，组织公司，因此，中国向苏俄提出抗议，并声明对此类私定的条约及合同概不承认。

苏俄代表于11月17日复函，说苏俄与外蒙古之间只订有1921年11月的《苏蒙修好条约》，此约已正式公布，并非密约，“其中并无侵犯中国主权之处”。

越飞于9月初与中国外交部议定在北京举行中俄会议，随后越飞赴长春活动，旋在长春回来的途中患病，回到北京以后声称病体未能复原，致使中俄会议一直延搁。

1923年1月13日，越飞前来中国外交部拜会。此时中国外交总长已换成了施肇基。

越飞对施肇基说，他的疾病久未痊愈，医生劝他前往中国南方养病。

施肇基说：

“然尊容似无抱病之状，深盼并非重症”，“旅途恐于贵体更形疲惫，甚盼贵代表能暂留本京，俾便继续前贵代表因赴长春所中断之谈判。”

越飞说：

中俄谈判停顿不能说是由于他本人前赴长春所致，他与顾维钩的谈判只是正式谈判的“预先接洽”；中国春节将至，“即使现在开议，亦将因假期而中止，故拟乘此时机赴南养病，贱体亦未必因此旅行而益觉疲劳也”。

施肇基说，中国春节放假不过两日，春节不会妨碍中俄谈判；贵代表赴长春之前曾声明长春归来即当开议，此点有会议记录为证。越飞将话题转至其他方面。

施肇基再次提出：

“贵代表与前任顾外长会晤内容已有记录可考。“只望贵代表根据历次对华友谊之宣言，将驻蒙俄军迅予撤退，并盼即行开始中俄会议，开诚讨论两国间各项重要悬案。贵代表如能延期旅行，正深企盼。”

越飞说：

“贵总长所提前次会晤，本代表以为并无正式记录。如果正式开议，必须将中俄间所有问题一并商议。”

他以医生建议为由声明一二日内即当启程南下，并提议中俄正式谈判在本年3月开始。施肇基说3月份再正式谈判太晚，希望越飞到南方以后善自静养，勿太辛劳，并能早日返京。

1月15日，越飞通知施肇基，在他离开北京期间，由苏俄代表团参赞达夫庆代理他的职务。

越飞所谓赴中国南方养病，是个借口，其真实目的是去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当时的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势力不承认北京中央政府，北方的大军阀吴佩孚名义上服从北京政府，实际上玩其于股掌之上，另一大军阀张作霖割据东北。

北京政府的权威甚小。越飞在1922年8月中下旬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会谈的同时，就致函和派人与南方的孙中山及洛阳的吴佩孚联系，争取他们对苏俄立场的理解。

当时苏俄有意促成吴佩孚与孙中山合作以统一中国，建立一个对苏俄友好的中央政府，向中国输出苏式革命，保全苏俄在华利益，改善苏俄的国际处境。越飞来华以后，进行了紧张的工作。

1922年9月他赴长春是去与日本代表谈判苏日关系问题，并了解张作霖的政治动向。回来后他以患病为由拖延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与此同时频繁地与吴佩孚、孙中山联络。

1922年12月，越飞得出结论：

在北京的谈判不太妥当，与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联系也不是最紧要的，只有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他在报告莫斯科后，即南下与孙中山直接会谈。

1923年1月16日，越飞离开北京，次日晚抵达上海。从1月18日到26日，越飞与孙中山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多次会谈。

1月26日，双方达成协议，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苏俄在共产主义问题上迁就了孙中山的主张，并承诺向中国国民党提供援助：孙中山则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该《宣言》说双方同意中东铁路维持现状，以后协商解决。

关于外蒙古问题，《宣言》说道：

“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此点孙自以为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敌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的局面。”

孙中山虽然同意苏军暂时驻扎外蒙古，但反对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十分明确的。

1923年1月27日，越飞离开中国去日本养病，孙中山派廖仲恺以携女儿赴日本治病为名同行。2月10日越飞与廖仲恺前往日本热海。两人在热海同住了一月，就苏联援助中国国民党的问题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深入会谈。

1923年3月，苏联政府决定向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提供200万墨西哥元的援助。

孙越联合宣言发表后的1月30日，苏俄代理代表达夫庆照会施肇基，说由于越飞久病未愈，苏俄政府建议将中俄谈判移至莫斯科举行。

孙越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苏俄在中国寻求合作者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此时苏俄国内形势进一步稳定，大量苏军驻扎于中苏边境。

北京政府感受到了压力，对开展中俄谈判的态度比前积极了。

北京政府外交部于2月13日复函，指出由于越飞患病中俄会议耽延已久，越飞赴沪前面约3月间回京开议，正值会期临近之际，此项变更恐将导致会期进一步耽延。为了中俄会议早日开始，中方主张仍在北京谈判，请越飞早日回京，或由苏俄政府另外指派代表。

苏俄代理代表达夫庆2月23日复函中方，说苏俄此项提议是因中国社会舆论指责苏俄故意延迟谈判而起，既然中方愿待越飞返回时在北京开议，苏方可予同意。

1923年3月26日，北京政府发布总统令，特派王正廷为中俄交涉事宜督办，成立公署，专门负责对苏谈判工作。

苏联代表团接到中国外交部关于此事的通知，于4月2日送来越飞的复电，越飞说此举表明中国政府改变了从前的拖延谈判的政策，他很高兴，一旦他病情好转，即回北京处理一切事务。

1923年5月1日，越飞从日本热海致电孙中山，通知他：苏联准备向他提供200万金卢布和一批枪炮。

越飞要求对此事严格保密。越飞仍然滞留日本。

6月里，王正廷几次与苏联代理代表达夫庆会谈，磋商中东铁路问题，没有什么结果。

在6月18日的会谈中，王正廷向达夫庆指出：

“本督办接事以来，已极力设法以期促进会议。以现在而论，不克开会之唯一原因，即因越飞之患病。越飞谓彼赴日系为恢复健康，因此中国政府特为等候。惟确闻越飞君在日并非养病，而与日本当局开始交涉。本督办对于此举深抱遗憾。至于恢复健康，不论在中国何地，皆可行之，无须定在日本。”

达夫庆说：

“越飞君实系患病，且不能离开日本。”

达夫庆说他即将前往日本。王正廷请他向越飞转达下述意思：中国政府愿竭力制止旧俄白党在华活动，希望中俄会议早日开会。1923年7月，越飞奉调回国。

越飞使华期间，把很大精力用在了研究中国及远东情况、策动反对北京政府的活动、处理对日关系等方面，没有认真与北京政府进行关于外蒙古中东铁路等问题的谈判。中苏关于外蒙古问题的这一轮交涉仍无任何结果。

作为苏俄（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越飞的言行代表了苏俄（苏联）政府的立场。越飞清楚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实情，在中国他亲眼看到了这两次宣言所激起的强烈反应，有时他觉得愧对那些对苏俄宣言充满希望的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

他曾致信苏俄领导人，希望他们根据第一、二次对华宣言的基本精神为他拟定相应的指令，放弃外蒙古“自治”，把中东铁路无偿归还中国。

他写道：

“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即卫护我们扶持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那么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里我们就会等同于帝国主义者。”

但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否决了他的意见。越飞接到上级否决他的意见的指示后忧虑地说：

“我认为，这将使我们的对华政策彻底失败，而最终成为我们全面失败的开始，因为我们一旦在对外政策中变成一般的帝国主义者，那么我们要充当世界革命的促进派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后来，越飞又向莫斯科陈情，提出了更重要的论据：

将外蒙古归还给中国有利于中国革命运动；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依靠力量孙中山及其临时盟友吴佩孚虽然同意苏俄军队暂留外蒙古，但反对外蒙古“自治”。

越飞据此提出如下的谈判策略：

在未来的中苏条约中，苏联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设法保留1921年的苏蒙协定，在各项中苏文件签字之后约定撤兵期限，再宣布苏联准备从外蒙古撤兵。

越飞关于苏方在外蒙古问题谈判上的行动方针得到苏联领导人的基本同意，实际上成为加拉罕随后进行的谈判的基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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