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是隋末唐初的耀眼明星。此人做过隋朝楚国公杨玄感的谋士,后来凭借聪明才智和军政能力,领导瓦岗义军纵横中原,成为隋末唐初的乱世枭雄。但因为其“空降干部”的身份,不仅无法有效整合瓦岗义军,反而加剧了麾下各派势力的裂痕,最终身死道消。
研究李密的兴亡过程,对研究古往今来的各种空降干部的命运,其实蛮有意义的。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正文,聊聊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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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唐初的显赫人物,大多出自关陇贵族,而关陇贵族的源头,便是宇文泰设立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等府兵体系。一般来说,祖辈在宇文泰时代的府兵体系地位越高,后代的政治待遇就越丰厚。例如隋文帝杨坚是大将军、随国公杨忠之子,唐高祖李渊是柱国、唐国公李虎之孙。李密,便是宇文泰时代的柱国、魏国公李弼之曾孙,和杨坚、李渊同出一源。但不同的是,杨坚和李渊都是家族嫡系,继承了家族数十年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源,李密则是家族旁系,能继承的政治资源实在有限。关于这一点,史料记载的很清楚。《新唐书·本纪·卷一·高祖》写道:“天赐生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与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为柱国,号八柱国家。周闵帝受魏禅,虎已卒,乃追录其功,封唐国公,谥曰襄。襄公生昺,袭封唐国公,隋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卒,谥曰仁。仁公生高祖于长安,体有三乳,性宽仁,袭封唐公。”
李虎受封唐国公,李昺、李渊袭封唐国公,继承次序明明白白。《周书·卷十九·列传第十一》写道:“(杨忠)进位柱国大将军。武成元年,进封随国公,邑万户......寻薨,年六十二,赠太保、同朔等十三州诸军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谥曰桓。子坚嗣。”杨坚继承了杨忠的随国公爵位。
《周书·卷十五·列传第七》写道:“及晋公护执政,朝之大事,皆与于谨及弼等参议。孝闵帝践阼,除太师,进封赵国公,邑万户......谥曰武,寻追封魏国公,配食太祖庙庭。子耀,次子辉,尚太祖女义安长公主,遂以为嗣......耀既不得为嗣,朝廷以弼功重,乃封耀邢国公,位至开府。子宽,大象末,上大将军蒲山郡公。”李弼的次子李辉娶了宇文泰之女,便继承了魏国公的爵位,其长子李耀虽然被封为邢国公,但官职仅仅是开府。李耀之子李宽,凭借战功晋升为柱国大将军,号称名将,爵位却仅仅是蒲山郡公。李密,即蒲山郡公李宽之子。
以上梳理出来的人物履历,说明一个问题——杨坚是关陇二代,李渊是关陇三代,他们凭借家族嫡系的身份,始终位于关陇贵族的核心圈。李密是关陇四代,不仅辈分小,还不是家族嫡系,无法获得家族势力的绝对支持,必须以事功来保住政治地位,沦为次一等关陇贵族。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密要想掌大权做大事,就不能按部就班,必须走捷径,编织自己的人脉网,获取立功上位的机会。
于是,经过一番苦心经营,李密和隋朝权臣杨素家族勾搭起来,做了杨素长子杨玄感的亲密战友——“与杨玄感为刎颈之交。”在宇文泰时代,杨素家族岌岌无名,“八柱国家”成型的年代,杨素之父杨敷仅为食邑八百户的侯爵,在消灭北齐的战役中,杨素又以军功获封清河县子、清河郡公。
直到随国公杨坚代周建隋,杨素才以门生故旧的资历,获得杨坚的重用,陆续晋升上柱国、越国公、尚书右仆射,隋炀帝杨广做皇帝时,杨素更是晋升为尚书令、司徒、楚国公,进入隋朝的最高层。李密和杨素家族结交,颇有次等贵族抱团取暖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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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杨玄感的亲密关系,极大改变了李密的命运。可能是“隋朝篡周”的过程太容易,那些关陇贵族便对杨氏皇族缺乏敬畏,以至于都有一种“我上我也行”的心态。承袭杨素“楚国公”爵位的杨玄感,就是其中之一。早在隋炀帝杨广继位初期,杨玄感就认为,自己的家族地位尊崇,隋朝的文武百官都是杨素旧部,隋炀帝杨广又猜忌刻薄,正是做大事的绝佳时机啊,于是他便准备起兵造反,拥立秦王杨浩做皇帝。
但叔叔杨慎劝他,隋朝没有大乱,杨广没有失去人心,现在起兵不是时候,再等等吧——“士心尚一,国未有衅,不可图也。”杨玄感觉得有道理,暂时打消了起兵造反的念头。到了公元613年,杨玄感的机会来了。
那年,杨广再次出兵征讨高句丽,准备用强大的兵威安定隋朝的东北边疆。为了确保粮食和兵员顺利运到前线,杨广命杨玄感镇守黎阳,负责粮食和兵员的转运工作。黎阳在河南鹤壁境内,隋唐大运河永济渠和黄河的交界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堪称中原枢纽。正因如此,隋朝在黎阳设立黎阳仓,囤积了百万石粮食。杨广命杨玄感镇守黎阳,其实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他。
但,早已有反心的杨玄感,面对高句丽战役激化的鼎沸江山,又岂会甘愿为杨广效力?于是,刚到黎阳,杨玄感就联合大批关陇贵族子弟,扯旗造反。李密做为杨玄感的亲密战友,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杨玄感刚举起反旗,李密便奔赴黎阳,被杨玄感任命为“谋主”,随后,李密给杨玄感献上三条计策——上策是聚集义军,挥师向辽东,和高句丽的军队夹击杨广,起到“擒贼先擒王”的效果,到时候天下无主,任由杨玄感摆布。
中策是西行入关中,夺取关陇做为基业,形成西魏、北周那种针对关东的居高临下态势,割据一方,再图后事。下策是就近攻取洛阳,以黎阳仓、洛口仓、回洛仓的粮食,和杨广的东征军、长安的留守军打持久战。如果走这条路,那么各方必互有胜负,成败未可知。
这三条策略,上策的成功率看似最高,其实最为冒险。因为杨玄感统兵向辽东,便是把后方全部让给隋朝官军,那么忠于杨广或者希望借此立功的将领,必然全力追击杨玄感,到时候杨广的东征军和隋朝官军两面夹击,杨玄感不一定能打赢。
而河南是四战之地,魏晋南北朝时一直都是政权博弈的战场,尽管此时粮仓众多,但仍然不适合做根据地。李密的三条计策中,最恰当、最稳妥的就是中策,夺取关陇做根据地,做下一个苻坚、宇文泰、杨坚。这些道理,杨玄感自然是清楚的,问题在于,他看似有三个不同的选择,但以他的条件,能选的只有一个——就近攻取洛阳,和杨广的东征军、长安留守军打持久战。为什么?
因为杨玄感部下的家属都在洛阳,如果不能攻取洛阳夺回家属,没人愿意冒着九族消消乐的风险,追随杨玄感西行入关。于是,杨玄感和李密说道:“公之下计,乃上策也。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
在这样的背景下,杨玄感起兵之后,始终在河南一带作战,不仅没有取得较大的军事成果,更没有打开政治局面,最终被来护儿、宇文述等人围攻而败。李密做为杨玄感的谋主,至此丧失了在隋朝体制内晋升的希望。
此后数年,李密流亡江湖,先后依附郝孝德、王薄等部义军,并在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等部义军间行走联络,逐渐成为隋朝体制外众人皆知的英雄豪杰,声名鹊起。公元616年,李密察觉到,诸部义军中,瓦岗的翟让实力最强,于是孤身上瓦岗,依附于翟让。此次重出江湖,成为李密崛起的起点,但他重出江湖的方式,决定了这是他下一次败亡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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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瓦岗义军的李密,属于“有背景但无势力”的空降干部,而那时的翟让已经聚众万余人,又有同时起义的单雄信、徐世勣等嫡系人马辅佐,典型的瓦岗义军代表人物。李密要在瓦岗义军出人头地,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密做了三件事。其一,李密说服翟让,允许他招揽周边的小股义军,壮大瓦岗义军的力量。没有任何成本就能壮大实力,翟让能拒绝?于是,李密和早已相识的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等人谈判,他们认为“斯人公卿子弟,志气若是。今人人皆云杨氏将灭,李氏将兴”,便接受李密的邀请,入股瓦岗义军。
虽然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嫡系军队,但他们是因为李密才加入瓦岗义军的,那么翟让要统帅这些人,就必须通过李密。李密,从此成为瓦岗和其他义军的中间人,得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其二,李密向翟让提出发展方向,即攻取荥阳郡县,做为义军的根据地,以此来供养兵马、开疆拓土。翟让接受了李密的意见,亲自攻取金隄关和大量的荥阳郡县,但在这个过程中,荥阳通守张须陀统兵来攻,翟让大败,又是李密提供了合适的战术,并亲自统兵击败张须陀,挽救了瓦岗义军。
成功攻取荥阳郡县,说明李密的路线成为瓦岗义军的指导路线,击败张须陀,说明李密的军事能力远超翟让。凭借这两项功劳,翟让再也不能无视李密,于是,李密在翟让之外,另立“蒲山公营”,开始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兵马。
其三,李密提议东征洛阳并夺取粮仓,一旦成功,便可以招兵买马进一步壮大实力,同时除去隋朝苛政,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这种改天换地的大事,已经超出翟让的能力范围,于是翟让说道,我做不了这么大的事,你要能做就做吧,我听你的指挥——“此英雄之略,非仆所堪,惟君之命,尽力从事。”
不久,李密制定了详细的战略战术,以七千人的兵力攻取兴洛仓,然后开仓放粮招兵买马。稍晚一些,李密又击败虎贲郎将刘长恭的两万五千官军,瓦岗义军至此雄踞河洛。翟让非常清楚,瓦岗义军能走到这一步,全是李密的功劳,而这种能文能武的贵族子弟,显然不是自己能压制的。
公元617年2月,翟让退位让贤,拥戴李密为瓦岗义军的统帅,号“魏公”。从流亡江湖到河洛称尊,李密仅仅用了一年时间。火箭崛起固然荣耀,但崛起的速度太快,意味着根基不稳。对于李密这种空降干部来说,根基不稳却位高权重,那不是荣耀,而是催命符。
要想改变命运,成为真正的魏公,李密需要一个完备的政治班底。但李密组建政治班底,有两个难以跨越的门槛——李密不是关陇贵族的核心成员,无法代表关陇贵族的整体利益,更无法号召执掌地方和隋朝官军的关陇贵族成批倒戈。
李密不是义军的初代领袖,没有起义的嫡系班底,即便有些义军归附于他,他也很难拆分、整合这些义军,只能和归附义军建立松散的联盟关系。贵族不是贵族、义军不是义军,李密的身份非常尴尬。
李密要组建政治班底,有且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尽可能招募一些边缘贵族,再拉拢一些小型义军领袖,逐渐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军政集团。明白了这一层,就能明白李密的人事安排了。
李密称魏公以后,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封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侯大将军、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祖君彦为记室——房彦藻出身清河房氏,参与过杨玄感的造反行动,祖君彦出身范阳祖氏,其父做过北齐的尚书左仆射。除此以外,其他人都是翟让的瓦岗旧部。
巩县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颋归附李密,李密立即任命柴孝和为护军、郑颋为右长史,两人和瓦岗旧部并肩而立。虎贲郎将裴仁基以虎牢关归附李密,李密直接提拔为上柱国、河东公,其子裴行俨为上柱国、绛郡公,父子二人和翟让平起平坐。
以上便是李密招募的一部分边缘贵族。义军领袖方面,则是李密重用王伯当、秦叔宝、程知节、罗士信、赵仁基等人,并从军中选拔八千名骁勇士卒,命名为“内军”,交给秦叔宝、程知节等四名骠骑统领,号称“此八千人足当百万。”凭借这两手,李密团结了一大批英雄豪杰,暂时坐稳魏公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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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的这条路,不能说走不通,起码是非常艰难的。他要想建立稳固的政治班底,需要漫长的时间整合来路不同的人,而要渡过这漫长的时间,其中一个必要条件便是军事上不断胜利,打服所有敌人,给追随者以信心。但李密因为地理条件的问题,恰恰就倒在军事上。李密曾经给杨玄感提出上中下三策,其中最下策就是夺取洛阳,在河南打持久战。现在李密凭借瓦岗义军的力量崛起,也步上杨玄感的后尘,在河南和隋朝官军屡屡交战。这其中的危险,李密不是不清楚。
柴孝和也建议李密,亲率精锐攻取关陇,效仿苻坚、宇文泰、杨坚等人,在关陇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秦地阻山带河,西楚背之而亡,汉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回洛,翟让守洛口,明公亲简精锐,西袭长安,百姓孰不郊迎,必当有征无战。既克京邑,业固兵强,方更长驱崤函,扫荡京洛,传檄指捴,天下可定。”
但李密拒绝了柴孝和,拒绝离开河南,理由几乎和杨玄感一模一样——“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但昏主尚在,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李密知道离开河南、夺取关陇是正确的,但李密的部下都是关东人士,在攻取洛阳、打通关陇和关东的联系之前,他们绝对不会贸然西征。
做谋主提建议容易,等到自己做了一方统帅,李密便知道了杨玄感的难处。就这样,李密便留在河南,不断和隋朝官军作战,消耗自己的实力。而李密迟迟没有推翻隋朝,获取压倒性的威望和功劳,又激化了瓦岗义军中的“新旧矛盾”。
为什么?在翟让的瓦岗义军旧部看来,你李密孤身一人前来投奔,是我们收留了你,没有我们的话,哪有你的今天?现在你做了魏公,就想一脚踢开我们,哪有这么做事的?翟让旧部王儒信就建议翟让,出任大冢宰,处理义军的大小事务,剥夺李密的权力。其兄长翟宽也说:“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
王儒信和翟宽,其实是做为瓦岗旧部的代表逼翟让表态,要和李密摊牌。但在李密看来,没有我的聪明才智,你们早就覆灭了,哪有你们的今天?不紧密团结在我的周围,还和翟让勾勾搭搭,哪有你们这么做事的?于是在公元617年11月,李密诛杀翟让。
虽然李密用血腥的手段解决了瓦岗义军的新旧矛盾,但在世人看来,你李密连自己的恩人都容不下,还能容得下天下英雄?结果就是,“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强敌的夹击下,李密在河南屡战屡败,最终因翟让旧部邴元真投降王世充,李密战败,丧失了逐鹿天下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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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战败的时候,唐国公李渊已凭借雄厚的家族底蕴攻克长安,得到关陇贵族的一致支持,进而登基称帝,建立唐朝。走投无路的李密,便赴长安投奔李渊,受封邢国公。李密的尊号是魏公,可以看出他对李弼家族的旁支身份耿耿于怀,非常希望做出一番事业,晋升为李弼家族的嫡支,继承“魏国公”的政治地位。李渊封李密为邢国公,说明关陇贵族的核心圈子,只承认他是李弼家族的旁支庶子。
李密奋斗了大半辈子,始终没能改变关陇贵族的鄙视链。其实追根溯源的话,李密的悲剧,大抵源自于此。他做杨玄感的谋主,是因为关陇贵族核心圈不接纳他,便和关陇贵族新兴权臣家族抱团取暖。
他到瓦岗义军做空降干部,是因为没有家族势力的支持,只能寻求隋朝体制外的力量。他不能离开河南进取关陇,是因为关陇贵族不支持他,只能和河南义军混在一起。而河南恶劣的地理条件,又把李密“空降干部”的劣势放大到极点,导致他无可奈何的走上一条不归路。雄图霸业,至此成空。身负惊世才具却落得如此结局,可悲,可叹。
可话说回来,如果李密有韩信、李世民一样的军事能力,在河南打出一片天地,然后进入关陇消灭李唐,建立起自己的李魏王朝,李密又会如何处理冷眼相待的关陇贵族呢?关陇贵族核心圈,大抵是要受到清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