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去世。几天后,另一位饮料行业大佬、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却遭遇匪夷所思的“网暴”。
面对漫天谣言,钟睒睒不得不发文回应,澄清事实、回击诋毁,并称宗庆后是他一直尊敬的企业家,两人虽然是竞争对手,但也“亦师亦友”。
在不少人眼中,1980年代开始创业的宗庆后是国内饮料行业的老大哥;1996年创立农夫山泉的钟睒睒只是年轻后辈。但事实上,钟睒睒生于1954年,只比宗庆后年轻9岁,如今已经步入古稀之年。
钟睒睒
随着初代企业家的年迈乃至离世,“企二代”们正在加速接班。宗庆后独女宗馥莉刚刚成为娃哈哈的新掌门;70岁的钟睒睒,也在为儿子布局。
去年11月底,农夫山泉调整区域布局,新设杭州大区,钟睒睒之子钟墅子担任负责人。杭州是农夫山泉总部所在地;钟睒睒将儿子放在该区域负责人的位置上,显然大有深意。
不过,钟墅子的名字极少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在农夫山泉官方网站上,钟墅子被列为公司管理层之一,但个人资料仅使用姓名拼音Zhong Shu Zi,似乎有意淡化与钟睒睒的关联。
根据农夫山泉2020年8月公布的招股书,钟墅子为钟睒睒之子,2014年1月加入公司,2017年6月担任非执行董事,2020年1月担任农夫山泉最大股东养生堂的品牌中心总经理。此外,钟墅子还是农夫山泉审计委员会的成员。
招股书特别指出,作为非执行董事,钟墅子“未曾且将不会参与我们的日常营运”,仅通过出席董事会会议,参与制订企业及业务策略,以及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
三年多后的今天,从最新任命来看,钟墅子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司事务。再考虑到钟睒睒直接或间接持有农夫山泉约84%股权,作为继承人(坊间传闻,钟睒睒另有两个女儿,但农夫山泉官网、招股书等并未提及),钟墅子未来接班几乎没有悬念。
与钟墅子类似,宗馥莉的接班之路同样以股权传承为根基。作为宗庆后的独生女,宗馥莉可以继承父亲所持的29.4%娃哈哈股权,剩余股权则分散在员工持股平台、国资股东等主体手中。宗馥莉近3成股份在手,能够获得足够大的话语权。
但同为“企二代”,钟墅子格外低调,加入公司后不显山露水,更不四处张扬;宗馥莉却行事高调,不仅深度参与各项业务,还频频公开亮相、接受采访,还半开玩笑地吐露过心声:“如果做得成功,希望并购娃哈哈”。
两位大企业继承人的不同选择,固然与个性和经历有一定关联;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钟墅子可以“守成”,宗馥莉却必须“创业”。两位注定要继承父辈事业的年轻人,面对迥异的内外环境,都在试图找到最合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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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饮料巨子的继承人,钟墅子与宗馥莉的成长路径颇为相似:少年时赴美读书,学成归来后加入自家企业历练,为接班做准备。
钟墅子生于1988年,8岁即赴美读书,后被美国名校加州欧文大学录取,攻读英语专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回国后,他又在浙江大学读书,获得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生于文墨世家的钟墅子,颇善于文字,18岁即出版英文诗集《一棵树:爱情》。
相比之下,宗馥莉的商业启蒙更早。她生于1982年,考入佩珀代因大学,就读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2004年,钟墅子尚在读书,宗馥莉已经完成学业,归国加入娃哈哈。
钟墅子低调,宗馥莉高调,或许与农夫山泉和娃哈哈的发展状况存在关联。
最近几年,农夫山泉基本坐稳国内饮用水头把交椅。2023年上半年,农夫山泉营收达204.6亿元,同比增长逾23.3%;归母净利润约57.8亿元,同比增长25.3%。在国内饮用水行业步入成熟期、慢速前行的大环境中,农夫山泉仍能依靠龙头地位保持较快增长。
当然,农夫山泉的经营状况并非无懈可击:去年上半年,占比超50%的包装饮用水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1.7%,相比2022年的7%略有回升,但距离2021年的22%相去甚远。核心业务增长放缓,给公司长期业绩带来隐患。
不过,农夫山泉的第二增长曲线——茶饮料延续了强势表现。2023年上半年,以东方树叶和茶π为主体的茶饮料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9.8%。农夫山泉并未披露单品收入情况;据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估计,2023年东方树叶零售规模可达100亿元,大约相当于农夫山泉全年营收的五分之一。
在新老业务进展顺利的情况下,倘若钟墅子近期接班,他只需要延续以往战略打法,即可让公司继续保持成长性和竞争力。反映到经营哲学上,“守成”或许是钟墅子最稳妥的选项。
与有时间沉淀经验、慢慢“练级”的钟墅子相比,宗馥莉面临的局势要紧迫得多。
娃哈哈2013年达到巅峰,营收高达783亿元。但从那时起,受到品牌和产品老化、渠道效率下滑、新对手涌现、消费习惯变化等因素影响,娃哈哈的经营业绩快速下滑至500亿元以下。
过去十年,宗氏父女推动一系列多元化经营的尝试,也对传统经营方式做出重大调整。除了推出一系列新款饮料外,娃哈哈一度涉足线下商场、白酒、童装、日化等多个领域,甚至还布局了智能机器人。
但直至今日,娃哈哈仍未重新往日辉煌。无论是纵向深挖,还是横向扩张,它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兜兜转转之后仍然回到卖饮料的老路,而主力产品依然是多年前的老几样。2020年之后,在大批新品的助推下,娃哈哈营收回到500亿元上方,但增长不快,距离宗庆后当年擘画的1000亿目标依然遥远。
对于刚刚接棒的宗馥莉而言,要想让娃哈哈打破瓶颈,必须主动出击,拿出比其父更激进的改革举措。这包括加速推动公司上市,引进外部管理人才、刷新组织人事,甚至将公司出售。无论是上市、空降高管还是卖掉公司,都需要宗馥莉以重新创业的姿态另辟新天。
守住并做大上一辈留下的家业,是“企二代”不得不背负的责任。钟墅子只需要保持现状,就能基本守住疆土。宗馥莉却不能无为而治,而是需要拿出比宗庆后时代更有力的手段,才能完成宗庆后的未竟之功,带领公司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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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墅子与宗馥莉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两人都尚未给公司带来质变,也没有打上自己的烙印。
钟墅子2014年加入农夫山泉,目前担任的职务包括非执行董事、审计委员会成员,杭州区域负责人,养生堂品牌中心总经理等。尽管职务不低,但钟墅子并未被外界视为农夫山泉的中流砥柱。
原因在于,年轻的钟墅子并未参与农夫山泉发展史上的几场关键战役,比如从保健品向饮用水转型,与娃哈哈的天然水、矿泉水之争,与《京华时报》的官司等。对于今天的农夫山泉,钟墅子虽然不能说毫无贡献,但也算是功绩不彰。
农夫山泉并不讳言这一事实。在四年前的招股书中,公司指出钟墅子“未曾且将不会参与我们的日常营运”,而是通过出席董事和会议参与决策。
相比之下,宗馥莉进入娃哈哈体系已有二十年,担当的职责和工作也更多。特别是2018年之后,宗馥莉的工作重心向娃哈哈集团转移,试图推动品牌年轻化和多元化,苏打水、运动饮料等新品大量上市,IP联名、跨界营销等玩法也风生水起。
宗馥莉与宗庆后
但截至目前,这些努力尚未开花结果,其中不少项目,如娃哈哈奶茶店等已经曲终人散。就连宗庆后也曾坦言,女儿营销搞得挺热闹,但没有体现在销量上。
尚未建立自己的功勋,就面临接过父辈衣钵、掌管家族大业的挑战,两位年轻人的压力可想而知。
但钟墅子的天然优势是,他未来需要接手的,是一家完成了现代治理转型的公司。
农夫山泉2020年完成赴港上市,转变为一家公众公司。上市不仅能够给公司带来更充沛的外部资金,也意味着对企业自身全方位的改造,包括明晰的股权结构,齐全的“董监高”配置,缜密透明的财务管控和业绩预期等,是企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
上市公司需要按照监管规则,定期和不定期披露各种经营动作和股权变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创始人暗箱操作的空间,从而限制了创始人及其家族的影响力,同时让企业具备了按照章程和规则运作的土壤,而非依附于创始人个人意志。
另一方面,钟睒睒并没有事无巨细、大包大揽,这让管理层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施为空间。按照宗馥莉的说法,“娃哈哈减去宗庆后等于零”;但农夫山泉不太可能因为缺少了钟睒睒而立刻瘫痪。
这也意味着,钟墅子接班后,即便一时做不出亮眼成绩,也可以选择“守成”,依靠父辈留下的机制和人才,让企业在旧轨道上运转下去。
相比之下,娃哈哈对于创始人宗庆后的依赖高得多;宗庆后数十年前确立的企业文化,时至今日仍然深刻影响着整个企业。
宗庆后创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彼时中国商业社会堪称“巨大的草台班子”,创始人习惯于绕开程序和机制,凭借威信和人情而非机制管理企业。宗庆后早年间搞过“黑板干部”,不走任何程序即可进行人事任免;随着企业规模扩大,“黑板干部”之类陈旧的管理“窍门”走进历史,娃哈哈却形成了宗庆后一人决策、其余所有人负责执行的文化。
《中国企业家》杂志在2013年的一篇专访报道中提到,从2006年开始,宗庆后就有意识地实行“分级授权”。他不再事必躬亲,像以前那样试图了解、掌控每个细节,而是让属下去干,但最后还得由他来拍板。这从侧面反映出,至少在当时,娃哈哈并未建立层级分明的管理体系,依然是宗庆后一人主政。
其结果之一是,在娃哈哈不少人眼中,宗馥莉进入公司二十年,始终是“老板的女儿”,而非“二老板”。宗馥莉可以继承父辈的股权和职位,却难以继承宗庆后围绕自身打造的制度和文化。
从这一角度来看,宗庆后留给宗馥莉的娃哈哈,不只有遗产,也有不小的历史包袱。宗馥莉要么迅速做出令所有人信服的成绩,要么改弦更张,以新人取代旧人,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无论选择旧瓶装新酒,还是另起炉灶、另觅新人,宗馥莉都需要“创业”而非“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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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一代企业家的集体老去,钟墅子、宗馥莉等“企二代”将越来越多地走上前台。在此之前,王健林之子王思聪、杨国强之女杨惠妍等人,也已经踏上接班之路。
与老一辈相比,钟墅子们,无疑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
从外部环境来看,宗庆后等初代企业家崛起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他们除了要具备出色的产品、营销和销售能力外,还需要准确把握急剧变化的时代脉搏,并从经济社会的大转型中捕捉淘金机遇。
这显然是一条遍布荆棘的创业之路。在混沌初开的时期,创业者最大的凶险暗藏于企业股权之中;快速膨胀的利益面前,企业家不得不卷入一场又一场不对等博弈;有人顺利脱身、一飞冲天,有人却卷入浪潮、粉身碎骨。
近四十年后,钟墅子们已经无需为股权问题操心,真正的挑战回归到企业经营本身。父辈手中的大笔股权,从法理上为“企二代”接班奠定基础,也充当了企业基业长青的基石。
另一方面,初代企业家多起于山川草莽,家境困苦,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只能靠摸索试错来积累企业管理经验。“企二代”则生长于锦衣玉食的优渥环境,求学于中美顶级学府,初入社会就能加入自家企业历练,堪称企业家定制成长模版。
但“企二代”接班后,也将面临着父辈未曾经历的挑战。
新挑战之一是,“企二代”无法像父辈那样,以人情世故治理企业、激发团队活力。
初代企业家大都带有中国传统商业精英的遗风,克己勤勉、以宽待人、不拘小节,同时一人独断、令行禁止,在创业中积累威信和人格魅力。在企业财富蛋糕不断做大的前提下,企业家的追随者心甘情愿鞍前马后、言听计从;质疑领导决策,则往往被视为执行力低下。
但“企二代”大都长期接受正统的商学院教育和企业管理训练,等到他们走上前台,其管理方法已经与东方传统渐行渐远。同时,绝大多数年轻人并不具备为某一企业“奉献”的认知,而是将工作视为劳动与报酬的交换;这也让上一代企业家的思想话语体系迅速失灵,曾经的偶像被解构调侃,甚至被打上“油腻”“说教”的标签。
这意味着,“企二代”要想让管理层保持斗志、让员工保持主动性,必须采取与父辈不一样的手段。具体怎么做,父辈教不了,钟墅子们只能自行求索。
另一个挑战是,“企二代”迟早需要开启一场自上而下的深度变革。
“企二代”中,宗馥莉已经在变,王思聪、杨惠妍等人也已行动起来。钟墅子尚未接班,农夫山泉经营状况尚可,求变的压力较小;但如前所述,倘若包装饮用水业务增速放缓,迟早会成为农夫山泉的重大难题,而钟墅子势必站出来,替年迈的父亲分忧。
这里面暗藏的逻辑是,企业家的代际传承,终归要与业务变革形神合一。
无论“企二代”如何观察、学习和模仿,他们都不可能成为初代创业者的替身。钟墅子等人可以在短时间内维持现状,做一个守成者;但随着企业惯性的消失,新的掌门人又无法“复刻”父辈的管理方式,企业的自我变革也就成为必然。
或许看破了这一点,宗馥莉很早就有意拉开与宗庆后的距离,试图给娃哈哈注入自己的元素和烙印。这位必须“创业”的少帅,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做“宗庆后第二”,而是要做刷新企业发展路径的“KellyOne”。
至于尚未接班的钟墅子,他的准备时间和回旋余地比宗馥莉大得多。但在平稳度过守成期后,钟墅子大概率也要扮演“创业者”的角色,与宗馥莉踏入同一条河流。对于“企二代”来说,继承父辈打下的江山之后,“守成”只是权宜之计,“创业”才是宿命主题。
参考资料:
钟睒睒,《我与宗老二三事》
盒饭财经,《宗庆后留给宗馥莉三道难题》
中国企业家,《宗庆后:中国首富的新探险》
雷达财经,《首富钟睒睒加速“搬运大自然”》
联商网,《二代要接班?农夫山泉钟睒睒儿子担任杭州大区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