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有谈过自己“弃医从文”的理由，那便是在日本留学时，看了一场日本人屠戮同胞的幻灯片。

所以鲁迅会说：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为了唤醒国人的精神，鲁迅毅然选择了用文艺作品撕开黑暗，以笔为刀，刺破国人麻木的头脑、虚伪的面具。

在救民的这条路上，鲁迅选择了文学的力量；而和他形成对比的，则是选择了医学救命的左英。

她是开国中将刘培善的妻子，更是早期投身革命的巾帼英雄，挽救了不少革命战士的宝贵生命。

1968年8月，毛主席在中南海专门接见了6大军区团级以上的干部，而在众多军区领导人之中，他最先接见的却是左英。

之所以优先面见左英，其实就是因为她的丈夫刘培善，当时刘培善因遭受迫害，早已于5月8日去世。

尽管不久后被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但左英确是实打实的失去了爱人，成为了一名烈士遗孀。

毛主席深知这让她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及精神压力，所以才会第一个和她交谈，为的就是安慰和支持她，希望她能早日走出阴影。

那么左英身上有着哪些革命经历呢？她和刘培善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深厚感情呢？

投身革命

1919年，左英出生在上海，这个时期的上海可是新文化爆发的中心，各种新思想、新运动层出不穷，革命活动也是先后迸发。

左英家境还算不错，因此她从小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甚至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沾了地理优势的光，导致她接触到了更多的进步思想。

1934年，15岁的左英考入上海仁济私立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当时全国各地正在不断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随着革命思潮的涌动，左英也和许多同学受到了思想上的感召，尤其是中共地下党的影响。

在这种救亡思潮的带动下，左英和她的同学全都加入了当地职业界救亡协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诸如医院、伤兵营，又或者是工人夜校，都能看见左英的身影，前者是她和那些护士姐妹抢救伤员，后者则是她为抗日救亡运动发起的对外宣传。

为了号召更多的同胞参与抗日，左英和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积极宣传，不仅秘密募集抗战物资，还自发印刷宣传刊物，用以鼓舞抗战士气。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正式打响，随着淞沪会战的失利，上海沦陷，身处险境的左英却临危不乱，呼吁仁济医院的护士们秘密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然后再秘密运往根据地，为抗战做贡献。

1938年，左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因为成绩优异，她从护校毕业后就直接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

那时正是全面抗战初期，每天都有大量的伤员被送到医院，面对这些为国负伤的战士，左英感同身受。她一面积极救治受伤战士，一面更加坚定了抗日救亡的信念，并坚定的认为：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巧合的是，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不久，正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得知这一消息的左英，当即决定报名参加。

毕竟在她看来，抗日将士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也是值得她用自己的所学所能去帮助的。

于是在1939年3月，左英前往皖南泾县加入了新四军，由此开始了她的战地医疗生活，她本人也从一名护士变成了革命战士。

来到新四军后，左英一头就扎进了军部医院的建设中，和她同行的还有8个小姐妹，全都是从正规护校毕业的，接受过专业的技能训练，在医疗方面都算不上新手小白。

然而皖南根据地的医院却只是个摆设，病床、医疗器械、药品乃至消毒工具，几乎什么都没有。

好在这些并没有打消左英等人的决心，她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不少平替物品，甚至还亲手制造一些简单的器具，总之山不就我，我去就山，方法总比困难多，不是吗？

在左英的带领下，同志的帮扶下，老乡的支持下，一座“竹子医院”拔地而起，成了军民合作下的产物，也是新四军救死扶伤的圣地。

只不过医院虽然简陋，医患矛盾却仍然存在，医生和护士常常批评伤员不遵守遗嘱；伤员则反过来指责他们小资作风，双方之间剑拔弩张，时常弄得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

为了解决医患矛盾，领导找到了左英，左英只好硬着头皮迎难而上，对着伤员耐心讲解医嘱的作用，并详细介绍了救治方法，绝不是所谓的小资做派。而对着医护人员，左英则是将心比心地进行劝慰，顺便描述了一番前线战士作战的艰险。

有了她的润滑，医患关系登时缓解了不少，同时新四军的医院也为当地百姓治病，时间一久，群众也都念着共产党的号，对外宣传工作也推进的越发顺畅了。

1943年，左英被派往延安，并在组织的安排下，成为了延安中央医院的一名肺科医生，她的职业生涯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她还遇见了未来的灵魂伴侣——刘培善。

革命伴侣

在中央医院任职期间，左英接受的是一个全新的职业领域，为此她兢兢业业的汲取专业知识，一边努力工作，另一边又奋发图强的学习。

为了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左英不仅给战士们看病，还经常下乡给当地百姓治病，并教给他们一些预防疾病的知识，因此她很快就和当地的百姓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与此同时，左英出色的工作能力也获得了领导的认可，在中共“七大”筹备期间，她被补选为华中医院代表团的医务界代表。

1945年，在陈毅手下的任职的刘培善来到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当时刘培善已经33岁了，却还是光棍一个。

陈毅对他十分看重，见他孤家寡人一个，便十分操心他的个人生活，于是做起了红娘，想给他介绍个对象。

一来二去的就看中了左英，她比刘培善小7岁，早年投身革命后，又相继在后方从事医疗和宣传活动，现在的她正在新四军卫生部担任保健科科长。

越想越觉得两人不错的陈毅，随即组织了他们见面，本以为还要费一番功夫才能让他们产生爱情的火花，谁知两人竟然一见如故，越聊越投契。

刘培善还主动说出了以往的经历，比如家里人曾给他定下过婚约，在他26岁时，母亲甚至从老家找来，想给他完成婚约，但遭到了他的拒绝。

因为在刘培善看来，他一心要为革命奋斗，革命尚未成功，日寇尚未驱逐，个人私情焉能凌驾于国家大义之上？

况且他奔赴在战场上，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如果现在娶了妻，到时候留她一个人，岂不是结亲不成反结仇？

于是他果断拒绝了这门婚事，将满腔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中，也就一直单身到了现在。

得知这件往事后，左英更加钦佩他的革命精神，也深刻的认为两人目标一致，三观相通，若是结为伴侣再好不过了。

于是在1945年7月，左英和刘培善在延安正式结婚，成了一对荣辱与共的革命夫妻。

婚后两人同甘共苦，相互扶持，解放战争时期，刘培善赴前线作战，左英则一路跟随部队南下救死扶伤，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门三中将

新中国成立后，左英曾先后担任福州市卫生局长，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长，继续在医疗事业上发光发热。

1955年，刘培善被授予中将军衔，左英也一跃成了开国中将的夫人。

1972年8月，左英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7年后又调任上海市卫生局党组书记。

工作岗位一直在变动，但左英严谨的工作态度，扎实的工作作风却始终不曾改变。

做父母的如此优秀，培养出来的孩子自然也是品德兼优，她和刘培善的两个儿子——刘晓榕和刘胜，更是继承了他们的优良家风。

2006年，刘晓榕担任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并于2008年晋升为中将军衔，2011年，刘晓榕又调任总后勤部副政委、纪委书记。

小儿子刘胜也是子承父业，现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在2011年晋升为中将。

一门三中将，全家是人才，左英也是一名当之无愧的优秀革命战士。

2011年8月16日，左英因病离世，享年93岁。

按照她的遗愿，将自己生前的积蓄及孩子捐款共计200万，全都捐给了社会，其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以左英的名义，专门设立了专项护士基金，为的就是奖励对护理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员。

有的人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精神始终伴随着我们成长，以左英为代表的那些革命先辈们，他们的无私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