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冬,寒风凛冽。在中南海颐年堂内,却是一片温暖祥和。这天下午,《诗刊》主编臧克家应邀前来拜访毛泽东。谁也没想到,这次看似平常的文学交流,却因一个字的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臧克家小心翼翼地提出《沁园春·雪》中"腊象"一词的理解疑惑时,毛泽东没有直接作答,而是反问他的看法。这个细节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学术智慧?这次看似简单的字词商讨,又为何能在历史长河中激起如此深远的涟漪?
一、诗人之路
1905年深秋,山东潍坊城内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这是臧克家降生的时刻。臧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从曾祖父到父亲,三代人都与诗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臧克家的曾祖父曾中举人,在当地颇负盛名;祖父也考取了秀才功名,更是当地有名的诗词大家;父亲则毕业于清末新式法政学堂,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于一身。
臧克家八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这个不幸的打击却让他与诗词结下了更深的缘分。自此,他便跟着祖父一起生活。在外人看来,臧克家的祖父是个不苟言笑的严厉长者,但在教授臧克家诗词时,却会展现出罕见的温情一面。
每天清晨,祖父都会在晨光熹微中召唤臧克家背诵古诗。从《三字经》到《唐诗三百首》,从李白到杜甫,祖父用独特的方式为年幼的臧克家打开了诗词的大门。每当臧克家背诵完一首诗,祖父便会仔细为他讲解字词含义,有时还会即兴赋诗,让诗词的韵律在臧克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在八九岁进入私塾后,臧克家的生活有了重大转变。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来自贫苦家庭的孩子们。这些孩子衣衫褴褛,冬天没有棉衣,夏天经常饥肠辘辘。与这些孩子的接触,让出身优渥的臧克家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平等。他开始用稚嫩的笔触记录下身边的点点滴滴,这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重要源泉。
1923年,十八岁的臧克家考入潍坊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第一位伯乐——语文教师李淑一。李淑一发现了臧克家的文学天赋,不仅鼓励他创作新诗,还为他引荐了当时的进步刊物。在李淑一的指导下,臧克家开始尝试创作新体诗,并在校刊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
1930年的夏天,对于臧克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参加了国立山东大学的招生考试。考场上,数学卷上空白一片,但在作文卷上,他只写下了三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三句话引起了时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的注意。闻一多破格录取了这位在数理化上毫无建树,但在文学上显露出非凡才华的年轻人。
在山东大学的求学期间,臧克家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文学的养分。他广泛阅读新文学作品,参加文学社团,开始系统地创作新诗。这段时期的经历为他后来成为新中国重要的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战火中的文学足迹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臧克家放下笔,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先后辗转于河南、湖北、四川等地,用诗歌记录战争的残酷与人民的抗争。在河南信阳期间,臧克家跟随八路军游击队深入敌后。一次,他随队来到一个偏僻的山村,目睹了日军烧杀抢掠后的惨状:村庄成为废墟,幸存的村民衣不蔽体,啃食树皮草根度日。这段经历促使他写下了《废墟》一诗,字字血泪,在当时的《战时文艺》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1939年春,臧克家来到湖北宜昌。这里是抗日前线重要的战略要地,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激烈交战。在一次空袭中,臧克家与当地百姓一起躲进防空洞,洞外炮火连天,洞内却传来一位老兵吟唱的山歌。这个强烈的对比,让他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由此创作了《山歌与炮声》。
1942年,形势突变。国民党顽固派排挤进步力量,臧克家被迫离开前线,辗转到达重庆。重庆时期的臧克家目睹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繁华的市中心,国民党高官醉生梦死,歌舞升平;而在城郊,难民们蜷缩在防空洞里,饥寒交迫。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
就在这时,一本来自延安的《解放日报》引起了臧克家的注意。报纸上刊登着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他开始系统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
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臧克家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是在一个多达数百人的座谈会上,会场设在重庆较场口的一栋办公楼里。当时的情形令人难忘:毛泽东身着灰布中山装,神态从容,与在场的文化界人士畅谈国事。会议间隙,臧克家鼓起勇气,向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民主前途的问题。
这次见面给臧克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会后,他连夜写下了《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这首诗以朴实的语言,描绘出一位人民领袖的形象。诗作发表后,在重庆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进步文化人士纷纷转抄传诵。
1946年初,国共关系紧张,重庆局势日趋恶化。臧克家收到了北方进步文化人士的邀请,决定离开重庆。临行前,他整理了在重庆期间的创作手稿,其中包括描写重庆市井生活的组诗《桥》和反映抗战生活的长诗《火与血的纪录》。这些作品后来被收入诗集《战地诗抄》,成为记录那个特殊时期的重要文学见证。
三、《诗刊》的筹备往事
1953年初的一天,冯至在北京文联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创办诗歌专门刊物的设想。当时的中国诗坛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许多优秀诗人的作品只能零散地发表在各类综合性刊物上。冯至的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其中就包括时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的臧克家。
筹备工作随即展开。在一次筹备会议上,臧克家被推选为《诗刊》的主编。这个决定得到了文化部的认可,但臧克家深知责任重大。他先后写了三封信给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诗刊》的筹备情况。第一封信主要介绍了创刊的初衷和规划,第二封信着重阐述了办刊方向,第三封信则详细列举了拟邀请的编委会成员名单。
毛泽东对《诗刊》的筹办工作十分重视,很快就对臧克家的来信作出了回复。在回信中,毛泽东不仅肯定了创办诗歌专门刊物的必要性,还就办刊方向提出了具体建议。特别是在编委会成员的选择上,毛泽东建议要注意新老诗人的结合,同时要重视民间诗人的培养。
创刊号的准备工作异常艰难。1953年下半年,臧克家和编辑部成员四处奔走,约稿、改稿、编排。为了第一期能够呈现最好的内容,他们反复讨论每一首入选诗作。其中,与袁水拍的合作尤为密切。袁水拍是当时著名的民间诗人,他为创刊号贡献了一组反映农村生活的诗作。这些作品的语言朴实无华,却充满生活气息,很好地体现了《诗刊》立足群众的办刊宗旨。
徐迟作为编委会成员,在创刊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为创刊号撰写了开篇评论《新的诗歌园地》,还帮助联系了一批年轻诗人。在他的推荐下,几位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诗人的作品得以在创刊号上亮相。其中,有几篇作品后来成为了新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篇章。
创刊号的版式设计也经过了反复讨论。臧克家特意邀请了著名画家李桦设计封面。李桦采用木刻版画的形式,以简洁有力的线条勾勒出一幅充满力量感的图案。这个封面设计一直沿用到后来,成为了《诗刊》的标志性形象。
1954年元旦,《诗刊》创刊号正式出版。第一期的印数定为三万册,这个数字是经过反复权衡的结果。有人认为这个印数保守了,但臧克家坚持要稳扎稳打。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创刊号很快售罄,第二期不得不加印到五万册。这个开端,为《诗刊》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诗刊》的诞生,得到了郭沫若、茅盾等文学界前辈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为创刊号题词,还主动提供作品。郭沫若特意写了一首《祝〈诗刊〉创刊》的诗作,茅盾则撰写了一篇长文,论述新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
四、中南海问字始末
1956年12月15日,北京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这天下午两点,臧克家按照约定时间来到中南海。警卫员引领他穿过一条长廊,来到了毛泽东的颐年堂。
颐年堂内,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见臧克家到来,他放下手中的文件,示意臧克家在身边坐下。这是一次事先约定的文学交流。会面伊始,毛泽东首先询问了《诗刊》的近况,对刊物的发展表示肯定。随后,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古典诗词的创作和研究。
在交谈过程中,臧克家提出了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源于《沁园春·雪》中"腊象"一词的理解。在此之前,许多人将这个词理解为农历十二月的景象。但臧克家通过查阅古籍,发现"腊象"可能另有含义。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臧克家的看法。臧克家说出了自己的考证:在古代,"腊"不仅指十二月,还指祭祀。"腊象"可能是指古代岁末祭祀时的情景。为了证实这一观点,他特意带来了几本工具书,包括《辞海》和《说文解字》。
听完臧克家的解释,毛泽东起身走向书架,取出一本《礼记》。他翻开"月令"篇,指着其中的一段文字说道:"腊"字的来源确实与祭祀有关。随后,他又取出《诗经》,找到了"腊"字最早的用例。
讨论逐渐深入,毛泽东拿出自己珍藏的一本清代《佩文韵府》。这本工具书收录了大量古代诗词用例,其中就有关于"腊象"一词的多种用法。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用例,两人发现"腊象"的含义在历史演变中确实发生了变化。
这次讨论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期间,毛泽东数次起身查找资料,有时还在纸上写下一些字句进行比较。整个过程中,双方始终保持着平等的学术交流态度,互相补充,相互印证。
临近傍晚,讨论接近尾声。毛泽东对臧克家的考证表示赞同,认为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很可贵。他特意叮嘱臧克家,在《诗刊》的工作中也要保持这种严谨的学术精神。
这次会面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字词的考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臧克家将这次讨论的经过整理成文,发表在《诗刊》上。这篇文章引发了诗词界对古典文献研究方法的广泛讨论,许多学者开始重视字词考证的基础工作。
会面结束时,毛泽东赠送给臧克家一本自己批注过的《全唐诗》。这本书后来成为了臧克家案头的珍品,也成为了这次难忘会面的见证。走出颐年堂时,夜幕已经降临,院子里的积雪反射着淡淡的月光,整个中南海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
五、晚年与诗歌
1978年春,臧克家重返《诗刊》编辑部。这一年,他已经年过古稀,但仍坚持每天步行上班。在编辑部,他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审阅来稿、指导年轻编辑、接待投稿作者。这期间,他主持编辑了《新诗潮》特刊,刊登了一批新时期的诗歌代表作。
1980年,臧克家开始筹备《诗刊》创刊25周年纪念活动。他提议举办一次全国性的诗歌研讨会,邀请老中青三代诗人共同参与。这次研讨会最终在北京召开,为期三天。会上,臧克家宣读了《关于新诗发展的几点思考》的发言稿,回顾了新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
1982年夏天,臧克家接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信是河北农村一位青年诗人写来的,信中附有一组描写农村生活的诗作。这些诗歌用质朴的语言记录了农村改革开放后的新变化。臧克家立即约见了这位年轻人,经过反复修改,这组诗最终在《诗刊》上发表,引起广泛关注。
1984年,臧克家着手整理个人诗歌创作档案。在整理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战时创作的手稿,其中包括1938年在河南前线写下的战地诗篇。这些诗作此前因战乱辗转,一直未能发表。臧克家对这些诗作进行了修订,编入《战地诗抄补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初,臧克家开始编写回忆录。他每天工作六小时,详细记录了自己与文学的一生交往。在写作过程中,他多次回到故乡山东,重访童年生活过的地方。这些实地考察帮助他确认了许多历史细节。这部回忆录后来以《我与诗歌半世纪》为题出版。
1988年,臧克家迎来了八十大寿。在北京举行的祝寿会上,许多诗人带来了自己的新作。郭小川的儿子专程从上海赶来,带来了父亲生前珍藏的一些信件和手稿。这些材料记录了两位诗人在50年代的文学交往,成为了重要的文学史料。
1990年,臧克家完成了最后一部诗集《暮年集》的创作。这部诗集收录了他晚年创作的七十余首诗,主题多为对人生的感悟和对诗歌的思考。其中,《访旧居》一诗记录了他重返故乡时的所见所闻,《赠青年诗人》则寄托了他对新一代诗人的期望。
1991年秋,臧克家最后一次参加《诗刊》编委会会议。会议讨论了新时期诗歌创作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在会上,他建议设立青年诗人专栏,为新生代诗人提供更多发表机会。这个建议得到采纳,《诗刊》随后开设了"新人新作"专栏。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期,臧克家仍然保持着对诗歌的热爱。他经常邀请青年诗人到家中座谈,与他们分享创作经验。在他的书房里,一直摆放着各个时期的《诗刊》合订本,这些刊物记录了他与中国新诗的深厚渊源。